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專訪：何建宗談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

小評導讀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何建宗日前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回歸20年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來往和融合越來越頻密，未來雙方應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前提下，發揮各自所長和優勢，促進共同發展，而非抱有「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的心態。

何建宗。

對於融合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摩擦和矛盾，何建宗認為，兩地之間的融合更多源於民間自發的行為，是一種自然現象，政府政策只是提供了渠道，以「自由行」為例，中央推出了相關政策，原意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近年由此產生摩擦和矛盾，原因其實在於特區政府的配套和政策未能完善，因此不應把責任推給中央，接下來兩地民眾應更多以平常心了解對方的想法，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何建宗還提到，香港自古以來都不是一個單純靠自身市場就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城市，歷史上香港經濟騰飛亦有賴內地的歷史變遷，在如今國際社會都不能夠忽視市場的背景下，香港應當通過「一國兩制」的優勢，把自身打造成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超級聯繫人」，由此尋求出路和發展機遇。

專訪內容

以下是

中央近年經常提到的「全面管治權」與《基本法》條文所規定的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是否相衝突？

何建宗

並無衝突。中央近年提到「全面管治權」，只是把原本明顯的東西說得更清楚。近年中央之所以要把這一概念講清楚，其實有其背景。

《基本法》草擬、通過是1990年的事情，至今已有20多年，香港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可能不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都是中央的決策，當然中間有港人的參與，最終由全國人大頒布。因此，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權力來源來自中央，這應該說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正由於近年部分香港人，特別是一些主張所謂「本土」主義思潮的人，對此產生質疑，另外香港社會亦出現了有關所謂的「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記者注），令中央覺得有必要重申既定的立場和方針。

對於「2047問題」，根據我的理解，《基本法》訂明香港是國家一部分，《基本法》條文第159條亦訂明，該法的修改不可與國家的方針政策相抵觸，也就是說，「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是沒有討論空間的。至於「五十年不變」，50年以後怎麼安排呢？理論上這一點是有得討論的，例如到底是繼續維持資本主義、維持「一國兩制」，還是改變為社會主義，或是其他安排？但無論如何，「一國」都會是討論的前提。

其實中央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和方針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近年重申、強調了一些大家理應認同，或是一些前設性的原則，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何建宗。

中評社

中央近年亦強調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但是有意見指，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已經反映了「行政主導」，例如立法會不具創議權、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行政長官否決權等，中央所提到的「行政主導」究竟所指何事？

何建宗

香港的「行政主導」其實是一種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制度，這也是中央近年談到行政主導時的提法，其精髓在於，行政長官是根據《基本法》、通過香港本地的選舉制度選出的，然後由中央實質任命的，即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主要通過行政長官來體現，用內地慣用的說法相當於一個「抓手」，而香港的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並不存在由中央任命，因此行政長官實際上是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行政主導是否得以實現，關鍵在於行政長官是否具有足夠的權威，這也是反映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是否落實的一個方面。

在這一問題上，香港社會較多執著於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不是「三權分立」，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三權分立」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在香港，說「三權分別設立」是對的，而其中行政機關是由中央任命的。部分人所提出的「三權分立」，其實有意無意忽略了行政長官作為中央所任命官員的性質，將其簡單跟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類比，這是不恰當的。

根據《基本法》條文，我認為香港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是制衡多過配合的，那麼怎樣體現行政主導體制呢？其實就是通過行政長官來體現，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中央對行政長官選舉那麼重視。

中評社

為什麼近年中央特別關注這一點？

何建宗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議，其中有人提出所謂的「真普選」。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個很獨特的安排，是一種選舉與任命相結合的制度，合資格選民的選舉權利是完整的，中央的任命權也是完整的、實質的，也就是說，選民有充分的自由選擇候選人，中央也有充分的權力選擇任命或不任命。「一國兩制」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正在於此，如果沒有這一點，「一國」的部分就會顯得存在虛位。中央希望通過這一點強調，香港特區及其行政長官的權力，歸根結底是源自中央的，這一點無論有沒有普選，都不會改變，無論行政長官是目前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還是全香港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的，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都始終存在。

