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搖滾樂與政治無關了？

前幾天的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上，工黨黨魁傑里米·科賓的演講是最令人難忘的環節之一，而脫歐等政治議題也出現在音樂節各色的活動與裝飾上。公眾對這次堪比工黨聚會的音樂節感到新奇，畢竟正如學者丹尼爾·瑞秋所言，流行文化與政治的聯姻已有三四十年未見了。

那就讓我們回到三四十年前，那個搖滾樂與政治緊密相關的年代吧，了解一下搖滾樂是如何「氣勢洶洶」地衝上歷史舞台、成為社會政治變遷的重要推力的。當然，我們的老朋友NME雜誌也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傑里米·科賓在音樂節上接受社會媒體採訪

1976年八月，埃里克·克萊普頓在伯明翰的一場演出中表示支持前保守黨大臣以諾·鮑威爾，後者因發表反移民演說被內閣開除。克萊普頓呼籲人們投票給鮑威爾，讓他把黑人趕出英國；他還對人群喊出了右翼政黨民族陣線的口號：「不列顛屬於白人（Keep Britain White）。」

埃里克·克萊普頓的種族主義宣言

得知此事的音樂家瑞德·桑德斯和羅傑·哈德爾等人致信NME以表達對克萊普頓的反對。他們如是寫道：「……更噁心的是他的首張熱單翻唱了雷鬼歌手鮑勃·馬利的《我殺了州長》。看清楚了埃里克，你一半的音樂都是黑的。誰殺了州長，埃里克？我想那絕對不是你！」

這封公開信宣布了搖滾反對種族主義運動（Rock Against Racism, 簡稱RAR）的開端，在NME讀者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抗議信發表的第一周，我們就收到了兩三百封郵件，」羅傑·哈德爾說，「很多來自靈魂樂迷和跨種族夫妻。這使我們對即將展開的運動充滿了信心。」

1978年四月，RAR與反納粹聯盟合作，在倫敦組織了一場盛大的遊行，並得到了衝撞樂隊（The Clash）的免費演唱會支持。八萬人參加了這場盛會，不少NME的編輯記者也身在其中。

在RAR的感召下，NME開始更加關注少數群體，而不僅僅聚焦於白人男性藝術家。它的報導也逐漸擴展到非音樂方面。編輯尼爾·斯潘塞說：「NME始終相信搖滾不僅僅局限於音樂。從核武器到動物保護，我們報導一切年輕人和搖滾人關心的話題。」

衝撞樂隊在搖滾反對種族主義運動中的義演

RAR因債務過重於1981年終止，但它牽起的一系列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反階級分化、反撒切爾主義的抗議活動已在全英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左翼政治風潮。

1985年十一月，比利·布拉格、吉米·桑莫維爾和保羅·威樂三位音樂家創辦了旨在動員更多年輕人參與推動民主進程的左翼政治團體——紅色楔形陣列（Red Wedge）。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1987年的大選中，為尼爾·基諾克的工黨爭取更多的選票，促使撒切爾下台。

比利·布拉格在紅色楔形創建會議上講話

NME的尼爾·斯潘塞和保羅·休伊特都是紅色楔形陣列中的活躍分子，這些在嬉皮運動和朋克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搖滾人相信，好的音樂必須針砭時弊，音樂人也需要參與到社會的改革變遷之中。堅守這一信念的NME是當時社會唯一認真對待工黨的媒體。

鑒於NME鮮明的政治立場，斯潘塞一度很擔心白人種族主義者會往NME辦公室寄炸彈。這事倒是沒發生，但是1978年，斯潘塞支持衝撞樂隊主唱喬·斯特拉默爾為1979年大選發表個人宣言，而喬·斯特拉默爾支持愛爾蘭統一，於是他收到了來自反對北愛爾蘭脫離英國的組織的死亡威脅。

喬·斯特拉默爾

更嚴重的是，為防止潛在的地下運動，英國警方在白廳授權下開始秘密監聽相關人員的電話。這使深度參與運動的NME也變得緊張起來。當時紅色楔形的比利·布拉格頻頻造訪NME辦公室，將其視為把左翼政治引入主流的重要宣傳渠道。NME也不負期望地擴大政治討論的內容。

1985年四月， NME把尼爾·基諾克放上了封面，並且公開支持社會主義樂隊紅皮膚的克里斯·迪恩。更重要的是，NME還加入當時興起於煤礦業、席捲全國並波及倫敦新聞界的大罷工，六月和七月都未發行一期。

時任工黨黨魁尼爾·基諾克登上NME封面。

在NME熱切投入政治運動的七八十年代，它的老對手、同屬於一家公司的《旋律製造者（Melody Maker）》並沒有參與罷工。NME對此耿耿於懷。

安德魯·柯林斯憤憤道：「那一周NME沒有發售，因為我們都出去罷工了，而《旋律製造者》看到了機會，他們終於能賣得比我們多了。」——這兩本音樂雜誌之間的紛爭也非常精彩，與本次主題無關，故不贅述。

旋律製造者

雖然保守黨依然獲得了1987年大選的勝利，撒切爾夫人也成為了英國二十世紀在位最久的首相，但NME已成功地將左翼價值觀引入了主流，它把尼爾·基諾克放上封面的舉措讓很多年輕人紛紛選擇投票給工黨。

不過作為一本搖滾雜誌的NME，在政治上或許是天生的反對派——1997年英國第一位「搖滾首相」托尼·布萊爾成功當選，而堅定支持工黨十八載的NME，在工黨上台後不到一年就開始攻擊布萊爾了。他們在封面上刊登了這位當過搖滾樂隊主唱的首相的照片，並引用了性手槍主唱約翰·里頓的著名發言作為標題：「感到被欺騙了嗎？」

NME炮轟托尼·布萊爾

流行音樂是時代的一面鏡子，而優秀的流行音樂必須紮根於社會現實，優秀的音樂家與音樂從業者也往往是關注現實、熱衷政治的。當下世界種種令人不安的變化，促使政治冷感的年輕人重新走上街頭，前文所述的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就是一個例子。

當政治與流行文化再次結合，日薄西山的搖滾樂開始找回憤怒的力量，搖滾樂黃金歲月是否也將復甦？讓我們一同拭目以待吧。

感謝閱讀NME系列的第三篇。下一篇筆者將講述NME作為「同人雜」的一面，談談史密斯樂隊的解散與這本雜誌有何關係，以及著名的英搖大戰的始末。敬請期待。

NME：為搖滾而生

與其苦練琴技，不如去給NME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