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孟龍：致我的復旦求學歲月

作者馬孟龍按：這篇文章是《西漢侯國地理》的後記，部分內容曾在《文匯報》「學人版」以《我的讀博經歷》為題發表。

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然而倒退十年，我不會想到自己能成為博士，自然也不會想到有博士論文。

大約在大學部三年級，我在學校的圖書館意外地翻到一本《歷史地圖集》。在饒有興緻地翻閱過後，我突然萌生要去了解這部地圖集由來的衝動。通過向老師請教，我得知這部地圖集的編繪，是依靠一門特殊的學問—歷史地理學。然而，對於一位中文系的老師，她並不能清楚地解釋什麼是歷史地理學，而我求知的衝動竟被無限放大，於是又一個念頭產生：去考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所，搞清楚這究竟是門什麼學問。

對於一個中文系的大學部生，要開拓一條與本專業毫無關係的求學道路談何容易。在檢索了各高校的研究所招生簡章后，我作出決定，報考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所。選擇南開大學的理由很簡單，南開大學很有名，南開大學離我家近。

我大學部就讀的瀋陽大學，是一座市屬院校，這裡的學生在學期間的目標無外乎兩種，找工作和談戀愛，選擇繼續走學術道路的人寥寥無幾。即便有人報考研究所，大多是遼寧大學之類的省屬院校。報考南開大學的我，在一般人看來簡直不知天高地厚。然而連我也沒有想到，一年後自己竟然真的成為南開大學的碩士研究所。

當進入南開大學的喜悅消散之後，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我的面前，南開大學並沒有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老師，招收歷史地理學研究所只是一個嘗試。在我碩士畢業的那一年，這個研究方向被取消了，所以我畢業證書的研究方向改成「古代史」。在南開大學學習期間，我會被同學們反覆問到一個問題，「既然你想搞歷史地理學，為什麼不報考復旦大學」。我總是無言以對。對於一個歷史學背景的人，這可能是一個常識，但是對於一個中文背景，而且來自沒有任何學術研究傳統院校的人，這卻是一個未曾想過的問題。

在南開大學，我又遇到一個困難。當時學校正在搞學制改革，碩士學制改為兩年。在我剛剛熟悉學校和研究專業的時候，就要為畢業做準備。兩年學制的弊端很大，這項改革執行了三、四年就停止了，而我們這幾屆研究所無疑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在我碩士畢業的那一年，面臨著這樣的窘境：對於歷史地理學知之甚少，古代史專業基礎也不牢靠。我放棄了繼續在南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想法，準備回到老家瀋陽去找一份工作，就此結束我短暫的「學術生涯」。然而就在我忙於撰寫畢業論文，同時聯繫工作單位的時候，又一個想法在我大腦里閃現：既然自己曾經喜愛歷史地理學，為何不借著報考博士的名頭，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看看呢。我還是不敢貿然行事，通過同學，我詢問到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先生的電子信箱，併發郵件表達自己希望報考歷史地理學博士的意願。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葛先生的回復。他熱情地鼓勵了我，還推薦了一些專業書籍。葛先生是歷史地理學界的權威，得到他的鼓勵，讓我信心大增。我向同學們傳達了葛先生鼓勵我的喜訊，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然而一位同學的話卻如同一盆冷水，把我剛剛燃起的熱情徹底澆滅。他說：「你見到葛先生時，他還會記得你嗎？」是呀，像我這樣寫信給葛先生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自己實在太天真了。

2007年4月，我出現在復旦大學的校園。我的心態如同「遊客」，在復旦校園和歷史地理研究所牌匾前拍照留念，絲毫沒有備考的緊張。兩天後的博士面試，我如願一睹葛先生的尊容。至此，我的任務全部完成，這也算是給曾經的心愿一個交待。

幾周后，我得知了落考的結果。這並不意外，我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依然專心於碩士論文答辯的準備。然而幾天後的晚上，當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子信箱時，卻意外的發現一封葛先生的來信。在郵件中，葛先生肯定我具有學術研究的潛質，希望我不要放棄。最後他竟提出，如果我願意，歡迎我去上海，他可以為我提供生活費和住處，我可以一邊幫助他做項目，一邊準備來年的博士生入學考試。直到今天，當我寫下這段文字，內心仍然不能平復，彷彿又回到了6年前的那個夜晚。當我看到這封郵件時，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把郵件反反覆復地讀了十幾遍。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僅僅通過十幾分鐘的面試，葛先生是如何判定我具有培養前途，而在南開的兩年裡，除了我的碩士導師閻愛民先生，沒有人認為我有學術研究的能力。我立刻接受葛先生的邀請。不過我的基礎是在太差，葛先生知道我很難在短時間內達到博士生入學考核標準，最後他與學校協商，以破格特招的形式讓我成為一名博士研究所。

