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vs羅馬，哪個更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平】

每當關於秦漢史的影視節目熱播，總有「秦（漢）朝和羅馬比哪個更強」的網路爭論出現。作為網民，關心秦漢不奇怪，但被拿出來做對比的總是羅馬，而不是波斯，說明歐洲在近代以來的霸權深入人心，導致羅馬帝國這個歐洲文明前身成了非常有分量的「對手」。在很多人看來，秦（漢）和羅馬的對比，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對比。

1 歐亞對稱性

當然，即便我們的視角只局限於歐亞大陸，秦漢及羅馬所衍生的文明也遠不是歷史的全部。至少印度、中西亞（包括埃及）算得上和、歐洲並列的文明區域，這兩塊區域簡單地歸入西方或東方的範疇都不合適。但從另一方面說，歐洲和地處歐亞大陸兩側，在文明發展方面的確有一定的「對稱性」，值得做一番比較。

所謂「對稱性」，首先反映在氣候上。和歐洲各處於大陸一端，背靠大陸，面對大洋，降水量和溫度都比較適合農業文明發展。與之相比，中西亞三面環陸，過於乾旱；印度三面環海且深入熱帶，降水量波動大，熱帶疾病較多，金屬工具鏽蝕快（恆河流域被鐵器充分開發後有好轉），都對農業文明有一定阻礙。從發達農業文明發育的角度來說，和歐洲之間的相似性，要大於和其他兩個文明圈之間的相似性，是歐亞大陸最「典型」的農業文明區。

另一種對稱性反映於文明的相對位置。早期文明的萌發依賴於原始社會晚期人類之間的交流，考慮到當時人類航海能力較差，這種交流以陸地為主。作為歐亞非大陸人口和信息流動的十字路口，最早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出現在中西亞地區，而東端的、西端的歐洲（主體部分），出現農業文明社會都要比中西亞文明晚，屬於第二代次生文明，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亞第一代文明的影響，從而在文明發展節奏上體現出某種同步性。

具體而言，青銅工具很難支撐起一個農業大帝國。因為青銅器昂貴而稀少（銅礦和其他配料很難搜集），不足以裝備所有農民和工匠，所以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技術上，農民和工匠都必須依附於少數掌握青銅工具（武器）的貴族，更無力開墾廣闊的原野。青銅城邦是這一階段的主要文明模式。

只有鐵器普及后，農民才能利用分佈廣泛的鐵礦，開墾廣闊的原野，同時成為可靠的兵源。東亞和歐洲的冶鐵技術都來自西亞（赫梯帝國），都在公元前的1000年內普及了鐵器（民用），所以秦朝的擴張和羅馬的崛起相對同步，從秦朝統一天下到羅馬控制地中海世界，前後只差了兩個世紀。

公元元年前後，亞歐大陸的兩端都被統一大帝國統治。考慮到亞歐大陸此時沒有任何直接交往，這種同步性相當驚人，足以讓西方歷史分期中的「古典時代」概念推廣到大半個大陸。從這個角度來說，秦-漢和羅馬帝國的確是同一「量級」和「年齡段」的選手，放在一起比較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結論。

2 秦與羅馬

從統一的過程和早期帝國模式來看，秦和羅馬也有很強的相似性。

首先，兩個帝國都起源於偏遠地區的中等國家。羅馬地處亞平寧半島西岸，雖然屬於地中海文化圈，和地中海東部繁榮的古國之間相對隔絕，屬於比較落後的農業國，也不發展海洋貿易，最初幾乎沒有遠方強權想來掠奪它，希臘學者如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完全無視了羅馬的存在（距羅馬崛起還有200年）。

而秦朝雖然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但地處西部邊陲，和蠻族雜處，被中原諸國視為半文明化的次等國家。孔子著《春秋》，提到「鄭」251次，「晉」311次，「楚」163次，「秦」只有41次，可見秦國地位之低。

