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科綜述 18 | 王寧：消費社會學研究綜述

編者按

《社會學研究》編輯部每隔數年就會組織學界翹楚撰寫相關分支學科領域的研究綜述，發表在周期出版的《社會學年鑒》上。年鑒學科綜述已然成為社會學成長的一個忠實記錄，完整地揭示了社會學自恢復重建以來走過的歷程和探索的脈絡。鑒此，《社會學研究》特開闢「年鑒學科綜述」專欄，對以往的學科綜述加以回顧和重訪。首批，我們將推送《社會學年鑒2011-2014》（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刊載的學科綜述。在此，也特別感謝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授權。

消費社會學研究綜述

王寧

過去的4年（2011—2014年）是國內消費社會學研究快速推進、成果豐碩的4年。一方面，在這期間湧現了一批學術著作，以及一批對消費社會學學科進行理論和方法論反思的論文，代表著消費社會學基礎理論的紮實推進；另一方面，有關消費社會學的本土化的實證研究得到實質性發展，學者們扎紮實實地從事調查和田野研究，積累了豐富的定量數據和田野資料，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消費社會學的各種研究主題。具體來說，學者們在這4年期間的研究主要圍繞下面十個主題展開。

一、消費社會學的基礎理論與方法論的反思

消費社會學是從國外引進的一門分支學科，國內的學者在從事國內的消費現象的研究的過程中，主要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框架。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讓我們少走彎路，但也會帶來一些弊病，如：用西方的理論來「裁剪」或「切割」的現實。有鑒於此，學者們進行了各種學術反思。

朱迪（2012a）發現，目前國內學術界在消費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實證研究，缺乏相關理論的建構。在理解的消費問題上，不得不依賴傳統的西方理論。她倡導一種「批判」和「發展」的眼光來應用西方理論。她主張在外來文化和本地文化互動的全球化理論的框架中來解釋消費行為。她的著作《品味與物質慾望：當代中產階層的消費模式》（2013）就是貫徹這一理念的傑作。

用西方的理論概念來「裁剪」現實的一個例子是國內關於的消費主義的研究。據朱迪（2012a）的觀察，很多國內的文獻將在新出現的消費現象盲目地歸結為「消費主義」。她認為，「消費主義」是一種起源和發展於西方且具有爭議的名詞。用這樣一個語義含混的概念來指涉的各種新興、複雜的消費現象，顯得過於簡單化。無獨有偶，吳金海(2012)也對國內關於消費主義研究中的簡單的「貼標籤」現象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由於國內學界傾向於對「消費主義」賦予強烈的道德貶義，消費社會研究呈現單一的批判基調，現實中千姿百態的消費現象在許多學者眼裡幾乎都成了批判的對象。國內一些學者習慣於把消費主義視為外來物，同時立足於自身傳統「節儉」或「禁慾」的價值觀立場，認為作為「外來物」的消費主義與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他認為，學術界對消費主義的理解上出現了典型的「過敏」癥狀。如果不能克服「過敏症」，那麼，對消費主義的批評將會變得蒼白無力。

當然，強調學者要避免簡單地用西方的概念來「裁剪」的現實，並不是說學者就可以完全撇開西方的理論或文獻。事實上，理論只存在「好」與「壞」之分，不存在「中」與「外」之分。有鑒於此，王寧（2013）在與西方的「消費自主性」這個主流研究範式的對話中，提出「消費嵌入性」的研究範式。他認為，消費的自主性和消費的脆弱性是現代消費生活的兩個基本特點。但是，在消費研究的主流文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消費的自主性」 範式。這一範式忽略了現代社會中由系統所引發的消費的脆弱性。為了更有效地應對消費的脆弱性，需要建立新的理論工具和新的研究範式。他提出「消費嵌入性」 的研究範式，並將其運用於分析的消費實踐（王寧，2014a）。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研究消費，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響應（方勁，2012；趙衛華，2014；林曉珊、張翼，2014）。方勁（2012）也提出，要從制度不確定性的視角來研究消費。