雖然幸運地成為一名博士研究所，但是我的基礎太差。在第一學年，我常常聽不懂老師們授課的內容，而且也不知道日後該進行哪方面的研究，博士論文選題遲遲不能確定。為此我非常苦惱，生怕辜負了葛先生的期望。聽別人說，博士論文選題大多延續碩士研究，於是我也報上了一個與碩士論文相似的題目。而葛先生認為這個題目很難展開，他勸我不要急於確定選題，而應當利用學校的資源好好彌補自身的不足。葛先生不愧是具有五十年教學經驗的教師，正是在他的耐心引導下，我才逐漸平復了急躁的心情。

本以為要絞盡腦汁才能確定的博士論文選題，最後卻以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現在我的面前。2008年，《文物》月刊公布了幾枚湖北省荊州市松柏漢墓出土的簡牘，當時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劉瑞先生正在復旦大學歷史系進修博士學位。他很快注意到這批簡牘的價值，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寫成研究文章。之前因為共同的研究興趣，我們已經成為很好的朋友。劉瑞先生謙虛地把文章送交給我，請我提一些批評意見。這令我受寵若驚，因為劉先生已經是學界頗有名氣的青年學者，而我只不過是個剛剛入門的研究所。我仔細地閱讀文章，逐一核對史料。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覺得劉先生對木牘中某些侯國的分析存在偏差。幾周后，劉先生受邀在歷史地理研究所介紹他的研究成果。在報告會上，我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劉先生並沒有因為我冒失的舉動而感到不快，反而和在場的幾位師友熱情地鼓勵我把看法寫出來。受到大家的鼓勵，我利用一個暑假的時間，寫成我學術道路上第一篇獨立完成的論文《荊州松柏漢墓35號木牘侯國問題初探》。

文章完成時，我的熱情尚未散盡，竟然不知深淺地把文章投給學界極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史研究》。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僅僅三個月後，我就收到了用稿通知。第一篇學術論文就被權威刊物錄用，這極大地激發了我的研究熱情。《荊州松柏漢墓35號木牘侯國問題初探》只探討了三個侯國，而西漢時期先後分封了八百餘個侯國。我想，如果能把八百餘個侯國全部梳理一遍，一定會有更多的發現。我決定把「西漢侯國地理分佈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葛先生的時候，他仍然存有擔心。西漢分封侯國雖多，但資料零散，而且不成體系，再加上周振鶴先生已經對西漢侯國有過精深的研究，所以作為博士論文選題，還有很大的風險。但面對充滿熱情的我，葛先生不忍打擊，而是建議我系統收集一下資料，即便日後達不到博士論文的篇幅，也可以形成幾篇文章，不妨作為學術訓練。得到葛先生的默許，我立刻投入到資料整理之中，整整一年我幾乎天天待在資料室，把西漢封置的八百餘個侯國的地理方位和置廢年代全部整理了一遍。在整理過程中，果然有新問題顯現出來，其中很多問題甚至是前人從未注意到的。我把這些發現不斷彙報給葛先生，終於有一天，葛先生在郵件中說，可以將這個選題作為博士論文了。

此後的三年裡，博士論文的撰寫工作在我的規劃中按部就班地進行。在撰寫論文的同時，我還把研究過程中的發現總結成文，陸續投寄給各大刊物。然而這時的我，再也沒有了之前的幸運。自認為頗有見地的文章，在投出之後，或是石沉大海，或是得到一封冰冷的退稿信，有些文章甚至沒有送外審就被編輯直接退回。這時我才意識到，作為一個剛剛出道的研究所，研究成果要想得到學界承認是多麼困難的事。在一封封退稿信的打擊下，我的心態由期盼轉為失落，但博士論文的撰寫工作仍在繼續。2011年，我按期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雖然答辯委員一致認為論文創見甚多，並且給了較高的成績，但我卻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我手中只有一篇發表的論文，而這樣的成果在求職時沒有任何優勢。

