時間社論|攤販獲制度空間，不要錯讀為執法的「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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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京報》報道，日前國務院公布《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辦法》規定，在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場所和時間，銷售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不再屬於無證無照經營。

對此，有媒體將此事解讀為「寬容」，認為「對於小商小販多些寬容，改變一味打擊壓制的思維，必須管的要管，能寬容的要寬容，該扶持的要扶持，這才是民生之福、大眾創業之福」。

然而北京時間認為，這種觀點純屬對法治社會缺乏起碼的認知和理解，不但錯誤解讀了制度給予攤販們的生存空間，也沒有理解法治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則，甚至對於一些攤販和執法部門都存在誤導。

客觀說，當下社會中存在大量無照經營行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城市出現的攤販，一方面他們確實與現行法律規範相衝突，容易遭到執法部門的處理；另一方面他們也確實滿足了人民群眾部分需求，甚至在一些局部還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尤其是公共服務暫時無法完全覆蓋、深入的領域，更是有重要作用。

國務院的《辦法》，既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攤販提供產品、服務的需求，又照顧到了攤販養家糊口的實際情況，同時是在現有法規制度的框架下，給出了攤販生存的制度空間，可以說是一個善政。

但同時應該注意到，《辦法》本身具有行政法規的屬性，而法律法規則帶有相當的剛性，是在權衡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的基礎上形成的，「寬容」這個詞並不適合形容一部法規，尤其是不能推導到執法環節。

比如對指定的場所和時間的指定經營行為當然可以不予處罰，但是如果超出了場所、超出了時間、超出了經營範圍的行為，則毫無討價還價的空間，必須嚴格處罰。把制度空間解讀為不分時間、地點、場合的寬容屬於對規則運行的無知。

這其中，首先是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可能被損害，一些商販擅自越界，變成擾民行為，甚至形成霸佔路口、損毀樹木、破壞環境、打人罵人、缺斤短兩的黑市場。如果以為可以「寬容」，覺得商販是弱勢群體就聽之任之，恐怕背離了《辦法》的初衷。

同時，從地方政府層面看，開辦這樣的市場獲益寥寥，卻要支付大量的管理成本，那麼唯有嚴格依照《辦法》的授權才能進行合理的市場設置。如果一味要求「寬容」，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辦一個市場等於找來一堆麻煩，製造一堆隱患，那麼還不如不辦，這樣本來制度留出的空間也被架空了。

而從攤販層面看，到指定場所、指定時間經營，仍然需要支付一定的時間、體力等成本，當然不如堵在小區門口、行人便道上擺攤方便。如果執法部門一律都「寬容」，甚至不去指定場所，不按指定時間，不限經營範圍，那麼無疑就成了能不去就不去，這實際上成了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真正誠實、守法的攤販反而競爭不過那些擾亂社會的攤販。

那麼反觀那些叫嚷「寬容」的媒體，大概忘記了法治社會也是「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而執法環節的「寬容」只是在授權範圍內的選擇而以，絕不是跳出現有執法框架，舉著「寬容」的大旗去枉法放縱，否則只能製造社會的混亂和秩序的喪失了。

因此，對於執法寬容的呼籲，或許換為如何進一步規範執法，強化細節入手，或許是更加理性和現實有效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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