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教科書稱為「反動軍閥」卻是真正的愛國者

他被教科書稱為「反動軍閥」卻是真正的愛國者

他曾到處調兵遣將，參加了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致使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他當年為阻撓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歷史教科書把他定性為「反面人物」。他就是當年曾經叱吒風雲、顯赫一時的直系軍閥頭子吳佩孚。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歷史教科書定性為「反動軍閥」的人，在國家受到外族侵略、主權遭受列強挑釁的危急時刻，卻能出人意料的挺身而出，首當其衝，振臂高呼。尤其是在「抗日救國」問題上，他更是義無反顧，奮不顧身，譜寫了一曲弘揚民族氣節，捍衛民族尊嚴的驚人篇章，堪稱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抗日情結並非一時興起或心血來潮，而是從他熱血男兒般的骨子裡真切迸發出來的。童年時的吳佩孚就被岳飛、戚繼光抗擊外族入侵的愛國壯舉所震撼，被文天祥、顧炎武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所激勵，使他在幼小年紀就堅定地打牢了愛國主義的思想。從手握重兵的軍閥首領，淪落為大勢已去的空頭將軍，從「五四」運動延續到抗日戰爭，吳佩孚的愛國主義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現著，且終生不渝，至死不休。

巴黎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如果沒有吳佩孚等愛國將領在國內的堅決支持，就沒有代表團拒絕在恥辱和約上簽字的國際壯舉。「五四」運動中，如果沒有吳佩孚對北洋政府義正辭嚴的大聲疾呼和激烈聲討，不知道會有多少愛國群眾和青年學生慘遭毒手，不知道會有多少個青島拱手讓與日本。

吳佩孚絕非一介武夫，他對日本覬覦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強佔動機也早已洞悉明了。在給北洋政府的電文中，他冷靜的提出了「日人此次爭執青島，其意不止青島，其將來有希望大於青島數萬倍者」的看法，一針見血的揭露了日本企圖以青島為跳板侵略全部領土的狼子野心。後來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無不證實了「儒將」吳佩孚對日本侵略慾望的遠見卓識。

對山東垂涎已久、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企圖通過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問題交涉案》，併發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範。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又是吳佩孚力排眾議、挺身而出，首當抗日先鋒。鑒於北洋政府在山東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唯唯諾諾，吳佩孚多次公開表示「謹勵戎行，敬待后命，急難有用，敢效前驅」，不惜以武力與日本幹上一仗。他上書總統徐世昌，請他完全拒絕日人關於《魯案》直接交涉的照會和陰謀。他還呈文國務總理靳雲鵬，請其「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以釋群疑，而定人心」。由於吳佩孚的堅決抗爭，北洋政府最終未敢就山東問題直接與日本交涉。

吳佩孚的愛國思想和愛國激情，並沒有因為他的數次兵敗、大勢已去而出現滑坡和低落，反而變得更加堅定，更加激昂。雖然實力大減、一敗塗地，可吳佩孚不像其他下台的軍閥政客那樣，腰纏萬貫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尋求外國人保護，而是不肯離開自己心愛的祖國，仍堅持在國內輾轉流亡。

「九一八事變」后，由於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迅速佔領我東三省。身在成都的吳佩孚「聞報，一夕不寢」。之所以徹夜不眠，是因為他對日軍的侵略行徑憤怒，對東北幾千萬同胞的命運擔憂，更是對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錯誤路線的否定。他發電「抗議倭庭速返關東之地」，隨即返回北京「率師周旋」，同時他還在天津《大公報》振筆直書：「和內攘外」。這種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而公然與國民政府唱反調的愛國壯舉，有力的支持和促進了「一致對外」、「全力抗日」運動的蓬勃發展，一時間「逼蔣抗日」的呼聲高漲。

他不但致電反對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偽滿洲國」總統，充當替日本侵略者奴役東北同胞的傀儡，而且還身體力行的向國人表達了自己決不當漢奸的決心。「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為了統治和奴役人民，準備在江南江北分別設立「親日政權」，並美其名曰「自治」。在南面，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衛；在北面，他們則把眼光盯在了「第一流人物」吳佩孚身上。為了把吳佩孚拉下水，日本人用盡了威逼利誘、收買策反、恐嚇造謠等軟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均被吳佩孚以「自治者，自亂也」和「如要出山，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連東北也在內」一概拒絕。為了表明自己寧死不當漢奸的決心，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擺在院子里「陳棺言志」，讓那些對吳佩孚「出山」還抱有幻想的日使、漢奸們心中敬畏、望而卻步。

吳佩孚的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不肯屈從於日本人做法，不僅展示了他那堅定而又強硬的愛國骨氣，同時還影響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軍人。北洋各派軍閥中，除了齊燮元等個別將領投靠日本做了漢奸外，大部分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積極投身於抗日愛國的運動中去。就連當年憑藉「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斷然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發誓不作漢奸。

為了逼迫吳佩孚就範，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強迫吳佩孚公開表明對「日中議和」的態度。會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吳佩孚把日軍事先為他準備好的「發言稿」扔到一邊，赫然講到：「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惟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不僅如此，吳佩孚還命人把自己的話原原本本的翻譯給所有人，並且「斷乎不能更改一字」！吳佩孚鏗鏘有力的發言和堅定果決的態度，猶如兩記響亮的耳光，扎紮實實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臉上。

「甲午恥，猶未雪，民國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扶桑魔窟。壯志飢餐島夷肉，笑談渴飲倭奴血。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這半闕經吳佩孚改過的《滿江紅》，是他臨死前交給朋友曾琦的贈物，雖然看起來有些蹩腳，但字裡行間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決心，卻絲毫不比當年岳飛「精忠報國」的豪情壯志遜色。「抗戰必勝，日人必敗！」這不僅是吳佩孚送給部下的寄語，更是他一天到晚掛在嘴邊、至死也不停止的對日本侵略者的詛咒。

日本人對吳佩孚徹底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耐心。為了除掉這塊在他們眼裡「又臭又硬」的鐵骨頭，1939年12月4日，窮凶極惡的日本人派出特務強行進入到吳佩孚在北京的寓所，借為吳佩孚治療牙痛病之機，殘忍的將其殺害，享年66歲。

吳佩孚的一生，是罪惡與光環同在，遺臭與流芳一身，反動與愛國並存的一生，是富有傳奇色彩而又極具爭議的一生。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吳佩孚與其他軍閥一樣，為了搶奪地盤、擴張勢力而窮兵黷武，鎮壓革命，難免存在著那個特定時代、特殊階段的反動烙印，具有明顯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的身上卻體現著中華民族最優良的品質—愛國主義。正是這種愛國主義思想，才是堅定國人抗戰必勝信念，激勵國人不屈不撓鬥志，樹立國人自立自強信心，維護國家獨立自主尊嚴，和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吳佩孚逝世后，蔣介石發唁電弔喪，表彰其「精忠許國」、「正氣長存」、「大義炳耀」。最高國防委員會追贈吳佩孚為「一級上將」。重慶的報紙上，讚譽吳佩孚為「軍人的典範」。最難得的是，治喪期間，自發到吳佩孚寓所弔祭的人竟多達數千之眾；出殯之時更是萬人空巷，哭聲震天。人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吳佩孚這位近代史上最愛國的反動軍閥的祭奠和懷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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