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話題的冷思考：2020年，真的能徹底消除貧困嗎？

到2020年，確保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這是十三五期間的脫貧目標。還剩的3年時間裡，精準脫貧怎樣做才更有效？2020年後，貧困會徹底消失么？

近日，南都觀察和文化縱橫邀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北師大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荀麗麗，農業大學教授、小雲助貧中心發起人李小雲，進行了一場關於扶貧的對話。

深度貧困地區：別大規模開發

2014年冬天，農業大學教授李小雲住進了雲南勐臘縣河邊村這個貧困村，開始實踐參與式扶貧，幾年下來已經初見成效。他把河邊村定義為「深度性、絕對貧困狀態」，除了物質上的貧困，當地人的生活邏輯、思維方式都維持著「前現代的狀態」。

這樣的一個村莊，如何做精準扶貧？李小雲講述了他在河邊村實踐中的總結。

河邊村蓋起了新房

李小雲認為，應該著眼於深度性貧困地區和群體，而不是深度貧困的個人。「當一個群體已經進入現代化，其中少數人被落下了，這種個體不屬於貧困問題，而可能是因為特殊的原因（疾病、懶惰等）。這種問題其實村莊內部就可以解決。」李小雲說，「但是，一個地區在現代化中被落下，可能更多地是社會出現病態。像河邊村這樣的村莊，在西藏、廣西、雲南邊遠地區有很多，他們的勞動力沒有走出去，生活狀態維持在前現代狀態。這些貧困村的扶貧，是現在和未來最核心的問題。」

必須要承認，這樣的貧困村，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脫貧，需要外界的幫助。「他們把握不了市場運作的原則，反而容易被其他有能力的人佔去資源。」李小雲提出了三點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策略，首先要做的一點，不是搞大規模開發。「大涼山的貧困不可能三五年解決，要從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開始。」李小雲說，「優先做好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學前營養，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與現代倫理相適應的觀念，趕上發展的車。」

其次是為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輸血。「基礎設施的落後在消耗他們的收入。」李小雲拿河邊村原來的8公里土路舉例表示，基礎設施的放大效應遠遠大於設施本身，這條路修好后，村民在路途的花費每年要省幾百塊，村裡的甘蔗和其他農產品也能順利運出去了。

最後要做的，才是想辦法提高村民收入。河邊村的嵌入式客房，每戶可以增加兩三萬的年收入，村民們積極非常高。「在深度貧困地區做產業，收入必須要有極大的提高，否則在貧困村裡頭不起作用。」李小雲說。

2020年能否終結貧困：要看標準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北師大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與李小雲教授在貧困地區和人群上的看法相似。他表示，現在貧困問題在少數民族集中地區、偏遠山區較為嚴重，同時也認為阻斷貧困代際傳承非常重要。

李實的研究顯示，不同人群的貧困發生率有很大差異。少數民族貧困發生率高於全國水平。農村殘疾人（約六七千萬）是貧困人口中的主體，另外，兒童貧困的發生率也比較高。但女性貧困人口與平均水平相差無幾，李實分析原因：在國外單身母親容易發生貧困，在，女性在農村婚姻市場是稀缺資源，基本找不到單身母親。

到2020年是否走到貧困終結？「取決於我們將來採取什麼扶貧標準，到底繼續用現在新的扶貧標準，還是到2020年以後建立新的扶貧標準？」李實說，「當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你對貧困理解不一樣，現在我們容忍的一種貧困狀態，可能過幾年就不能容忍。如果按照現有的年收入2300元貧困標準，應該說我們到2020年以後消除絕對貧困沒有太大問題，當貧困發生率低於整個社會1%以後，基本算消除了。」

隨著生活水平和成本的上升，2020年之後沿用2300元標準的合理性會下降。屆時提高絕對貧困線的壓力會上升。一旦調整貧困線，在統計上絕對貧困的人口會重新出現。2010年，按照當時的貧困線統計，發布的貧困人口是2688萬人。2011年貧困線調整以後，貧困人口迅速上升到1.239億。

但如果採取多維標準，或者再度提高貧困標準，就不太可能消除貧困。李實表示，如果採取相對貧困標準，就更不可能。因為相對貧困是伴隨收入分配不平等帶來的，只要存在收入不平等，相對貧困就會存在，只能採取各種政策，保護其不至於惡化。

李小雲教授帶來了河邊村參與式扶貧的實踐，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副研究員荀麗麗則從理論上闡述了扶貧應該怎樣充分考慮「在地性」。貧困治理不能只是外在範疇的強加，而應該試圖通過理解貧困鄉村的在地範疇來實現內外的溝通、轉化與更新。

荀麗麗解釋，在地性除了基礎的天氣物候與自然風土的地方特質、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當地人行事為人的觀念，以及對善惡、公私、勤懶等概念的主位理解，也包括當地人處理鄉村公共事務的傳統和方式等。

「在扶貧標準中，我們會發現國家邏輯和鄉村邏輯的不匹配。」荀麗麗說，「國家邏輯是要求貧困識別清晰可控，比如要對貧困人口實行建檔立卡；鄉村邏輯則不一樣，村幹部首先要擺平利益避免衝突。

他們通常會選擇各個村小組利益均沾，貧困人口多的村組不能獲得多的扶貧指標，而貧困人口少的組也還是要將扶貧指標分下去。建檔立卡的固定化也使很多村幹部很頭疼，比如一個村書記說，因為村莊內部很多貧困家庭的情況相似，以前上面來的貧困戶指標都是大家輪流受益，今年你家進、明年他家進。但精準扶貧中建檔立卡戶就固定化了，鄉村社區內部會對貧困名單產生極大爭議。」

另外，荀麗麗分析，貧困者主體性的弱化，是產業扶貧的盲點。地方政府普遍偏好一些見效快、帶動面廣的項目，扶貧資金通過「資本化」的途徑集中到合作社或龍頭公司手中，貧困戶看似坐享紅利，事實上，無論在生產階段還是分配階段都很難有效參與。更多的是「動員性參與」，而無法實現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

荀麗麗還表示，貧困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基於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客觀存在，貧困治理不應該簡單用提高收入來解決問題，而是要考慮建立社會支持網路，來提高各個群體面對不確定風險的適應性和彈性。

我們去扶貧：用什麼心態？

河邊村的示範，「展示了一個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的模式。」李小雲說。社會組織的確可以在政府顧及不到之處發揮作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模式，可以讓更多社會組織在農村實現它的使命。

荀麗麗則為社會組織參與提供了建議。首先是注重「在地性」，激發當地的能力，避免外在力量灌輸。其次是社會組織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的關係。

李小雲還提到了更細膩的面對扶貧對象時的態度。「面對怒江、畢節生活的這些群體，你在現代生活中吃得這麼好、穿得這麼好，你要幫助他，用什麼理念？用什麼心態？」社會學家的文化敏感性，讓李小雲在做扶貧時非常小心謹慎，不能只講情懷。

「改造別人是很麻煩的事，好像我們有優勢。」李小雲談到扶貧時的心理，「做發展研究的人非常謹慎，我們考慮的是怎樣讓一個被落下的群體，與現代文化有機地銜接上。」找到這個群體中與現代化相同的要素，從這一點慢慢拓展，使它既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又能現代化。

獲取更多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