對消費社會學理論的反思還體現在對西方消費社會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例如，波德里亞已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對象（鄭震，2014）。對布迪厄和鮑曼的消費社會學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朱偉珏，2012a,2012b；汪冬冬，2013）。關於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消費社會理論的研究也取得顯著成果（閆方潔，2012）。

學者們對消費社會學視角的解釋力也進行了反思，並試圖把消費社會學的視角擴展到分析一些表面上似乎同消費沒有關係的現象。張敦福與吳玉彬（2012）就試圖運用消費社會學視角來對有關工人階級意識研究進行新綜合。文軍與羅峰（2014）則試圖從消費社會學視角來分析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現象。

除了對消費社會學的基礎理論進行反思，學者們還從方法論角度對消費社會學研究進行了反思。例如，朱迪（2012b）對混合研究方法進行了方法論反思。她以中產階級消費模式的研究為例，詳細闡述了該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論、具體研究策略及其應用。

二、消費社會的形成、性質及其社會—文化後果

消費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之一，是對消費社會的研究。它關注的問題是：消費在社會發展中具有什麼作用？消費社會有什麼性質和特徵？其後果是什麼？

在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生產主義視角佔據主導地位。雖然生產主義視角對社會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仍然留下了解釋的盲點。如果採取消費的視角，那麼，這些盲點就可以克服。例如，李新寬（2013）就運用消費的視角來分析世界歷史何以從農本向重商的轉變。張敦福、段媛媛（2012）分析了西方消費社會的形成、性質及其社會後果，揭示了社會物質化以後人與人社會關係貧乏的結果。

學者們也意識到，消費社會是與市場經濟相聯繫的，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只要奉行市場經濟，消費社會就是一個繞不開的發展階段。就來說，消費社會的到來，同樣不可避免(莫少群，2012)。 但消費社會是一個令人好惡交織的社會。它是經濟邏輯的產物，但也造成一系列社會與文化的後果。例如，朱偉珏（2013）把自戀主義看作消費社會的後果。她指出，自戀主義對公共及私人領域均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消費社會還把原來許多不可作為商品的東西，都變成了可供交易的商品。例如，人的親密關係，也變成可以通過交易消費的商品（潘綏銘、侯榮庭，2014）。陳曉敏、楊柳（2012）則揭示了消費社會中性如何成為商業營銷手段的過程和後果。她們發現，消費領域中性符號的多種形式的呈現，成了商業和娛樂業運作的主要手段。性被納入消費主義所培養的享樂主義運動中，成了消費主義一個有力的輔助。

三、消費全球化

隨著全球化研究範式在社會科學中越來越普及，消費全球化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重視（朱迪，2012a；王寧，2012a）。在全球化的今天，富裕的西方消費社會與貧窮的發展家之間不再僅僅限於功能上或經濟上的聯繫。藉助大眾媒體和人口流動，前者對後者在文化層面上的影響越來越大。

王寧（2012a）試圖對西方的消費全球化範式進行理論上的整合。他發現，在有關消費全球化的研究中，存在三個不同的命題：全球同質化命題、文化混合化命題、不均衡全球化命題。王寧試圖用嵌入性的理論框架來對這三個命題進行整合。在他看來，「全球同質化」命題實質上描述的是一個產品脫嵌的過程，「文化混合化」命題所揭示的是脫嵌產品的再嵌過程，而「不均衡全球化」命題則分析了脫嵌產品在其再嵌過程中的嵌體結構及其對再嵌過程的影響。