此外，立法會現在也有很多「拉布」的情況，這會拖慢特區政府的施政。雖然根據《基本法》第74條，立法會沒有創議權，但是立法會有否決權。如果立法會運用否決權，不停「拉布」，阻撓和拖延政府提出的政策法案，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必然造成影響，也破壞了行政主導體制的實踐。這其實也是立法機關的一種「主導」，只不過是消極性的主導。

中評社

你提到行政主導的核心在於行政長官，這會否導致行政長官的權力過大，甚至不受監督和制約？

就目前而言，看不到這一情況的存在。如果說行政長官權力過大，但是有些《基本法》（第48條——記者注）賦予其的權力，有意見提出應當行使，但回歸20年來亦從未運用過。

根據目前香港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情況，行政長官受到立法會、受到傳媒的監督是很多的；按照《基本法》，理論上立法會有權啟動彈劾行政長官的程序。我認為，現時似乎行政長官在監督之下難以開展施政，多於不受監督。

中評社

你曾在文章中舉了不少例子，證明回歸20年來，香港與國家、與內地的融合是客觀事實，動力則源於內地與香港社會之間的差異。但似乎部分香港人所擔憂甚至反感的，恰恰是這種融合最終可能磨平香港的獨特性，甚至影響到一些香港社會原本極為珍視的價值觀。在你看來，這條融合之路到底指向何方？除了證明回歸后，香港成為國家的一部分，融合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一國兩制」的出現，是基於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沒有這一矛盾，當初就不會有「一國兩制」。因此國家決定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也是為了保留香港原本的制度，目標是確保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雙方面的。

在《基本法》制定的年代，即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無論內地社會還是香港社會都不會想到，今時今日國家的發展如此迅速，而且內地與香港的融合程度如此密切。

今天「自由行」（內地遊客赴港個人游——記者注）引起一些兩地融合太快的擔憂，由此產生了抗拒情緒，這是政府政策層面的問題。與此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內地與香港之間更多的融合是源於兩地人民、民間的自發性行為，例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兩地老百姓的通婚、兩地學生的就學等等，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是「另一種制度」存在的優勢所在，實現了各取所需。後者是在沒有官方政策之下所出現的民間交往，而這種交往也是很密切的。

在這種社會基礎之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文化，理論上應該是逐漸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論對錯，這是自然現象。有些香港人可能覺得，內地的文化似乎比較強勢，但是我覺得應該用一種平常心面對、看待。兩地人民融合的動力其實源於差異，沒有差異，就不存在融合。

就未來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在融合之餘，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前提下，仍然可以發揮自身所長和優勢，促進共同發展，而不是說你吃了我，或者我吃了你。我明白現在有些香港人擔心，會不會融合到最後，香港被內地吃掉了？與其這樣擔憂，不如思考香港怎樣發揮好自身的長處和優勢，例如完善的制度、專業的精神、法治理念等等，香港的這些長處和優勢是一直以來客觀存在的，也受到內地社會以至國際間的關注和正面評價。

中評社

香港回歸至今20年，與國家、與內地社會融合了20年，對於下一個20年，甚至到了回歸50年的時候，你對融合的情況有怎樣的預測？會不會變成香港與內地之間不存在差異？

《基本法》所規定的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不變，這些是政治層面、憲制層面、法律層面的問題。

但是在經濟層面、社會層面或者人民交往的層面，我認為兩地之間的融合趨勢將慢慢演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些層面應該積極面對。

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兩地人民自發地交往，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當然，政府的政策可能在其中會起到促進作用，但總體而言，融合始終是自然趨勢，如果老百姓自己不願意，再多的政府政策都無法推動融合。

正由於內地與香港的經濟水平、文化差異收窄及趨近，才促使交往、融合日益頻繁、密集。30年前，香港和內地之間各方面的差距比現在更大，但當年彼此都可以坐下來談，一起商討《基本法》的制定、實現了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之下的回歸，那為什麼今天香港與內地之間不可以呢？

中評社

不可否認的是，回歸20年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融合過程亦出現了很多碰撞和摩擦，由此導致了一些矛盾，這或許也是源於兩地之間的差異。你覺得未來應如何調和和應對？

