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是如何看待和閱讀《資治通鑒》的？

《資治通鑒》儘管文筆生動，但篇幅過長，並且由於諸事紛雜，編年並記，對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難以把握，比較難讀。寧宗君臣的經筵閱讀，並非逐字逐句的閱讀，稍稍做了一些有意的節略，「東西魏、陳、隋及五季瀆亂之事，有旨不讀」。

前些日子，伴隨著張國剛先生《資治通鑒與家國興亡》的出版，出現了一陣《資治通鑒》熱。那麼，宋人是如何看待和閱讀《資治通鑒》的呢？最近整理古籍，接觸到了相關的史實，披露於下，以饗同好。

南宋有名的文人劉克莊編纂的《玉牒初草》卷上嘉定十一年三月丁酉有一條記事，不是記載經筵講讀，而是對經筵講讀的回顧：

徐應龍等奏，進讀《通鑒》徹卷，乞宣付史館。並從之。

奏疏是講，在經筵，《資治通鑒》已經讀完了，請將這件事傳達給史館，記錄到史書中。

寥寥數字平淡的記事背後，其實隱伏著令人驚嘆的事實。《玉牒初草》只是記事，沒有錄入奏疏原文。翻檢宋朝的檔案資料彙編《宋會要》，則全文錄入了徐應龍等人的奏疏以及寧宗的批示：

（嘉定）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徐應龍，朝奉大夫、新除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袁燮，朝請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讀黃序，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李楠，朝奉郎、右正言、兼侍講劉棠，中奉大夫、行起居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工部侍郎聶子述，朝散郎、行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太子侍讀宣繒言：「仰惟皇帝陛下，天資沖澹，惟性高明。日御講筵，就學不倦。經籍奧義，以次咨訪，罔有逸遺。自慶元戊午，至嘉定丙子，凡十徹章。雖商高宗典於終始，周成王學有緝熙，殆不是過。猗歟懿哉！甚盛德也。厥今《通鑒》進讀，復告訖篇，非汲汲皇皇，疇堯臻此！緬惟是書之作，昉我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於中秘，起周威烈，下竟五代，研精極慮，窮竭日力，久乃克就，卷帙曠分，綱目井列，不但稡擷故實而已，蓋將便清燕之觀，示元龜之鑒也。裕陵欽承先志，寵以序文，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於是悉備』。顯謨大訓，炳若日星。詔燕後人，永永無斁。陛下篤意此書，肆命勸誦，其聞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或關宸聽，有悟聖心，渙發玉音，動與理會。前後侍臣之言，欽聆敬孍，不一而足。維慶元乙卯二月，實始啟帙，除東西魏、陳、隋及五季瀆亂之事，有旨不讀，自余紀載，弗怠幡閱。逮嘉定戊寅季春，遂底終篇。陛下稽古之懋、典學之勤，可謂同符祖宗，有光帝王矣。昔唐開元中，日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然而銳始怠終，徒文亡實。秉史筆者，猶且特書，以為美談。矧陛下歷覽前代興亡理亂之故，尊所聞，行所知，首末惟一，顧可不登之汗簡，以詔萬世？慾望睿慈宣付史館。」詔從之。（《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三四）

這篇字數不少的奏疏，不僅披露的事實令人驚嘆不已，講述的道理也可圈可點。

司馬光主持編纂的編年史巨著《資治通鑒》，始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止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述了16朝1362年的歷史，凡294卷，字數逾三百萬。從治平四年（1066）置局始編，到元豐七年（1084）竣事成書，歷時19年。而我們從上述奏疏所披露的事實可知，在經筵上，宋寧宗和講讀臣僚，從慶元元年（1195）開講始讀，到嘉定十一年（1218）終卷讀畢，也是整整歷時19年，與編纂時間居然完全相同。

《資治通鑒》儘管文筆生動，但篇幅過長，並且由於諸事紛雜，編年並記，對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難以把握，比較難讀。對於《資治通鑒》不易閱讀，司馬光本人也清楚，他曾經講過：「自吾為《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宋史》卷二八六《王益柔傳》）據司馬光所知，只有王益柔一個人通讀過他的《資治通鑒》，而一般慕名閱讀的人，讀不完一頁，就已經哈欠連天了。觀編纂者司馬光如此「夫子自道」，我們不能不佩服寧宗君臣的19年經筵閱讀。堅持19年，需要閱讀的君臣都有很大的毅力才做得到。