消費全球化還體現為人們的跨國實踐。人們能動地利用全球化框架下的地方差異來分別實現人的不同方面的價值的最大化兌現。基於對美國的福州移民的兩棲消費現象的研究，黎相宜與周敏（2014）揭示了國際移民跨境消費中的消費的社會價值的最大化兌現的邏輯。她們區分了消費的兩種價值：功能性價值和非功能性價值。功能性價值指的是個人對於商品所帶來的用於完成其基本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需求。而非功能性價值指的是個人對於商品所期望的、除去功能性價值的需求，如享樂價值和社會價值。她們認為，國際移民在移居地的消費活動大多只能實現消費的功能性價值，但消費的非功能性價值則受到不同程度的結構性限制。在全球化和區域性不平衡發展的脈絡下，國際移民又有可能將消費的非功能性價值通過跨國實踐從移居地轉移到祖籍地來實現。

消費全球化中的跨國消費實踐不但包括國際移民回到祖籍地進行「地位消費」，而且包括發展家的中產階層成員跨境到富裕的西方消費社會中從事旅遊、購物和其他各種消費體驗。例如，的中產階層把他們的子女送到國外遊學，就是一種典型的跨國消費實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產階層子女的國際遊學是中產階層的隔代文化資本的投資方式，是階層化的文化體驗（徐盈艷，2012)。

四、消費現象的制度嵌入性

消費不但是一種符號表達（周素戎、朱虹，2013），而且是一種制度性行為。消費不但可以彰顯消費者的主觀能動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和社會結構的約束。因此，對消費現象的社會學研究，不能僅僅限於符號分析的角度，而且也必須採納制度分析的視角。王寧（2014a）在其著作《家庭消費行為的制度嵌入性》中，系統地論述了制度分析視角對於消費社會學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從制度視角來對消費行為進行分析。

從制度分析的視角出發，可以解釋許多符號分析視角所無法分析的中觀層面和宏觀層面的消費現象。林曉珊與張翼（2014）把制度變遷作為消費不平等的分析視角，揭示了消費不平等的深層根源。他們通過對制度變遷中私人消費領域和集體消費領域不平等狀況的考察，發現消費不平等不僅與個人在市場化中的境遇有關，而且與國家一系列集體消費模式的制度轉型密切關聯。趙衛華（2014）也從涉及私人消費與集體消費的關係的制度安排來分析城市居民的民生（即消費模式）的演變。趙鋒（2014）則從生活實踐邏輯和制度邏輯的互動來分析信用卡消費現象。

五、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及其身份認同建構

消費領域的社會分層與社會不平等是近些年消費社會學領域的熱門研究話題（侯玲，2013；扈海鸝，2012；林曉珊、張翼，2014；李春玲，2014；孟蕾，2014；張楊波，2011；張品、林曉珊，2014；朱迪，2014）。這些研究既有側重分析工人階級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揭示了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不平等（扈海鸝，2012）；也有分析大學生內部的消費不平等（朱迪，2014）以及大學生文化消費不平等（孟蕾，2014）；還有分析交通工具（如是否選擇乘坐高鐵）消費上的不平等（張楊波，2011），以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消費資源和機會上的不平等（王寧，2014b）。但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分析農民工，尤其是在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以及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不平等上。

儘管農民工人力資本的市場地位以及不平等的制度約束了農民工的消費能力（孫鳳、王少國，2013），消費對於農民工的身份認同還是起著重要作用的。王雨磊（2012）通過分析大樣本的定量數據顯示，消費對於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具有顯著影響。趙曄琴與梁翠玲（2014）基於2010年度綜合社會調查的資料（CGSS 2010)年的數據，分析了住房消費對於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紀江明等（2013）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來務工人員情況」問卷調查數據,對新生代農民工消費方式轉型與身份認同困境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行為和身份認同上試圖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費方式,不斷加強和建構對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認同。但是，由於受到整體收入水平、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城鄉二元制度及其社會觀念等方面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方式呈現 「二元化」的特徵。高夢媛與鄭欣（2013）從娛樂消費的角度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他們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方式、心理態度等方面與老一代存在著較大差異。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觀念上更加認同城市的文化娛樂消費方式，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態度也更加積極主動。

