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級外交官眼中的蘇聯

在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已喪失信念的情況下，卻還要每時、每事、每地弄虛作假——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

在讀《歷屆外交部長的命運》一書的過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蘇聯高級外交官叛逃美國的故事。不久，在學校的圖書館里，我偶然翻到了這位外交官的自傳《與莫斯科決裂》（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

阿爾卡季·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於烏克蘭，前蘇聯高級外交官。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研究所學歷。先後在蘇聯外交部國際組織司、駐聯合國代表處工作。後任外交部部長顧問、聯合國負責政治和安理會事務的副秘書長。1978年叛逃美國。

叛逃他國的原因一般有三種：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責任；三，受到金錢或美色的誘惑。舍甫琴柯的叛逃屬於哪種情況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親是一名有地位的醫生，哥哥在衛國戰爭中犧牲。他深受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的賞識，43歲就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前途無量。

在他叛逃之後，蘇聯方面說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說這是造謠和中傷。他的同事維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認為舍甫琴柯酗酒。（見《在冷戰的戰場上：一位蘇聯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屬實，酗酒如果不誤事，那也不是大毛病。似乎舍甫琴柯沒有因為喝酒誤事或在外交場合失態。顯然，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舍甫琴柯從小到大一直很順利。他靠自己的才識和機遇進入了上層社會。「上層人物和芸芸眾生不同，他們享有獨特的廣泛特權：高薪金、高級公寓、別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機駕駛的汽車、火車上的專座和卧室、機場貴賓待遇、外人不得進入的遊覽場所和醫院、專供他們子女上學的學校以及供應減價出售、數量充足的消費品和食品的商店。他們居住在遠離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事實上，高幹系統的最高級人物和大多數群眾之間，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萬里長城的屏障把他們隔開。」（第205-206頁）

「以葛羅米柯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從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其他人幾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宮塗成金色的陳舊而寂靜的走廊里隱藏著一座博物館——一座思想的博物館，肉眼可以看得見，但卻象琥珀所包裹著的一隻蒼蠅一樣，已成為化石。那些因保存這種古迹而飛黃騰達的人，企圖強迫蘇聯人民相信一個以烏托邦神話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第22頁）
但是，這些物質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認清了社會主義的虛偽面目。黨和人民的利益只是幌子，所有官場上的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在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已喪失信念的情況下，卻還要每時、每事、每地弄虛作假——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頁）

舍甫琴柯厭倦了這個虛假的制度，無處不在的克格勃，以及無事不管的黨組織。於是他決定離開這個醜惡的地方。他說：「我一貫熱愛俄國，今後仍將永遠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這個政權以及支撐它的那個社會制度。」（《前言》）因此，他說自己是「決裂」而不是「叛逃」。

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國官方表達了離開蘇聯的願望。不料，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求他做間諜。此後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時間。叛逃是他的願望，但是做間諜卻不是他情願的。他的自傳的第一部分就是「並非甘願當間諜」。

《與莫斯科決裂》透露了蘇聯外交系統的一些見不得陽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長）利用出國的機會購物，甚至走私物品掙錢。蘇聯駐外使館中的工作人員有相當比例的克格勃或軍事情報局成員。蘇聯甚至把間諜大量安插進聯合國。

此書也有較多關於中蘇關係的內容。在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中，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在政治局會議上積極主張對無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頁）這個記載可謂聳人聽聞。如果所載屬實，當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目前，這一記載尚缺乏官方檔案的印證。

叛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國過著公開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終蒙在鼓裡，回到蘇聯后不久就自殺身亡。他的一對兒女受到牽連，所幸沒有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這比斯大林時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被連累。舍甫琴柯在美國再婚，20年後病死。

《與莫斯科決裂》記載了舍甫琴柯一生親歷的大事，透露了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鮮為人知的一面。儘管他對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處理，但是措辭相當直率。他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況下發表自己的看法，也無需惴惴於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

此書對叛逃前後的心理歷程描寫得非常詳細。把那種變節者的恐懼、焦慮和期望的心態描寫入微，看起來比較真實。伊斯拉俄良認為舍甫琴柯在此書中有自誇的成分。我無意評論舍甫琴柯與莫斯科決裂的對錯與否。但是，他的行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親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