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關係初探

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各國紛紛掀起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浪潮。與此同時，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之間的關係也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不同的研究模型對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的相關性做出了不同結論，對養老保險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老齡化促進養老保險改革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2000年，60歲以上人口比例達到10%，65歲以上人口比例達到6.9%，這標誌著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作為人口大國，的老齡化問題更加嚴峻，其特徵表現為：程度高、速度快、數量大。

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之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被打破，因此對的養老保險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初的養老保障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通過企業對職工承擔養老保障的責任。改革開放以後，建立了個人、企業、政府共同繳納養老費的格局。1991年和1997年，國務院相繼頒布了《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與《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由社會統籌和部分積累相結合的思路。2015年，國務院又頒布了《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這標誌著在存在了將近20年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與企業養老保險制度「雙軌制」的終結，近400萬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將和企業職工一樣繳納養老金。

近年來，世界各國一直在探索養老保險的籌資模式、繳費方法和給付待遇等問題。在此環境下，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發展包括居民消費、居民儲蓄、投資等關係顯得尤為重要。由於的居民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政府徵收利息稅、降低銀行利息率、鼓勵個人信貸消費的刺激之下，個人儲蓄存款依舊逐年攀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餘額高達48.5億元。

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關係的基本模型框架

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關係的基礎模型是由安東（Ando）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建立的生命周期模型。繼而費爾德斯坦（Feldstein）將退休年齡作為外生變數，即退休年齡是由國家政策決定的，並將生命周期模型發展為擴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在1988年，謝弗林（Shefrin）和泰勒（Thaler）為了考察儲蓄行為背後的原因，將心理因素加入到生命周期模型里，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的關係，提出了行為生命周期模型。為了彌補生命周期模型只注重分析個人在生命周期內的消費和儲蓄安排的缺陷，薩繆爾森（Samuelson）和戴蒙德（Diamond）建立了世代交替模型，此模型開始涉及企業行為與代際之間的關係，為養老保險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框架。在世代交替模型的基礎上，巴羅（Barro）加入了利他主義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私人世代轉移模型。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繼續。

世界各國養老保險與個人儲蓄關係的實證研究成果

基於對美國1929年-1971年的相關數據分析，費爾德斯坦在安東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費函數的基礎上，指出養老保險制度的引入引起了財富效應與稅收效應。1971年因繳納養老保險稅費使個人可支配收入減少了510億美元，從而使個人儲蓄餘額減少了180億美元，體現了養老保險的稅收效應。1971年的養老保險財富為20290億美元，進而使個人儲蓄餘額減少了430億美元，這體現了養老保險的財富效應。綜上所述，個人儲蓄的總量減少了610億美元，而1971年美國的個人總儲蓄餘額約為610億美元，因此，在費爾德斯坦看來，美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引入使個人儲蓄降低了30個〜50個百分點。

巴羅說，他的父母會將一部分養老金儲蓄起來，並以遺產的形式向子女轉移資產，這種資產轉移的方向與養老保險制度資產轉移的方向正好相反。基於這種觀點，他在費爾德斯坦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消費函數，並加入了三個新的變數：失業率和收入的相互作用變數、政府盈餘、耐用消費品。

在巴羅的消費函數中養老金財富的係數，要遠小於費爾德斯坦的消費函數中養老金財富的係數，並且失業率和收入的相互作用變數與政府盈餘變數的係數都是較為明顯的。因此，巴羅認為，如果在消費函數中加入新的變數，養老保險對個人儲蓄的影響就可能會變得不那麼顯著了。

賈佩里（Tullio Jappelli）對義大利在1989年和1991年的公共養老保險與個人財富之間的關係做了數據調查和研究。其中，對於養老金財富的計算是在個人預期的退休年齡與養老金替代率（預測的養老金收益與退休前收入的比值）的基礎上完成的。賈佩里建立了一個財富與收入的比率函數，X代表影響財富與收入的一系列控制變數，包括子女的數量、教育水平、居住地區、收入的穩定性等。係數測量了養老金財富對私人財富的替代程度。

用OLS法和工具變數法同時做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為一個很小的負值並且顯著不為零（1989年為-0.156，1991年為-0.114），賈佩里認為養老保險制度的存在對個人儲蓄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但由於「引致退休效應」的存在與人們對與養老保險制度穩定性的質疑，這個擠出效應並不大。

此外，金尚浩（Sangho Kim）和萊納（Rainer Klump）基於德國1984至1999年的面板數據，對養老金財富與私人財富的關係展開了研究。在回歸模型中，J代表家庭編號，是誤差項，自變數W是家庭的非養老金財富，Z代表控制變數，包括：家庭的收入、年齡、年齡的平方、年齡和收入的相互作用變數、受教育年限、婚姻狀況與子女數量等。利用最小一乘法進行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養老金財富的係數為負值且顯著不為零，這說明在控制其他變數的前提下，養老保金富對私人財富存在擠出效應，這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德國儲蓄率持續降低的現象。

金尚浩對韓國勞動廳1998年〜2005年的勞動與收入面板數據與韓國國家養老保險制度對私人儲蓄的影響做了相關分析。在回歸模型中，W代表家庭的非養老金財富，Z代表控制變數，包括年齡、收入、年齡和收入的相互作用變數、教育年限、婚姻狀況、子女數量、是否為雙職工等。

LAD模型回歸結果表示，養老金財富的係數為負值且顯著不為零（-0.378）。此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韓國養老金財富的增加會使私人儲蓄減少30〜40個百分點。

梅多利（Midori）對日本1996年養老金財富對個人儲蓄的影響做了研究。他假設人們對於退休后財富擁有量的決定取決於他們對於養老保險收益和退休后的收入的預期。人們儲蓄的目的是為了縮小目前已退休者財富擁有量和自己退休后財富擁有量之間的差距。

在此模型中，養老保險財富對人們退休后財富擁有量目標的決定有正向的影響，也就是說，與韓國的研究結果相反，養老保險制度的引入會提高個人儲蓄率，養老保險收益對個人儲蓄存在「擠入效應」。

封進、何立新和佐藤利用1995年和1999年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對養老保險制度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做了調查。他們將家庭儲蓄率作為自變數，建立起回歸模型。研究結果表明，的養老金財富對於家庭儲蓄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應，而該效應平均為-0.4〜-0.3，但不同家庭的替代效應存在差異，戶主年齡在35到49歲的家庭，儲蓄率會顯著受到養老金財富的影響，其他家庭的影響並不顯著。

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儲蓄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目前還不能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不僅對個人儲蓄，同時還對經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改變了人們面臨的預算約束線以及各種經濟激勵，從而改變了經濟中無數個體的經濟行為，同時也會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如今，和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都面臨著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挑戰。所以，對養老保險與儲蓄的關係研究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的經濟課題。（韓國延世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系 戚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