儘管侯玲（2013）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階層固化的問題，但他們依然具有炫耀性消費行為（金曉彤、崔宏靜，2013）。然而，炫耀性消費無法充分刻畫農民工消費的全貌。有鑒於此，王寧與嚴霞（2011）通過對廣州市J工業區服務業打工妹身體消費的質性研究，揭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兩棲消費與兩棲認同的對應關係。游偉蓀（2014）認為，農民工的回鄉消費，納入了鄉村社會的消費攀比與競爭的邏輯之中。她通過對江西省Q鎮在外務工青年駕車回鄉現象的研究發現，駕車回鄉固然為農民工回鄉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和方便，但同時也具有身份展示的效用。回鄉蓋房也成為農民工的一種補償性消費策略。張品與林曉珊（2014）發現，雖然農民工消費不起城市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商品房，但是他們可以通過無償的宅基地使用權在農村社區實踐城市生活方式，建設現代化的住宅。農村居民將現代住宅引入農村社區之中，也是對城鄉居民住房不平等的一種反應。

如果說，戶籍制度構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礙，那麼，是否意味著農民工如果獲得城市戶籍（農轉非）就可以充分實現城市融入呢？事實並非如此。梁晨（2012）認為，城市化不僅僅是獲得城市戶籍、實現制度性身份的轉變（農轉非），而且是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市民化。

六、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

對中產階層的研究是近些年來的熱門領域，其中也包括對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的研究。朱迪（2013a）在其著作《品味與物質慾望：當代中產階層的消費模式》中，以全球化、城市化和擴大內需為背景，利用全國大樣本調查數據和對30位中產階層成員的訪談資料，從日常消費、物質文化和品味三個維度對中產階層的消費模式和消費傾向進行了深入研究。她發現，現有文獻在研究中產階層消費者時，常常強調一種「他人導向型的消費傾向」——熱衷炫耀性消費。但是，她的研究顯示，中產階層在其消費實踐中呈現自我導向型的消費傾向。中產階層成員對樂趣和舒適的追求是審美辯護的一種顯著形式，量入為出是主要的道德辯護（朱迪，2013a,2013b）。朱迪（2013c）還從城市化背景下對「邊緣中產階層」上升到中產階層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

李春玲(2011)基於全國抽樣調查數據，描述了中產階層的家庭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家庭耐用品擁有率、消費行為模式及住房和汽車消費，並比較了中產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差異。結果顯示，中產階層展現出與其他階層不同的消費特徵,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正在形成。大多數中產家庭保持著適度的、可持續的或逐步提升的消費水準。孫秀林與張璨（2014）運用問卷調查數據對上海青年中產階層的奢侈品消費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顯示，中產階層的主觀認同地位比其客觀階層地位更影響奢侈品消費。李懷與程華敏（2014）則對中產階層的一個特殊群體——大學教師——的旅遊消費體驗進行了研究。他們分析職業習慣、制度環境和文化資本等非經濟因素與同質性遊客群體的旅遊消費體驗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大學教師的旅遊消費體驗呈現出專業型、探索型、審美型、休閑型與補償型五種不同的「鏡像」。

七、消費行為模式

除了從分層的角度研究消費，學者們也從更一般的角度研究消費者的行為模式。具體來說，這些研究包括消費者行為研究、儀式消費研究和生活方式研究。

（一）消費者行為

吳金海(2011)提出了「差異化的進化」的分析角度。他從這一視角出發，回答炫耀性閑暇如何被炫耀性消費所替代，以及炫耀性消費如何被符號消費所替代的問題。他認為，人們通過消費表達與他人的差異（差異化），是為了達到某種效用，即差異化效用（以下用「U」表示）。它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第一，該差異化手段的社會注目度（以下用「I」表示）。第二，該差異化手段在社會中的使用可能度（以下用「P」表示）。很顯然，I和P對U起著相反的作用，當I和P出現同時變動時我們很難確定U的最終變化趨勢。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當P為定值時，U值隨著I值的增大而增大；當I值為定值時，U值隨著P值的增大而減小。顯然，差異化的進化是存在客觀規律的。