其次，兩個國家都是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在擴張階段，秦和羅馬的國家機器幾乎就是軍隊的附屬，全體男性國民都是亦兵亦農，耕戰結合，提升社會地位的最好方式就是獲取戰功。

第三，兩國都建立了嚴格的法律體系，以獎懲而不是道德驅動國民為戰爭服務。秦朝被後世稱為「法家」典範，秦律令被漢朝以及整個文明繼承，而羅馬法典影響了整個歐洲，被認為是羅馬帝國最大遺產之一。

第四，兩國在征服階段都採取了明顯的殖民統治手段。羅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國家，化為行省，派出自己的總督管理；秦朝佔領關東六國，設置郡縣，理論上官吏可以從全國選拔，有軍功授官，吏員提升等模式。

但實際上，由於秦朝立國時間短，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派往各地的官吏實際上是舊秦國軍政體系的延伸，秦國軍政官員明顯凌駕於關東各國的人民和舊貴族之上。當關東群雄造反，秦國無力鎮壓的時候，秦皇（子嬰）也採取了辭去帝位，重新做秦王的政治表態，以放棄殖民成果的方式來換取政治諒解。

客觀地說，落實後面幾項制度並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知識，無非是弱化本國農民對舊貴族的人身依附性，直接向國家納稅，服兵役，把全部人力動員起來征服其他貴族國家。但是，之前的文明國家大多形成於青銅時代，往往不適應鐵器時代的新形勢，貴族階層不願放鬆人身依附制，不敢直接動員農民的經濟和軍事潛力，所以必須經過「變法」才能形成新的國家機器。秦國和羅馬都地處本文明圈的邊陲，青銅時代的文明遺產較少，所以最先轉型成功，打造了前所未有的軍國主義機器，組建新型帝國。可以說，由秦和羅馬（或其他邊緣文明國家）完成本文明圈的首次統一，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

3 「硬」而不「韌」

然而，新型帝國掃蕩了舊貴族階層，充分動員農民階層經濟-軍事潛力的統治方式也不是什麼秘密，帝國的統治者既不能壟斷建立新權力中心的流程，也無法避免其他國家仿效自己，甚至無法有效壓制各級軍政官員的野心。一旦帝國遇到危機，統治者的權力很難像青銅時代貴族那樣綿延幾百上千年。

之所以帝國內鬥不斷，是因為最初的大型帝國只搭建了古典時代的「硬體」，如統治體系、法律結構、基於農民士兵的軍隊等等。統治者希望平民服從官吏，士兵服從將軍，而官吏和將軍服從皇帝，形成嚴密的統治體系。但在這個體系中，下級無條件地服從上級，不需要自己的思考，不鼓勵主動性，恰恰說明任何一級官吏（軍官）都可以帶著自己的下屬造反。從皇帝到平民的權力鏈條越結實，任何一個中間環節拖著身後的全部鏈條叛亂的可能性就越大。僅靠獎懲維繫統治的軍事帝國貌似很「硬」，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屬性——「脆」。

當然，在帝國體系還能正常運行的時候，當國土還在不斷擴張的時候，大多數野心家會懂得隱藏自己的想法，但一旦帝國遇到外部或內部危機，或是最高統治權的傳遞出現爭議，官員和將軍的私心就體現出來了。比如秦始皇死後，丞相李斯和趙高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可以操縱的繼承人。而在陳勝吳廣造反之後，秦國派往邊疆的遠征軍團往往坐視秦朝崩潰——比起挽救帝國，趙佗這樣的將軍對自立為王（如南越）更感興趣。秦朝因此快速覆滅。

羅馬也一樣，實際上羅馬帝國在變成拜占庭（東羅馬）帝國之前，從未建立穩定的帝位傳承體系，每個皇帝去世都是一次政權危機，甚至不等皇帝去世，就會發生兵變。除非皇帝在位時將自己的繼承人培養成實力強大的新軍閥，否則很難保證繼承人通過內戰的考驗。許多時候，近衛軍可以選擇皇帝甚至拍賣皇位，當然近衛軍選定的皇帝也會立刻面對外省將軍的挑戰。羅馬帝國經常會同時存在三四位皇帝，然後在下一代的內戰中重新歸於一體。

