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 | 洋儒狄培理的「溫情與敬意」

狄培理

美國著名漢學家，1919年生。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953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東亞系主任、副校長。2017年7月14日逝世。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世界大同的儒者。

7月14日，國際著名漢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在紐約寓所安靜睡去，享年97歲。

狄培理被譽為繼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也是西方學術界「新儒家」的開創性人物。在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在北美推展對宋明理學的研究，編寫學術、通識著作三十餘冊，其中包括《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儒家的困境》《亞洲價值與人權》《的自由傳統》等已翻譯成中文的著作。

他先後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副校長，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等職，畢生致力於推動海外研究，一生收穫諸多高規格的榮譽、勳章。

2016年9月，狄培理被授予全球獎金額最高的學術獎「唐獎」漢學獎，以表彰其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作的貢獻。

漢學知音

狄培理生於1919年，在靠近紐約的新澤西州長大。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大學部期間，他對東亞文化發生興趣，並選修了中文。

二戰爆發后，他應徵入伍，在美國海軍受命學習日文，效力於情報部門。戰爭期間，他隨美軍部隊踏上沖繩、日本等地。這趟遠東經歷讓他再次燃起對儒家學說和東亞文明的興趣。在妻子范妮的鼓勵下，脫下軍裝后，他回母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1948年，受富布賴特基金會的資助，29歲的狄培理到燕京大學學習交流一年。

在未名湖畔，這位大高個兒的美國青年結識了錢穆先生，並閱讀了他的諸多論著。他對錢穆保持著高度敬意，視其為一生的師長、是引導他研究思想「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對這位有志於東亞研究的美國青年，錢穆為他取了一個頗具宋明理學意味的中文名字——「狄培理」。后因出版翻譯中的疏漏，他此後三十年間以「狄百瑞」之名為中文世界所知。直到2016年他榮獲「唐獎」，九旬高齡的老學者委託委員會昭告天下，正式把「狄百瑞」更正為「狄培理」。

1949年，狄培理離開大陸。在香港、日本短暫學習后，他回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開始一系列對儒家思想史、尤其是宋明理學的研究和探索。

在北平，他親眼見到懷抱救國理想的知識精英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1949年後人對傳統的廢棄和隔膜，更讓他感受到「花果飄零」之痛。

狄培理認為，孔子和儒家學說在近代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了，歷史地看，要儒學對歷史上所有的落後和黑暗負責是不公平的。

他以纏足為例，纏足「經常被當作顯示儒學殘忍﹑扭曲﹑男權至上的罪惡標誌」，但從起源上來講，這種現象出現在儒學陷入低潮的唐代。從觀念的聯繫上來說，「裹足與佛教或者儒學的關聯程度，並不大於西方鯨魚束身內衣或者細高跟與基督教的關聯。」

在198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演講中，狄培理不無諷刺地提到：幾十年禁談任何有關孔子的議題，文革期間「四人幫」組織「批林批孔」時，不得不先讓孔子復活。

「從此以後，孔子『陰魂不散』，就像希區柯克的電影《怪屍案》里的哈里一樣，孔子拒絕被埋葬。」

儒家的困境

自由傳統與儒家困境

1982年，狄培理受香港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邀，以「人之更新與道統」、「朱熹與自由教育」、「新儒學思想中的個人主義」、「明代理學與黃宗羲的自由思想」等專題作了一系列有關儒家自由傳統的學術演講。

這後來整理出版為《的自由傳統》一書，成為狄培理在國際漢學界中影響最廣、引發最多爭議的著作。

在該書里，狄培理以宋明理學的傳統為脈絡，描繪、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義特質，論及新儒學「學以為己」的個人自發色彩，強調自得、相互激勵等價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識分子自任於天下的責任感。他認為黃宗羲正代表了這種自由主義特質的新綜合。最後，對這種自由思想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進行討論。

在西方學者看來，狄培理在傳統文化中發掘「自由主義」傳統的嘗試，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神話」。而本土學者也批評他「過於理想化和浪漫化」。

批評者認為：狄培理基本上是以宋代儒者如朱熹、程頤等人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來探求的自由傳統。而宋代之所以有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氣象，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宋太祖建國之初在太廟寢殿留下「不殺大臣和言官」的祖傳家法。在兩千多年的帝國史上，這只是一個例外。以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士大夫的精神氣象和政治行為，來抽繹古代的自由傳統，顯然偏離整體的歷史事實。

而被狄培理推崇備至的「自由主義思想集大成者」黃宗羲，另一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則在其著作《儒教及其現代命運》中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黃宗羲只是一個儒家的改良主義者，他所做的僅能夠告訴一個的皇帝應做什麼,以及一個中華帝國應成為什麼樣。除了為堅守這種道德理想作辯護外,黃宗羲和他的士人前輩們並不能做比這更多的事情。