吳金海（2013）還從「效率性消費」的視角出發，就「兩棲消費」的概念與王寧進行商榷。他認為，王寧所提出的「兩棲消費」所描繪的消費者既節約又闊綽的消費策略，可以從山崎正和所提出的「效率性消費」中得到另外一種理解，即「兩棲」消費中的「節儉主義」和「享樂主義」其實都遵循了統一的「效率性」原則。

王寧（2011）則從場域邏輯的角度對炫耀性消費進行了重新解讀。他發現，凡勃侖提出的炫耀性消費的概念含義模糊。相應的，學術界對這一概念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包括競爭主義範式的解讀和規範主義範式的解讀。王寧通過兩個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了競爭主義範式和規範主義範式在解釋力上的不足，並提出了炫耀性消費的「場域邏輯」的觀點。

張敦福（2012）對上海的團購現象進行了研究。他發現，近些年，越來越多的都市居民（以年輕白領為主）在網路媒體公司組織下，參加砍價師與供應商的集體砍價活動，獲得比一般市場零售更優惠的價格和服務。他的研究顯示，團購是一種新的消費形式，但團購既不同於單位制下的集體主義，也有別於日本和法國的消費者運動，消費者更多的是在網路傳媒等商業公司組織下「多、快、好、省」地滿足自身需求的相對弱者。

關於支付行為的研究也在近年取得進展。王寧（2014c）發現，在人的朋友聚餐活動中，存在著「搶單」的現象。「搶單」的結果是輪流買單。這種現象涉及一個更為一般的「人情結算周期與義務承擔模式」的問題。他認為，「搶單」制既是一種道德表演機制，也是一種通過積極主動地履行私人義務以再生產社會資本的一種方式。陳文超與陳文（2012）則研究了哈尼族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消費賒賬形式。他們發現，在「春種秋收」農業經濟模式中，消費賒賬具有使村民的日常生活得以維繫和延續的功能。在實踐中，地緣與情感因素的疊加使坐商的賒賬發生率高於行商。消費賒賬是一種生活型經濟行動，是在「互惠」支配機製作用下的實踐經濟。趙鋒（2014）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了信用卡支付現象。他從消費者生活風格的內在關聯性和資本體制的現實性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信用卡消費實踐所蘊含的邏輯。

一些學者則進一步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來研究消費者行為。李聰等（2014）從社會性別視角出發對西部貧困山區農戶家庭消費結構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於家庭消費傾向的改善和消費結構的合理化，當農戶中兩性之間越是趨於平等時，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就越大。此外，妻子貢獻家庭主要收入時，其家庭消費傾向於教育投資。當家庭傾向於性別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權力較大時，其消費支出較多，消費水平較高。池上新(2013）以廈門的調查數據為基礎，研究了城市居民名牌消費的性別差異及其原因。他也發現，城市居民的名牌消費行為存在性別差異。方英(2011)則從「性別政治」與「生活實驗」的角度分析了當地城市居民家務勞動分工的實踐邏輯。

（二）儀式消費

蔣建國（2012）論述了儀式消費及其時代意涵。他指出，儀式是連接過去和現實的橋樑，對民眾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取向起著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由於消費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方面的影響，當下社會出現了儀式消費異化的現象。楊天保與袁麗紅(2013)則對少數民族的禮俗消費進行了人類學分析，揭示了禮俗消費乃是「禮俗交往經濟」的一部分，而「禮俗交往經濟」則是近代廣西農村的「內循環運行機制」。閔學勤（2011）則從儀式消費的角度解讀了當地城市青年的住房消費現象。他指出，城市青年的購房行為已從集體消費轉向集體展演，對住房的認同已從經濟資本擴展到符號資本。孫沛東（2012）對「文革」期間廣東居民的著裝時尚研究，揭示了居民的日常著裝行為如何演變成一種政治宣示儀式。