何建宗

我認為雙方還是要多一些交往和互動。融合已經是一個趨勢，其中的動力是彼此的差異，而融合併不意味著彼此的差異會消失，這些差異所帶來的各自的優勢應當被保留和延續，否則融合的價值就不存在。近年大家經常提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也就是說，香港要在有差異的情況下，做到一些內地城市所做不到的貢獻。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文化差異、價值觀差異，相信只要彼此多一些抱有平常心，多一些嘗試去了解對方、互相了解，矛盾自然會迎刃而解。的確在今時今日的互聯網時代當中，每個人發聲的渠道都變多了，發表意見容易，但有時反而忽略了別人的想法，變成有接觸、沒溝通，彼此之間只顧發表自己的觀點，卻沒有真正的傾聽和理解。

中評社

內地與香港之間20年來融合的一大方面在於經貿合作，包括在2003年前後，香港經濟陷入低谷的時候，中央伸出援手，開放「自由行」，令香港經濟走出陰霾。但發展到今天，有意見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產生了質疑，例如認為「自由行」只是令商家受惠，普通市民在承受日常生活被影響之餘——包括人流增多、部分地區貨品短缺等——卻沒有得到相關的經濟紅利。你怎麼看待這一情況？

「自由行」政策其實相當於中央開了一扇窗戶、一道門，允許內地遊客來香港旅遊、消費。現在由此衍生的種種不滿，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特區政府的配套不足。中央是出台了一個政策，開放了一條渠道，但是中央並沒有逼迫內地遊客來香港，每個遊客都是自願的，因此中央在政策上對遊客數量是不能控制的。

在渠道放寬的情況下，內地遊客很積極、踴躍地來香港旅遊，其實反映了香港的優勢，包括貨物的質素較好、早年貨物相對便宜等等。「自由行」本身是一個經濟政策，但特區政府對此的準備和配套並不足夠，特區政府一方面希望數量上增多，另一方面卻沒有相應的對策和配套，隨著內地開放「自由行」城市增多，相關問題就變得越來越明顯。

至於這些經貿合作政策是否僅僅惠及香港的商家，而未能惠及香港的普通市民，這同樣也要在香港本地層面、特區政府的政策當中找問題，而不能怪罪中央。中央在香港的要求下，給予了政策支持，本意是為了幫助香港，這些政策支持所帶來的整體紅利和成果，在具體操作層面如何更好地分配，令香港社會各個階層受惠，這完全是香港本地和特區政府的責任，例如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制定更積極的福利政策和扶貧措施等等。在現實當中，的確很難確保每一個政策都能讓每一個階層均沾，但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政策做得更好。

因此總體來說，因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融合增多，而導致兩地之間的關係變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尤其中央在政策上的原意是希望香港能夠受惠的，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在細節方面，需要香港本地以及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

中評社

近年特區政府經常鼓勵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多一些去內地發展、多一些認識國家。但其實香港人是不是一定要去到內地、與內地融合，才能找到發展機遇和出路呢？有些香港人可能會覺得，我留在香港、建設好香港就足夠了，不必太過依賴內地；也有一些意見認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國際化城市，素來就是面向國際市場，為什麼要反過來面向內地，走一條似乎較窄的路。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從實際情況來看，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已經越來越密切。即使對於外國而言，從商業、經貿的角度來說，都很難忽視或撇開市場。

所以香港的出路並不在於無視內地市場，而是要通過「一國兩制」的優勢，把自己打造成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在歷史上，香港過去幾十年來的成功，都是與內地分不開的。在內地還未改革開放的年代，很多時候都是通過香港進行對外經貿活動、做進出口生意；改革開放之後，內地依然通過香港這一平台招商引資、引入先進的管理人才和理念；之後內地企業還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上市，與國際先進的管理模式接軌。這些例子一方面帶動了內地的發展和進步，另一方面也給香港帶來了機遇、促進了香港的發展。香港自古以來都不是一個單純靠自身市場就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城市，這是顯著的成功經驗，未來沒有理由不借鑒。

現在內地與香港融合的問題在於，經濟、政治兩條腿不平衡、不協調，有時出現一條腿拖累另一條腿的情況，即經濟上兩地的融合已經越來越多，政治上與過去相比，香港似乎變得較抗拒國家和中央。我覺得香港人無需要像現在這樣太過政治化，應更多以平常心和諒解的角度看待「兩制」當中另一種制度的問題，內地老百姓也是一樣，不必總是覺得香港很亂、香港人很不愛國等等。這些簡單化、情緒化的態度和觀念，在未來內地與香港融合和交往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否則會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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