在2011年上半年，我不斷給各大高校投寄簡歷，但都杳無音信。我曾幻想能夠回到南開大學去做歷史地理研究，我的碩士導師閻愛民先生還為此奔波於各部門，但結果仍然是初選即遭淘汰。在日益功利的社會環境下，是沒有學校肯給一個只發表過一篇學術論文的研究所以機會的，對此我能夠理解。於是在我博士畢業的同時，又再度面臨中斷學術研究的困境。這時候又是葛先生出手相助，他得知復旦歷史系有出資培養年輕學者作為師資貯備的計劃，把我推薦給歷史系的領導。我也要感謝歷史系的主任章清先生和黨委書記金光耀先生，他們把資助提供給我這個無名之輩，應該說冒著很大的風險。

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我以歷史系師資貯備人才的身份在中文系博士后流動站工作。這兩年是我學術研究的轉型期，憑藉歷史系師資貯備人才的身份，我得以結識以余欣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複旦歷史系古代史研究的青年學者，並有幸加入他們的研究團體。正是通過與他們的交流，才使我的研究視野跳出政區沿革的局限，而開始關注政區變動與政治制度、知識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另外，我在中文系的博士后合作導師是陳尚君先生，陳先生是歷史文獻學大家，在他的指導下，我認識到文獻學在歷史研究中的基礎作用。特別是陳先生關於《舊五代史》成書過程的一系列經典研究，觸發我關注秦漢政區研究基本史料《漢書·地理志》的編撰過程和資料來源，並獲得一些新的認識。我也由此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出土文獻和利用出土文獻校訂傳世文獻的研究方向。

我深知，要想延續學術研究道路，兩年博士后的工作經歷是最後的機會。我絲毫不敢懈怠，幾乎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到學術研究和學術論文的撰寫。也許是獲益於研究視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改進，我的研究成果逐漸被各類學術刊物接受，不僅有歷史地理學的專業刊物，還有歷史類、文物類、考古類、文獻類的刊物。隨著發表成果的增多，我明顯感受到自己在學界的境遇逐漸改善。很多朋友為我的工作出路提供信息和幫助，甚至還有高校聯繫到我，願意提供工作機會。2013年4月，復旦歷史系的領導們認為我在兩年內取得了一定成績，已符合師資儲備人才的各項考核標準，決定推薦我留系任教，並通過全系教授投票決議。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能夠繼續在探索學術的道路上前行。

回首過去的十年，在復旦求學的六年經歷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為關鍵的階段。在這六年裡，我從學術研究的門外漢轉變為青年學者，是復旦大學兼容並蓄、自由開放的學風使我迅速成長。復旦大學培養了我，並最終接納了我，我對學校和學校的師友們一直心存感激。我的博士論文是我在復旦求學的收穫，也是我在學術道路上成長的見證，將博士論文出版是我這個復旦學子向母校和葛先生致敬的一種方式。而此書的出版也同樣得到了很多復旦人的幫助。「中古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是復旦大學歷史系針對本系青年教師論著出版的資助計劃，身為師資貯備人才的我原本是不能享受這項「福利」的。但書系的負責人鄒振環先生和余欣先生卻慷慨地把我納入資助計劃。為了保證此書的順利出版，余欣先生還不厭其煩地與出版社溝通，解決各類問題。該書的責任編輯顧莉丹女士畢業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我們算得上老朋友了。當年她身為中心期刊室管理員，沒有把我這個來自外院系，且頻繁造訪的「不速之客」拒之門外，而是給予熱情地接待。至今，我與她在期刊室相互鼓勵的場景仍然歷歷在目。本書是專門的沿革地理研究專著，內容艱澀而難懂，而顧女士卻從中複核出大量錯誤，她的認真細緻保證了本書的出版質量。

時下正值趙薇女士的電影處女作《致青春》熱映之際，用她的話說，《致青春》是她們那一代人青春歲月的紀念。現在我的求學歲月即將結束，在復旦求學的六年裡，我渡過了人生26歲到32歲的美好時光，實現了我從事學術研究的理想，我願把我的博士論文作為復旦求學歲月的紀念……

2013年5月於復旦大學北區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