（三）生活方式

王雅林(2013）回顧了30年來開展生活方式研究的歷程，揭示了生活方式研究的現時代意義。他力圖突破西方社會學研究範式，以「生活論」為解釋框架，指出社會的實質是以生活為內在核心結構，以生活需要為內驅力，在整體結構關係中的組織和個人互動生成所形成的動態複合體；而我們要建設的「好社會」就是，組織機構和個人在特定的結構關係中共同呵護生活、日益滿足人們過更好生活願望的社會，由此決定了生活方式問題將成為「好社會」建設的必要條件。生活方式在「好社會」建設中具有作為價值導向的「意義系統」、作為生活資源的「配置系統」、作為主體的「調適系統」和作為社會運行的「軟動力系統」四大系統功能。王雅林（2012）還通過對「生活型社會」的論述，解釋了為什麼不能選擇西方「消費社會」的發展模式。趙麗娜與鞠曉峰（2013）通過分析生活與消費的關係，揭示二者關係的錯位，即：消費由生活服務的工具變成了一切活動的終極目標。它導致一系列負面社會後果。郭景萍與陳小娟（2013）則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廣東人的生活方式。

八、新技術產品的消費：手機、網路與汽車

隨著手機、社會媒體、汽車等新技術產品在日常生活中佔據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對這一類新技術產品消費的社會學研究也日漸多了起來。

孫秋雲與費中正（2011）透過西江苗寨的手機消費現象，揭示了農村地區興起的消費現代性及其相應的社會變遷。楊嫚（2011）通過武漢新生代農民工的手機使用的研究，揭示了新技術產品對於身份建構的作用。但是，她發現，受到其日常生活與生活情境的影響，農民工的手機消費並不能從根本上重塑他們的社會身份。 朱迪與陳恩海（2014）通過調查發現，大學生的手機消費體現出文化品位的「全球化」，但同時也體現出理性。徐波與朱麗麗（2013）對蘋果品牌手機消費的迷（或「冬粉」）群體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蘋果迷群體利用蘋果產品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領地」，並在「領地」里展示自己的符號生產力、聲明生產力和技術生產力。作為商品消費者，「蘋果迷」與大眾文化工業具有「收編」與「反收編」的特殊關係。

林曉珊（2011）通過青年的網路消費來分析當代青年消費文化的變遷。他指出，作為一種新的消費工具，網路消費使當代青年消費文化具有消費觀念的超前性、消費行為的時尚性、消費需求的差異性和消費方式的便捷性的特徵；作為一種新的消費空間，網路消費呈現出了流動性、隱秘性和意識形態化的特徵；而作為一種新的消費體驗，網路消費給當代青年帶來了新奇體驗、認同體驗以及現代性的「好惡交織」體驗等方面的新內涵。王雨磊（2014）對都市青年的汽車消費的實質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消費過程實為一場遊戲，而汽車消費品則為遊戲中的重要道具。

九、地方作為總體性消費品與產業轉型升級

近些年國內消費社會學發展的一個動態是把消費與產業轉型升級聯繫起來。王寧（2014d）認為，具有高人力資本的人才往往更看重地方作為一個總體性消費品的質量。他們的擇地行為影響了高新技術產業公司的選址行為。而城市政府為了吸引高新技術公司，不但要考慮這些公司的盈利需要，而且要考慮人才的舒適物偏好。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地方作為總體性的消費品質量構成助推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力量。

那麼，地方作為一個總體性消費品，其構成是什麼呢？王寧（2014d，2014e）認為，它的主要構成是各種舒適物。王寧（2014e）借鑒經濟學中的「消費外部性」理論，認為集體消費品（舒適物系統）也是一種資本；但它不是傳統的生產型資本，而是一種消費型資本。地方作為一個總體性消費品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中的作用，主要藉助的是地方分層機制，即通過地方分層吸引人才從低層的地方向高層的地方流動（王寧，2014f）。