從公元前27年屋大維自封奧古斯都開始，到307年君士坦丁即位，334年間有近百名將軍成為羅馬皇帝，正式統治過國家的70多位，其中近50名皇帝不是死於內戰，就是死於刺殺。從從公元235年至284年，羅馬有26個皇帝，其中只有1個正常死亡。可以說羅馬皇帝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位之一，死亡率比角鬥士都不差什麼。當然，考慮到秦朝三個皇帝有兩個被人幹掉，還死了一個準皇帝扶蘇，東方帝國的統治者也同樣是高危職業。

4 地中海「粘」住的帝國

第一代帝國只有「硬體」，統治者和臣民之間只有利害關係，所以很「脆」。但秦朝二世亡國，羅馬帝國卻「脆」而不弱，雖然每隔幾年就要折騰一番，但在300多年間，羅馬帝國的疆域和法統都一直維持下來，直到君士坦丁將帝國重心遷到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這期間即便只考慮屋大維開創的朱里亞·克勞狄帝系，也維持了95年，2世紀繁榮期的安敦尼帝系則維持了96年，明顯長於秦朝的14年。就算把秦始皇做秦王的17年時間都加進來，也無法和羅馬帝國的幾個穩定帝系相比。

為何西方的第一代帝國更長久呢？在我看來，地中海的存在是一個重要因素。

地中海是一個陸間海，東西長4000公里，南北約1000公里，羅馬帝國起源於中部偏西的亞平寧半島，征服的土地基本上圍繞著地中海繞了一圈。地中海沒有明顯的潮汐，也沒有危險的熱帶颶風，向任何一個方向航行幾百公里就會碰到陸地，即便沒有指南針和蒸汽機，航海也不是什麼難事。

這意味著羅馬帝國內部存在一條通暢的「高速公路」，羅馬軍團坐船航行幾十天，就能橫穿大半個帝國，消耗的糧食和物資還比陸路行軍少得多。再加上黑海、多瑙河、尼羅河等通海水道，羅馬軍團和運輸隊一般只需要陸地行軍幾百公里，就能覆蓋帝國大多數地區。從交通角度說，羅馬帝國的尺度只有秦帝國的幾分之一。

交通方便，地理障礙少，統治者對下屬的控制就強。趙佗如果不是被遙遠的距離隔在廣東，在秦末大亂中未必不會懾於制度而履行勤王職責。從另一方面說，任何羅馬帝國「體制外」的武力都會被海軍支持的羅馬軍團迅速消滅，就算割據一方也被大海阻隔，很難擴散到帝國其他區域。

羅馬帝國遇到的兩次最大叛亂——斯巴達克斯起義和巴高達起義，就因為沒有海軍而只能局限於帝國一角。所以，雖然內戰頻繁，但奪取皇位的總是羅馬軍團的統帥，而不是民間領袖或是外族酋長，新皇帝依然會繼承羅馬帝國的法統和國家機器，因此羅馬將軍們斗而不破，在幾百年的時間內維持了羅馬法統，當然也能通過海運供應羅馬城——在公元1-2世紀可能達到百萬人的規模。

秦始皇對水路運輸的認識並不遜於任何羅馬皇帝。統一戰爭中最關鍵的長平之戰，秦國就充分利用了北的水路，藉助渭河、黃河、汾河搭建後勤供應線，供應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支軍隊。後來司馬錯伐楚再次動用內河艦隊，從四川出發迂迴楚國。趙佗平嶺南，專門修了靈渠以保障後勤。

但無論如何，間斷的內河水運無法和通暢的地中海相比，就算加上秦帝國努力修建的「馳道」也不行。所以，陳勝吳廣起兵之初雖然很弱小，卻沒有軍隊來迅速鎮壓。等到叛亂四起，秦國將軍們各懷私心，逐步向軍閥轉變，當然也不願全力勤王。缺乏海路的秦帝國因此亡於劉邦項羽。