為什麼君臣肯花如此之大的功夫去讀《資治通鑒》呢？從《資治通鑒》的命名便可以清楚，這是一部政治、歷史教科書。對人而言，以史為鑒，不僅是古老的傳統，並且是便捷易懂的途徑。與王安石共同發動熙豐變法的宋神宗，很理解《資治通鑒》之於政治的重要性。前引徐應龍等人的奏疏援引了神宗御制序文中的幾句話：「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於是悉備。」神宗認為，從天人之間的互動報應、善惡盛衰的本原，到施政的效果、軍事乃至行政的借鑒，《資治通鑒》無所不包。為寧宗講讀的士大夫們進一步闡述了《資治通鑒》的意義：「其聞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或關宸聽，有悟聖心，渙發玉音，動與理會。」所載史實，正確的可以效法，錯誤的引以為戒，可以啟悟君主，使之言行與天理相應。奏疏中的「動與理會」，對「理」的強調，很顯然反映了慶元黨禁之後勃興的道學在經筵的浸透。

對於《資治通鑒》的意義，為《資治通鑒》作注的宋末元初胡三省有更高層次的認識，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明賀復征編《文章辨體匯選》卷二八六《新注資治通鑒序》）按胡三省說法，《資治通鑒》不僅是教科書，更是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

南宋通鑒學大盛，有袁樞改編的《通鑒紀事本末》，有朱熹改編的《通鑒綱目》，更有眾多的仿作、續作，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劉時舉的《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等等。可見，胡三省的歸納其實是反映了南宋人的普遍認知。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認知，寧宗君臣才在經筵堅持了19年的閱讀。

從奏疏還可以了解到一個有趣的事實，寧宗君臣的經筵閱讀，並非逐字逐句的閱讀，而是稍稍做了一些有意的節略，「東西魏、陳、隋及五季瀆亂之事，有旨不讀」。寧宗在未讀之前，怎麼會知道這些章節記有「瀆亂之事」？無疑是應講讀侍臣的請求而下旨的。因為侍臣講讀之前事先需要認真備課。其時覺得這些章節「皇帝不宜」，所以才提出不讀的請求的。由此可見，用什麼內容做教材，如何教育君主，參與經筵的士大夫們是有著縝密心思和明確目的的。

對三百萬言的19年閱讀，寧宗很有成就感，不僅同意宣付史館流芳後世，還大張宴席，款待陪伴他一同閱讀的講讀官和相關人員。《玉牒初草》卷上在四月己未條載：「以經筵進讀《資治通鑒》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等燕於秘書省。」

從寧宗即位之始，士大夫們便通過經筵的方式，用《資治通鑒》給這位已經27歲的新皇帝上課，並且一上就上了19年。其間，士大夫政治經歷了韓侂胄和史彌遠主政。思想文化領域則經歷了慶元黨禁和開禁，從此道學成為弱勢王朝的精神支撐。後繼的皇帝繼承先皇的衣缽，大力提倡，還獲得了頗有褒獎意味的理宗廟號。

除了上述君臣花費19年時光讀完《資治通鑒》的奏疏，僅有兩年記事的《玉牒初草》，在卷下的嘉定十二年（1219）還有一些涉及《資治通鑒》的文字：

（二月）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前讀《資治通鑒》所載仇士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雲，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記此，天下幸甚。」

讀了19年《通鑒》，不是讀過就算了。老師不時還要抽查提問考試，看皇帝讀過的內容忘記了沒有？侍讀官徐應龍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

在宋代的士大夫們看來，作為教科書《資治通鑒》實在是太重要了。在《玉牒初草》嘉定十二年九月我們看到了君臣共讀《資治通鑒》的記載：

乙巳，徐應龍進讀《通鑒》，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掊尅而不恤士，欲其臨危效命，得乎？惟陛下嚴戒飭之。」（作者系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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