既然人才流動對於產業升級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那麼，人才流動如何同消費聯繫起來呢？王寧（2014g）認為，消費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一個向度。消費流動不但涉及與市場相聯繫的社會不平等，而且涉及與再分配機制相聯繫的社會不平等。通過引入消費流動的向度，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理論就不但解釋了個體之間或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而且解釋了地方之間的不平等。它有助於分析地方與地方之間在人才競爭上的優勢與劣勢的體制根源。

十、消費問題

近些年，學者們也對一些重要的消費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消費者權利及保護

胡楊玲、周林剛（2012）揭示了當前弱勢群體在文化權利上面臨的困境。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還沒有惠及廣大弱勢群體。他們認為，政府必須通過各種政策確保弱勢群體的文化權利。消費者維權運動也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林曉珊（2012）探討了消費維權運動中的市場、國家與消費者組織的關係，提出了消費公民權的一個分析框架。他通過對2009年以來轟動全球的「豐田召回事件」 的剖析，探討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如何遭到跨國公司的侵犯，以及國家與消費者組織在消費維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遇的尷尬。

（二）宏觀領域的消費問題

在宏觀領域的消費問題中，最突出的是「三公消費」問題。嚴霞與王寧（2013）通過對一個縣級政府的個案研究，揭示了「公款吃喝」的隱性制度化過程。王寧（2012b）還對國家在擴大消費政策上所隱含的矛盾——對居民的消費欲進行「符號刺激」和對居民的消費力進行「結構抑制」——進行了分析。這一矛盾則與「消費私民化」（王寧，2014h）有內在的關聯。王寧認為，消費供給模式現代化的制度包括消費的市場化制度和消費的社會化制度。的消費供給模式的制度特徵體現為「長於市場化制度，短於社會化制度」。它使的家庭消費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消費私民化」趨勢。消費私民化包括結構性和文化性兩種類型：二者相互促進，並在一定條件下陷入惡性循環（王寧，2014h）。

（三）農村消費問題

農村消費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重視。侯俊芳（2013）發現，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部農村地區普遍出現婚姻高消費等現象。賀雪峰(2011)研究了農村的人情往來及其日益加碼的送禮給農民居民所造成的負擔。他認為，農村人情普遍出現了異化。徐京波(2013)研究了農村個體化趨勢與消費主義在農村蔓延的關係。他認為，消費主義的流行瓦解了農村的互助關係，鄉村社會日趨個體化，農村社會關係出現危機。

（四）消費、犯罪與山寨消費

消費與犯罪的關係是一個被國內學者所忽略的問題。楊玲麗（2011）基於改革開放30年的統計數據的分析,對消費與犯罪的關係進行了研究。她發現，改革開放30 年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成就，犯罪率也在節節攀升。她認為，犯罪率的攀升與進入消費社會和日益變遷的消費文化密切相關。她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微觀個體層面的「消費支出」和「消費結構」、中觀社會層面的「消費差距」、宏觀政策層面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均對犯罪率有著顯著的正影響效應。社會中的另外一個消費問題是「山寨」消費，即仿冒品牌的消費。焦若水(2011，2014)從宏觀社會學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認為，山寨消費是一種典型的亞文化。山寨消費其實是一種底層消費者對符號霸權的反抗活動。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專欄往期回顧（點擊標題即可直接閱讀）

年鑒學科綜述 01 | 趙立瑋：社會理論研究綜述

年鑒學科綜述 02 | 黃榮貴：社會學研究中的方法：現狀與趨勢

年鑒學科綜述 03 | 肖瑛：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轉向

年鑒學科綜述 04 | 張麗萍：人口政策變遷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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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鑒學科綜述 06 | 劉軍：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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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鑒學科綜述 10 | 關信平：社會政策研究及學科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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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鑒學科綜述 14 | 洪大用、龔文娟：環境社會學研究述評

年鑒學科綜述 15 | 符平：新征途上的經濟社會學

年鑒學科綜述 16 | 黃家亮：法律社會學學科的新進展

年鑒學科綜述 17 | 鄭磊：國內教育社會學研究綜述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社會學年鑒2011-2014》，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