5 儒法帝國

後繼的漢王朝從秦末戰爭中吸取了足夠的教訓，一方面「漢承秦制」，另一方面從開國之初就在政權中引入儒生。到了漢武帝，國力強盛時提出「獨尊儒術」，開創了此後2000年的儒家政治傳統。

所謂儒家，思想和行動的核心是「禮」。孔子尊奉的周朝教育體制要傳授「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 「禮」排在第一位。劉邦建國，請來大儒叔孫通做顧問，叔孫通的第一件政務就是為新興的漢朝廷確定禮儀，讓追隨劉邦建國的那些軍功貴族按照禮儀參拜皇帝。到了唐宋以後，儒家官僚體系往往以六部作為中央官僚機構的核心，其中「禮部」按例排在第一，負責教育、選拔新的儒家官僚。

為何作為「形式」的禮能成為意識形態的核心呢？因為道德本身是無法操作的，必須體現為具體的操作流程才能落實。儒家利用祖先崇拜，從宗族開始提倡秩序和服從，進而確立一國之內的長幼尊卑，就是通過禮制來實現的。這一制度並不像法家那樣推崇效率和獎懲，對違規行為也缺乏明確的約束，但在制度上確立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道德地位，要求全國的官僚、地主和農民都尊奉這個最高權威，而不僅僅因為畏懼刑罰而服從自己的上級。作為回報，各級統治者也會因此獲得下屬的尊敬和服從，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當然，儒家並不能單獨支撐一個大國。因為從包含親情和血緣關係的宗族，到幅員幾千里的大國，管理方式天差地別。先秦的儒生之所以發揮積極作用，是因為當時沒有統一的國家和中央政府，只有上百個以軍事宗族為核心的小諸侯國，而且統治機器僅限於城邦內的「國人」，並不覆蓋大多數野人（農夫），所以能用共同的祖先崇拜彌合矛盾，用相對彈性的管理方式組織國家。等到鐵器時代消滅了青銅貴族的血緣網，儒家傳統的生存環境已經消逝了。

所以，儒家和法家思想必須相互配合，才能支撐新的帝國。法家建立一套嚴密的官僚體系，搜集資源，組織軍隊，懲罰違規者，震懾敵人；儒家宣傳普世的道德，用禮儀製造行為慣性，讓叛亂和分裂者承擔道德壓力，讓底層的官僚和地主也因為自身利益支持最高統治者。

這樣，儒家不善管理大型機構的問題被法家解決；法家政權因為太「硬」而「脆」的問題，被儒家的彈性和普世道德所彌補，即便某一層級的官僚企圖反叛，接受儒家意識形態的下級也不會無條件地跟隨。漢宣帝對此有精準的評價：「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即儒法並用才是管理大帝國的精髓。

縱觀公元前後的，秦帝國代表鐵器時代的新興制度，消滅了青銅貴族制度的殘餘，但純用法家，矯枉過正，又不像羅馬那樣有內海便利交通來維護大帝國，反而因為濫用民力（相當一部分用於修建交通設施）而迅速滅亡。

鑒於秦朝滅亡的教訓，漢朝一方面繼承了秦朝的法家官僚體系，另一方面在青銅貴族時代的遺骸上翻出了儒家思想，補齊了統一大帝國所需的「軟體」，為之後2000年的確立了儒法國家的典範，為的大一統慣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案例。即便是漢族政權被趕到南方乃至消滅，少數民族軍閥和漢族地主結合的北方帝國也會重新打造儒法國家，統一。

6 海洋和基督教

在大陸的另一端，羅馬帝國因為內海而存活下來，沒有像秦朝那樣迅速覆亡。但到了三世紀以後，缺乏統一意識形態已經成了羅馬帝國的核心問題。底層民眾和地方精英對羅馬政權的專橫不滿，而每個在體制內執掌軍權的羅馬權貴都有做皇帝的心思。就算是已經獲取最高權力的羅馬皇帝，也不想接受一個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過半的體制。從上到下，整個帝國都知道要有所改變。

