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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教科書稱為「反動軍閥」卻是真正的愛國者

他被教科書稱為「反動軍閥」卻是真正的愛國者

他被教科書稱為「反動軍閥」卻是真正的愛國者

他曾到處調兵遣將,參加了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致使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他當年為阻撓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歷史教科書把他定性為「反面人物」。他就是當年曾經叱吒風雲、顯赫一時的直系軍閥頭子吳佩孚。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歷史教科書定性為「反動軍閥」的人,在國家受到外族侵略、主權遭受列強挑釁的危急時刻,卻能出人意料的挺身而出,首當其衝,振臂高呼。尤其是在「抗日救國」問題上,他更是義無反顧,奮不顧身,譜寫了一曲弘揚民族氣節,捍衛民族尊嚴的驚人篇章,堪稱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抗日情結並非一時興起或心血來潮,而是從他熱血男兒般的骨子裡真切迸發出來的。童年時的吳佩孚就被岳飛、戚繼光抗擊外族入侵的愛國壯舉所震撼,被文天祥、顧炎武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所激勵,使他在幼小年紀就堅定地打牢了愛國主義的思想。從手握重兵的軍閥首領,淪落為大勢已去的空頭將軍,從「五四」運動延續到抗日戰爭,吳佩孚的愛國主義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現著,且終生不渝,至死不休。

巴黎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如果沒有吳佩孚等愛國將領在國內的堅決支持,就沒有代表團拒絕在恥辱和約上簽字的國際壯舉。「五四」運動中,如果沒有吳佩孚對北洋政府義正辭嚴的大聲疾呼和激烈聲討,不知道會有多少愛國群眾和青年學生慘遭毒手,不知道會有多少個青島拱手讓與日本。

吳佩孚絕非一介武夫,他對日本覬覦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強佔動機也早已洞悉明了。在給北洋政府的電文中,他冷靜的提出了「日人此次爭執青島,其意不止青島,其將來有希望大於青島數萬倍者」的看法,一針見血的揭露了日本企圖以青島為跳板侵略全部領土的狼子野心。後來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無不證實了「儒將」吳佩孚對日本侵略慾望的遠見卓識。

對山東垂涎已久、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企圖通過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問題交涉案》,併發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範。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又是吳佩孚力排眾議、挺身而出,首當抗日先鋒。鑒於北洋政府在山東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唯唯諾諾,吳佩孚多次公開表示「謹勵戎行,敬待后命,急難有用,敢效前驅」,不惜以武力與日本幹上一仗。他上書總統徐世昌,請他完全拒絕日人關於《魯案》直接交涉的照會和陰謀。他還呈文國務總理靳雲鵬,請其「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以釋群疑,而定人心」。由於吳佩孚的堅決抗爭,北洋政府最終未敢就山東問題直接與日本交涉。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愛國激情,並沒有因為他的數次兵敗、大勢已去而出現滑坡和低落,反而變得更加堅定,更加激昂。雖然實力大減、一敗塗地,可吳佩孚不像其他下台的軍閥政客那樣,腰纏萬貫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尋求外國人保護,而是不肯離開自己心愛的祖國,仍堅持在國內輾轉流亡。

「九一八事變」后,由於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迅速佔領我東三省。身在成都的吳佩孚「聞報,一夕不寢」。之所以徹夜不眠,是因為他對日軍的侵略行徑憤怒,對東北幾千萬同胞的命運擔憂,更是對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錯誤路線的否定。他發電「抗議倭庭速返關東之地」,隨即返回北京「率師周旋」,同時他還在天津《大公報》振筆直書:「和內攘外」。這種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而公然與國民政府唱反調的愛國壯舉,有力的支持和促進了「一致對外」、「全力抗日」運動的蓬勃發展,一時間「逼蔣抗日」的呼聲高漲。

他不但致電反對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偽滿洲國」總統,充當替日本侵略者奴役東北同胞的傀儡,而且還身體力行的向國人表達了自己決不當漢奸的決心。「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為了統治和奴役人民,準備在江南江北分別設立「親日政權」,並美其名曰「自治」。在南面,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衛;在北面,他們則把眼光盯在了「第一流人物」吳佩孚身上。為了把吳佩孚拉下水,日本人用盡了威逼利誘、收買策反、恐嚇造謠等軟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均被吳佩孚以「自治者,自亂也」和「如要出山,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連東北也在內」一概拒絕。為了表明自己寧死不當漢奸的決心,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擺在院子里「陳棺言志」,讓那些對吳佩孚「出山」還抱有幻想的日使、漢奸們心中敬畏、望而卻步。

吳佩孚的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不肯屈從於日本人做法,不僅展示了他那堅定而又強硬的愛國骨氣,同時還影響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軍人。北洋各派軍閥中,除了齊燮元等個別將領投靠日本做了漢奸外,大部分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積極投身於抗日愛國的運動中去。就連當年憑藉「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斷然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發誓不作漢奸。

為了逼迫吳佩孚就範,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強迫吳佩孚公開表明對「日中議和」的態度。會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吳佩孚把日軍事先為他準備好的「發言稿」扔到一邊,赫然講到:「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惟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不僅如此,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話原原本本的翻譯給所有人,並且「斷乎不能更改一字」!吳佩孚鏗鏘有力的發言和堅定果決的態度,猶如兩記響亮的耳光,扎紮實實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臉上。

「甲午恥,猶未雪,民國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扶桑魔窟。壯志飢餐島夷肉,笑談渴飲倭奴血。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這半闕經吳佩孚改過的《滿江紅》,是他臨死前交給朋友曾琦的贈物,雖然看起來有些蹩腳,但字裡行間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決心,卻絲毫不比當年岳飛「精忠報國」的豪情壯志遜色。「抗戰必勝,日人必敗!」這不僅是吳佩孚送給部下的寄語,更是他一天到晚掛在嘴邊、至死也不停止的對日本侵略者的詛咒。

日本人對吳佩孚徹底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耐心。為了除掉這塊在他們眼裡「又臭又硬」的鐵骨頭,1939年12月4日,窮凶極惡的日本人派出特務強行進入到吳佩孚在北京的寓所,借為吳佩孚治療牙痛病之機,殘忍的將其殺害,享年66歲。

吳佩孚的一生,是罪惡與光環同在,遺臭與流芳一身,反動與愛國並存的一生,是富有傳奇色彩而又極具爭議的一生。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吳佩孚與其他軍閥一樣,為了搶奪地盤、擴張勢力而窮兵黷武,鎮壓革命,難免存在著那個特定時代、特殊階段的反動烙印,具有明顯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的身上卻體現著中華民族最優良的品質—愛國主義。正是這種愛國主義思想,才是堅定國人抗戰必勝信念,激勵國人不屈不撓鬥志,樹立國人自立自強信心,維護國家獨立自主尊嚴,和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吳佩孚逝世后,蔣介石發唁電弔喪,表彰其「精忠許國」、「正氣長存」、「大義炳耀」。最高國防委員會追贈吳佩孚為「一級上將」。重慶的報紙上,讚譽吳佩孚為「軍人的典範」。最難得的是,治喪期間,自發到吳佩孚寓所弔祭的人竟多達數千之眾;出殯之時更是萬人空巷,哭聲震天。人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吳佩孚這位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的祭奠和懷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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