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 | 社論前沿

本期推送的是Qiaobing Wu 等人於2013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題為「Social Service Util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New Immigrant Women in Hong Kong」的文章。文章通過香港移民聚集地三個區（天水圍、荃灣和深水埗）296 位香港移民女性的問卷調查，來研究社會服務使用、家庭功能和社區意識如何影響新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結構方程模型顯示，家庭功能和社區意識對新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社區服務使用通過社區意識影響了新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即社區意識在社區服務使用和新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間起中介效應。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大陸居民通過「單程通行證計劃」可以在香港定居。該計劃主要是為了讓家人團聚，允許配偶和孩子跟隨家人定居香港的一項政策。在1997至2001年間，通過單程通行證計劃從大陸到香港的移民人數佔了香港人口增長的93%，且大部分是香港居民的妻子和孩子。

以往研究發現，新移民女性在適應香港文化和生活上存在困難。她們面臨經濟困難、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家庭關係、缺少社會支持、社會歧視等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她們的適應和精神健康。學者認為對遷移後生活的期望與現實狀況的差異影響了新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但較少研究關注家庭和社區等環境因素如何影響了新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與精神健康間的正相關關係，特別是對於女性。家庭功能可以對移民的抑鬱起保護作用。此外，社區意識也與移民的精神健康相關，社區意識對移民的孤獨感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社會支持和生活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新移民女性對社會服務的使用。為了促進移民儘快適應香港的社會環境，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提供了多種社會服務，如就業服務、醫療服務、教育支持、家庭協助、社區融合等。但少有學者關注社會服務的使用對香港新移民女性精神健康的影響，更別提其作用機制。為填補當前研究空白，本研究將關注社會服務（特別是家庭服務和社區服務）是否和如何影響了香港新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

1.數據來源

本研究採用方便抽樣的抽樣方法，在香港移民集聚的三個區（天水圍、荃灣和深水埗）的社區設立一個攤位，邀請路過的女性參加調查。被訪者篩選標準為：18歲及以上；通過「單程通行證計劃」來到香港，居住時間少於7年或者在香港已經居住了至少3年，仍在等待「單程通行證計劃」的批准的女性。被訪者需要完成一份簡體中文的問卷，共有296位新移民女性參與了調查。

2.變數測量

抑鬱通過量表測量，量表是包括「你感覺悲傷嗎」等20個條目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家庭功能通過包括「我們可以互相表達情緒」等12個條目的4分制李克特量表來測量；社區意識通過包括「我屬於這個社區」等8個條目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來測量；社會服務使用則通過被訪者使用家庭服務和社區服務的頻率來測量，0代表「一周一次」，6代表「最多一年一次」；社會人口學變數包括年齡、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收入、粵語流利程度和在香港居住時間。

3.模型

本研究通過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數據。

圖1

圖2

圖1和圖2顯示，家庭功能和社區意識對移民女性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更好的家庭功能和更強的社區意識會有較低程度的抑鬱。家庭服務和社區服務的使用對抑鬱並未直接的影響，但社區服務使用通過社區意識影響了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即社區意識在社區服務使用和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間起中介作用，但家庭功能在家庭服務使用和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間不起中介作用。此外，教育程度和粵語流利程度對移民女性的抑鬱有直接的影響。教育程度越高，抑鬱程度越高；粵語越流利，抑鬱程度越低。此外，家庭功能和社區意識在教育程度和抑鬱程度間起中介作用，即高教育程度與差家庭功能和弱社區意識相關，從而導致了高抑鬱程度；社區意識在粵語流利程度和抑鬱程度間起中介作用，即流利的粵語與強社區意識相關，從而導致了低抑鬱程度。

良好的家庭功能和強社區意識會導致新移民女性的低抑鬱程度。這是因為大多數遷移的女性是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獲得「單程通行證計劃」許可一般要5年時間，這就導致家庭成員間溝通的減少、一起面對困境體驗的減少，這就使移民女性在面對新社會環境時容易發生家庭衝突，從而影響其精神健康。此外，由於大部分移民女性不能及時地找到工作，社區就成為她們生活環境的重要環境。她們認為自己需求的滿足程度、與社區其他人的聯結程度和社區歸屬感會影響其精神健康，強社區意識會保護移民女性的精神健康。

社區意識在社區服務使用和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間起中介作用。社區服務主要包括移民相關問題研討會、幫助移民了解香港的旅行和社區嘉年華等，這給移民女性提供了一個與社區居民交流的平台，幫助她們建立新的社會網路，從而增強社區意識。但是，家庭功能在家庭服務使用和移民女性的抑鬱狀況間不起中介作用，這可能是由於移民女性的家庭服務使用率較低（超過71.3%的被訪者從未使用過家庭服務）。低服務使用率部分解釋了不顯著性。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受教育程度對抑鬱程度有負向影響，即受教育程度越高，抑鬱程度越高，這與公認的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對人們的精神健康起保護作用的觀點不一致。這可能與移民女性的特殊處境有關，可能是由於她們對生活的期望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差距導致。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傾向於對職業發展有高期待，有高社會地位，而現實情況是她們在香港有非常有限的就業機會，甚至遭受社會歧視，這就使得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抑鬱程度高。

由上可知，通過開展旨在增進家庭溝通和處理家庭矛盾的家庭教育項目、發展更多的社區服務項目和粵語培訓項目可以幫助移民女性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從而獲得良好的精神健康狀況。

文獻來源：

Wu, Q. & Chow, J.C.C. (2013). Social Service Util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New Immigrant Wome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0, 1735-1746.

文獻整理：趙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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