君士坦丁代表帝國做出兩個重大決定——遷都、接受基督教。

幾百年來，在歐亞大陸的西部，羅馬一直是超然於所有城市的超級城市，即便偶爾不是皇帝的居住地，也是文化中心和元老院駐地，以近百萬人口傲視全地中海，是當之無愧的帝國核心。現在君士坦丁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間建立新都，還帶上了元老院，等於把帝國的重心東遷。

如果僅看地中海的形狀，貌似東遷意味著從地中海的中部偏西搬到了東北部邊緣。但必須注意到，當時的大西洋航運可以忽略，地中海西部也沒有可以深入陸地的河口。而東部不僅有黑海這個次級內海，還能通過多瑙河、頓河、第聶伯河、尼羅河和富庶的大河流域聯繫，從水運的角度來說，東地中海比西地中海更「海洋化」，更便於水運交流。

此外，君士坦丁堡處於海峽和准地峽的交叉點，是海路和陸路的四路交叉口，從任何一個方向上受到壓力，都可以指望從其他三個方向獲得支援，的確是一個地中海帝國最好的建都地點。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中海的交通便利，維持帝國的存在。

但羅馬和羅馬皇帝的危機不能僅僅靠交通來解除。東方帝國靠儒家思想解決了國家機構太「脆」的問題，西方的帝國也需要統一意識形態，在法律之外給整個統治集團提供一個結合在一起的理由。

只是羅馬帝國雖然內戰頻發，卻沒有秦漢交替那種顛覆性的變革機會，君士坦丁就算東遷，建立的也是「新羅馬」。所以，羅馬帝國未能從容地在傳統意識形態中挑選一種合適的工具，給自己的體制賦予彈性，只能被動地接受基督教。

基督教的創立是猶太教內部矛盾導致的偶然事件，但基督教的傳播與成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羅馬帝國製造的發展空間。羅馬帝國一方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語言環境，另一方面內戰頻發，製造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差距和階層矛盾，整個帝國都急需超出地域和種族的意識形態來彌合矛盾，國家機器卻完全無視這種需求，只會空泛地宣布皇帝是需要敬畏的神靈。所以，當羅馬公民保羅把基督教帶回首都之後，基督教的傳播就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已經沒有選擇了。半世紀之後的狄奧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是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

7 山河破碎風飄絮

基督教的確能幫助帝國「維穩」。它勸說底層對統治者忍讓，給各個階層確定行為規範，反對人們僅僅因為自己的野心和不滿就挑戰體制。從這個角度說，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和漢朝的儒家思想有類似的作用。但是，基督教畢竟是一種宗教，一種獨立於國家機器和世俗社會的宗教，時不時就會因為神秘主義、極端化等問題失控。就算教會依託於國家世俗化，也會佔用大量免稅土地和農奴，削弱國家財政。

與之相比，儒家官僚地主謀取特權的問題雖然也不小，但相對可容忍的多。縱觀2000年歷史，儒家只在西漢末年主動推動了一次王莽奪權，之後作為整體一直忠於現行國家機器；而原羅馬帝國境內，國家和教會的鬥爭2000年來從未停止過，7世紀還有血流漂杵的「（反）破壞聖像運動」。可以說，基督教會對統一帝國始終是一把容易傷到自己的雙刃劍。

雖然基督教會不能單獨拯救羅馬，但歷史證明，教會加上東地中海的便利航運，可以支撐東遷的羅馬帝國再存在近千年（中間經歷多個王朝），和在秦漢以後反覆出現的大一統王朝有一定可比性。只是這個效果無法覆蓋到海運不那麼發達、容易受歐洲內陸影響的西地中海。所以羅馬帝國在西部的統治到5世紀就崩潰了，東半部就是常說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

