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與佛教的緊密聯繫

佛教自印度傳入，伴隨而來的有各種，繪畫，即為其中之一。繪畫，在佛教末傳入以前，自具獨特的風格。自受佛教藝術的影響，遂發生了不少變化。的們，為佛教服務，也創造了不少寶貴的成績。

印度佛教的傳入，是從西北陸路與西南海路，雙方並進，繪畫藝術輸入的途徑，也完全相同。自漢以後，甫朝與北朝，都很快的接受了佛教的繪畫技法，各有發展，比畫與絹素，也都各極其妙。至隋唐時代，而南北合流，融合了民族的傳統，表現出優秀的佛教畫風，在藝術史上，展現出中古時期光輝的成就。

印度原始的繪畫與漢代以前的繪畫，原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因此風格互異，並無相似之點．到東漢明帝時，佛像隨佛教傳入，這是見於文獻記載的開始。晉袁宏《後漢記》說：「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

於是遺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後漢書·西城傳》的記載，與此略同。又《佛祖統記》等也記其事：傳蔡愔於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當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並在寺中壁上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

《魏書·釋老志》說：「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又說：「明帝並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顯節陵上。」這是最初的佛教繪畫，也大概是藝術家自作的佛教繪畫。但在漢代，中以擅作佛畫著名的尚少，其後便漸漸有擅長佛畫的出現，而且就現存的古代壁畫看，印度的阿旃陀（Ajante）石窟壁畫，與阿富汗巴米陽石窟壁畫，西疆塔里木盆地、克子爾明屋佛洞壁畫，是佛教自西北傳來的通路上，所遺留的作風相似的壁畫；到敦煌千佛洞北魏時期的作品，仍然具有印度佛教畫的風格。

塔里木盆地遺存妁古代佛畫，為斯坦因、李考克等人劫取而去者頗多，高昌壁畫的一部分，至今尚保存於德國的中央亞細亞博物館中；聞保存於柏林民俗博物館中的，業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毀於戰火。惟敦煌千佛洞的壁畫，有豐富的遺存。北魏時代的遺物，尤其色戀絢爛，保存完好，為世界學術界所重視。以這一時期的壁畫，來證明佛教繪畫的初期情況，這是最好的證物。

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有善於佛教畫的名畫家，最早期的如東吳的曹不興，西晉的張墨和衛協，相傳都擅長佛畫。曹不興畫的佛像，是根據康僧會傳來的畫像製作的。康僧會是西域康國人，相當於現在的中亞細亞薩馬爾干（Samarkand）地方，僧會來南方傳佛教，同時帶來了佛教畫的樣本。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連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運，須叟立成，頭面手足肩背，亡遺尺度，此其難也，曹不興能之。」作大像的身體比例，能很勻稱，這是頗不容易的。曹的畫雖已失傳，但他創立的畫派，卻傳於後世。

衛協生於西晉，當時有畫聖之稱，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孫暢之《述畫》說：衛協組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眼睛，想見其妙。東晉最有名的畫家顧愷之，又是一位佛教畫的能手。《歷代名畫記》中，曾記他的一個故事說：

「長康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訖，光彩輝目數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利註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剎注百方。長康素貧，眾以為大言，后寺眾請勾疏。長康日：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余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從這個故事裡，可知當時的名畫家，很熱心於佛教藝術的工作，並且得到老百姓的擁護。

佛教畫的初期，大概依據的多是印度傳來的圖樣，到梁代的張僧繇，善畫佛像，獨出心裁，創立了「張家樣」，佛像的化，從他開始有了很好的發展。他的兒子善果和仔童，也善畫，並擅佛畫，能傳其業。善果畫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仔童畫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圖。

在南北朝的後期，張僧繇的影響很大，有不少人學習他的畫派。所謂「望其塵躅，有如周孔」，可見聲望之隆。他用簡煉的筆墨，繪畫佛像，《歷代名畫記》說他「筆才一二，而像已應焉。因材取之，今古獨立。像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佛教繪畫在的發展，當唐以前，僧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者。他又常用印度的畫法，在南京一乘寺作畫，據文獻說：「一乘寺，梁邵陵王倫所造，寺門遍書凹凸花，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郎平，世咸異下，乃名凹凸寺。」這種畫法，證之以印度阿旃陀六七世紀以前的壁畫，用淺深渲染的方法，分出明暗的陰影，這也就是一乘寺凹凸法的根源。張僧繇和從西域來的尉遲乙僧都會用此法作畫。

這種源於印度的新的畫法，在當時的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南北朝這一時期，佛教與繪畫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