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因素是增長與城市化速度問題！

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現在進入經濟新常態，處於另一個發展階段。從一個封閉的計劃經濟體、一個貧窮的人口大國，到深入參與全球化，成為全球經濟規模第二的新興市場大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推動者和有關鍵影響力的參與者。然而，正是因為經濟的影響力，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和進行的調整，也引發國內和全球的高度關注。

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不久前在高金SAIF•CAFR名家講堂發表演講時表示，過去的經濟增長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靠人口紅利，一個靠海量投資。

但是這兩個方面都碰到問題了，的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就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用不下去了，它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率上升了3個百分點，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

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個時候差，但是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資拉動經濟的負面效應變得非常大，槓桿率持續攀升，已經超過了臨界點，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可能面臨系統性風險。

近二十年前，安邦諮詢（ANBOUND）的研究人員曾就經濟問題，與吳老先生在國內媒體上有過數次探討和商榷。如今88歲的吳敬璉先生堅持思考經濟問題，宣傳改革理念，令人欽佩。

不過，對於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安邦的智庫學者有不同看法。

吳敬璉先生談海量投資推動經濟增長，但投資只是表面原因，海量投資從哪裡來的？是平白無故產生的嗎（比如靠國家擴張信用，大印鈔票）？如果是平白無故的產生，那麼為何沒有產生惡生通脹？

在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看來，海量投資只是一個結果，它來自的城市化推動。陳功表示，如果要找到這些年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主要是兩個：一個是靠人口，也就是人口紅利；另一個則是靠城市化！

在《顛覆世界的城市化》一書中，陳功提出了「城市化-資本過剩-危機」的「危機三角」模型，對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以及危機有很好的解釋。競相攀比的城市化帶來了席捲世界的「造城運動」，不可遏制地創造出規模驚人的資本；城市化帶來的資本過剩，製造出大量的泡沫，如大潮般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產生；在危機修復之後，人們再度將城市化浪潮作為追求的目標，並不斷地重複這一循環過程。這一過程顯示了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規律，「危機三角」循環在城市化歷史中也不斷重複，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

近幾十年來，參與了全球化，開啟了城市化，使得人口紅利和城市化進程雙雙推動經濟高速增長。政府一直強調用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這在理論上並沒有錯，在實踐中也確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在城市化問題上也有錯誤，錯就錯在城市化的速度太快。發達國家經歷了六、七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城市化進程，用不到三十年就經過了，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本來一個人正常行走就可以了，卻偏偏用高速奔跑的方式！很顯然，奔跑和行走對心臟的負荷不一樣，對能源供給要求不一樣，導致的結果也很不一樣。陳功過去頂著「穩健派」的標籤一直講速度問題，強調的一切問題就是速度問題，就是這個原因。可惜的是，很多人（包括許多決策官員）並沒有真正領會速度問題的重要性。

早在2013年，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在「激進派VS穩健派」的文章中就分析，發展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速度問題。是一個速度社會，對GDP增速的長期追求鍛造出頑強的「GDP主義」，對城鎮化速度的追求刺激了房地產業的瘋狂發展，對高鐵速度的追求誘發了高鐵跳躍式的發展，對基建速度的追求拉動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價格。

然而，在這些高速度的背後，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增長、環境惡化和生態破壞、能源消耗、區域差異與城鄉差異，同樣也在以高速增長。最終結果就是，不得不以一種近似「總清算」的方式來完成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回頭看這些分析，是對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好的、前瞻性的註解。

當經濟不能再以激情歲月式的城市化來推動時，當人口紅利因為老齡化和成本上升而消退時，經濟發展不得不回歸到一種穩健發展的軌道上來。為什麼要重溫的城市化與發展速度問題？因為這是導致經濟問題的關鍵因素，也是今後找到穩健發展的關鍵所在。理解了城市化與速度問題，才有可能使得今後的政策走在理性軌道上，不出大的偏差。

節選自：安邦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