東羅馬帝國在獲得喘息機會後，也曾反覆西征以圖恢復帝國。但6世紀後接受伊斯蘭的阿拉伯人也進入地中海，奪取了西西里島，大大提升了西地中海的航運成本，所以東羅馬帝國最終放棄了包括義大利和羅馬城在內的西羅馬帝國，專心地在東方發展。只是東地中海不再是羅馬人自己的池塘，東羅馬這「半壁江山」也守不住，1204年被原西羅馬帝國土地上派來的十字軍攻破了首都。東西羅馬最終都毀於帝國西北部的「蠻族國家」，破碎為一系列小國。

1453年，土耳其人消滅了東羅馬帝國的殘餘，接管了它的土地，在幾乎相同的地理空間內建立了另一個政教合一、海陸兼顧的帝國——奧斯曼帝國。從統治模式來看，奧斯曼帝國是東羅馬帝國「正宗」的後繼者，但不屬於歐洲文化圈，在19世紀后被肢解。最終，羅馬帝國曾經的土地上再也沒有統一大帝國的痕迹，與遠東對稱的歐洲-地中海世界成了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區之一，失去了政治上的「對稱性」。

8 地理和歷史

這篇隨筆寫到這裡就快結束了。很顯然，本文繞開了那些最敏感、也受歡迎的話題，比如「秦（漢）朝和羅馬誰的軍事力量更龐大？」，「秦（漢）朝和羅馬誰的工程技術更強？」，「秦（漢）朝和羅馬誰的經濟更發達？」……

然而，對於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古代國家來說，贏得某個單項吉尼斯世界紀錄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統治者更多考慮如何因地制宜地解決現實問題。所以，秦（漢）與羅馬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氣候、周邊環境的區別，而不是發展水平的優劣。

比如說，比較軍事力量的時候，秦漢帝國在單一戰場上集中的兵力似乎更多，而羅馬軍團的職業性似乎更強。但這恰恰是因為羅馬軍團在戰略上可以靠海運提供後勤，秦漢帝國需要大量的輔助兵來保障陸路後勤線。

又比如羅馬城有近百萬人口，比起長安洛陽都有優勢，但這一方面是因為海運糧食方便，另一方面也因為羅馬長期維持殖民帝國體制，給本土尤其是首都居民以特殊的福利，供養了太多和經濟、軍事職能無關的貧民，並不體現經濟總量的差異。

總的來說，羅馬和漢朝的繁榮年代都擁有5000萬上下的人口和400萬平方公里上下的溫帶國土，考慮到農業社會的個體生產力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可以認為秦漢和羅馬是水平相近的兩個古典文明。對具體的指標做過多比較意義不大。

兩個文明真正的差異是對後世的影響。如前所述，最終以統一的面貌邁入現代世界，羅馬帝國則先自西向東逐漸碎裂，最終變成幾十個小國。在逐漸完成工業化補課的今天，可以說政治上的統一和分裂，是秦（漢）和羅馬給後世留下的最主要遺產。

政治遺產的區別當然有很多因素。比如說因為歐亞大草原西部的水草相對豐美，歐洲（尤其是西歐）在連續幾百年內遭受了游牧蠻族的入侵。比如說歐洲距離中東沙漠民族較近，更容易從一神教核心地帶接受宗教影響。又比如說歐洲因為鐵礦品位高，長期未發展出的生鐵熔煉技術等等。但無論如何，從地圖上看，亞歐大陸西端最明顯的地理特徵就是地中海的存在，本土則是完整的陸地，這勢必會影響到帝國的組織方式，進而影響帝國的政治遺產。

秦帝國沒有內海的交通便利，二代而亡，無意間為後繼者創造了一個主動轉型，從諸子百家中選擇最合適意識形態的機會。

而羅馬帝國靠內海化解了多次危機，卻始終未能從內部世俗社會找到合適的「軟體」，被迫接受外來的基督教，以緩和矛盾。隨著時間推移，海洋的通行便利不能一直壟斷，教會的「維穩」反過來會威脅世俗政權，即便君士坦丁以後的羅馬帝國雙管齊下，也未能挽救地中海世界的帝國傳統。可見福禍相依，難說地理因素會對「文明競賽」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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