似乎是為了回應來自中西方的兩面夾擊，1991年狄培理撰寫成《儒家的困境》，對自己過往的觀點和認識進行了一次反思和修正。

在該書里，他把儒家傳統中的「君子」和西方聖經文化里的「先知」進行類比，認為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對皇權的不義進行譴責和矯枉。宗教里先知的力量源於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會角色。但是，儒家的君子卻沒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託付，也沒有從上天那裡獲得宗教性的支撐，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蒼生和專制皇權的裂縫之中，這成了歷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歷代王朝雖然都在口頭上尊崇儒家思想，但真正的統治手段都是法家的。幾千年來，儒家一直依附於君主，沒有產生類似於西方的政黨組織，所以他們始終被統治者所利用，成了「柔弱（儒）之士」

關於「先知「和「君子」的跨文化比較，狄培理早在《新儒家正統與心性之學》中就採用過。他認為，儘管儒家傳統很少談及這種「超自然」的東西，但天命觀本身表現出難以捉摸的、奇妙的性質：諸如，君子將「道」視為可以由個人直接察知的超越性價值；君子可以代天立言；君子自膺大任的使命感等等。

狄培理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在哥大的辦公室對面，是美麗的聖保羅教堂。幾十年來，他每天要去教堂望彌撒，從不間斷。如果早上因為有事不能去，中午他就會到教堂里做靈修、禱告。據他的好友透露：他有一個自己寫的禱告詞，上面有大概10個人名，是他那一天向上帝代禱的親人或朋友。

熟悉他的人評價說：他身上有著一種謙卑、順服的品格。無論是對工作、對教會，對朋友家人，還是對他畢生效力的哥大，他都忠於職守，兢兢業業。哥大的同事們常拿這位老校長開玩笑，說他每天起床照著鏡子刮鬍子時，就在那裡想：今天我能替哥倫比亞大學做什麼？

這位上帝的信徒、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並不認為儒學是反基督教的。在兩者之間，他尋找了到了共通的東西——在與現實世界的矛盾中，傳播那些令人信服的超越性價值。

在他看來，儒學雖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種宗教，卻履行了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宗教應有的批判功能。在歷史上，大多數皇權的批評者都是儒家，而非佛教徒和道家。

他用飽含情感的語調寫道：「真正有良知的儒者，滿懷孔子那種執著的使命感，即使面對極端的苦難，他們也拒絕放棄或者讓步。」

的自由傳統

成為使者的橋樑

除個人學術成就外，狄培理最卓越的貢獻是倡導、推動海外的研究。

在先後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副校長期間，他推動了著名的「核心課程」建設，如翻譯、推介包括儒家學說在內的和東亞文化。

其中，由他主持編纂的《傳統資料選編》，連續30年位居美國非虛構類高校暢銷書前四，至今仍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和東亞研究的必讀書目。他也成為理雅各之後最重要的典籍翻譯家。

狄培理認為儒家經典適合所有的文明，應該成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這包括《論語》《孟子》《荀子》，還要加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對於哥大「核心課程」所帶來的學術和社會影響，一向謙卑的狄培理也相當自豪，公開批評哈佛大學所設的通識教育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

作為「核心課程」的設計者，他將啟發自宋代理學的教育理念貫徹到整個課程設計中。

2016年在台北舉行的唐獎頒獎典禮上，哥大亞洲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鄭義靜教授把狄培理領導、推動亞洲與中東委員會編輯「核心課程」經典的舉動，比作朱熹編輯、註解《四書》以推動社會改革、文化復興的運動。

「它們同樣以經典為媒介，令學生與之對話，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書院中，也曾討論過士人應當開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讀不同環境下的人的思想來源。」

從錢穆先生那裡，狄培理繼承了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

但他坦言自己與所敬重的錢先生的區別在於：後者努力在中西之間尋求差異，而他則致力於發掘中西文化之間具有的共性價值。《的自由傳統》一書就代表了這種努力的嘗試。

狄培理並不認同近幾十年來興盛於國際學術界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他的哥大同事、學者薩義德風靡一時的「東方主義」——他認為這些時髦的理論「歪曲」了西方對、對儒家的回應，「看待每一件事都應該觀照它的歷史背景，這一點至關重要，且要明了不同傳統之間可以相互學到什麼。」

「在今天的世界，沒有哪一個民族可以僅僅依賴自己的傳統，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樣。」而學習的本質是在不同事物間尋求共同點，要知道哪些是普遍性，以便在此基礎上對特殊性進行討論，「不能只是談論『多樣性』（diversity），那是不會有所獲的。」

這也是狄培理暮年之際仍孜孜不倦推動「核心課程」和人文教育的初衷。

2013年，94歲高齡的狄培理出版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文明的對話：世界社區的教育》。在書中，他試圖在伊斯蘭、印度、、日本和西方的經典之間建立聯繫，回顧了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學者導師，包括《論語》、《源氏物語》和《枕草子》在內的人文經典，強調分享對人類文明之意義，探討今天的我們如何能從中受益。

正如青年學者唐小兵評價說：狄氏「真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世界大同的儒者」。抑或，如《新約》福音書中耶穌留下的那句登山寶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無論是否認同他對儒學、歷史的觀點，沒有人能否認這是一份令人心生敬意的努力。

而一個心存善意與尊重的「局外人」的審視，對今日國人無疑是有分量的提醒——究竟該如何看待我們的傳統，如何看待與西方，以及傳統價值和現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