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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從來沒有田園牧歌,只有一記記響亮的耳光

作者 | 西原秋 法學博士、公職律師,《舊地政法》作者

在我的心裡,故鄉是遙遠的幸福,是淡淡的牽挂。鄉愁是詩歌般的惆悵,是夢幻般的篇章。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故鄉已死,鄉愁只有愁沒有鄉。我把自己定位為尚能惦記鄉村命運的熱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變什麼,但還是要寫出來。這不光是為他,為他們,也是為自己。

身為法律人,我以最痛的方式感受真實的故鄉

實話實說,在當前,「博士」這頂帽子並不值錢,甚至還不如村支書的一支筆的分量重。標題冠以「博士」字樣,僅僅只為博眼球,讓更多人駐步停留,略微關注農村,哪怕只有短短几秒,便已足夠。

學位不值錢,但法律人身份卻讓我貼近農村,切身體會禮崩樂壞帶來的困惑與疼痛。雖距離千里,我每年都會接到多達數十單的法律諮詢與求助。這個春節也如此,表弟被騙婚,臘月二十結婚,二十四「新娘」離家,涉案金額近十萬,典型詐騙,但立案很難……管中窺豹,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為我辟開了另一條徑直切入故鄉的渠道。

2012年,我們畢節地區(現為畢節市)數千「赤腳醫生」歷經多年集體上訪,政策終於艱難落實,年近耳順的「赤腳」父親終於穿上鞋子。在此之前十年,他曾在村裡干過村民組長、村長和村支書,接觸過不少善良的領導,也見識過太多齷齪。這也是我比其他人更深刻了解農村的原因。

在北上求學之前,我從未離開過這個三面環山的小縣城,她是我美好記憶的全部。我後來博士畢業留京,因為親人留在農村,她更是我感受親情的源泉。

故鄉的改變不知源自何時,前些年回鄉,匆匆忙忙,走馬觀花,未能感受到不同。直到2006年左右,我接到父親略有歉意的電話。他說鄰村村民因宅基地糾紛被鄰居毆打,兇手逃之夭夭,受害人家屬想諮詢我到底該怎麼辦?父親一再強調,家屬來過好幾次,但都被他搪塞過去。但今天家屬非讓父親當著面給我打電話。他說,想想也挺可憐,鄉親之間,抹不開面子,讓我能幫就幫……

正是通過這些五花八門的案例,我得以深刻地了解被經濟大潮撕裂的鄉村,以及被社會發展裹挾的村民。

農村從來就沒有田園般的生活,只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農村從來就沒有過詩情畫意。

在我成長過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掙不足的鈔票。我們村歷來是煙葉種植佳地,而我們家算是種植大戶,父親有文化,心又細,所以烘烤煙葉比較講究。即便如此,上世紀90年代,我們全家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嚴重入不敷出。

記憶最清晰之處都與貧窮有關。五姨父在水城鋼鐵廠上班,我記得某次給父親送來一件外套,父親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長,我使勁卷,衣服太長,我便緊緊扎進褲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說,從來沒見我這麼帥過。

窮,但仍然有五花八門的稅費。秋收要交工餘糧,種地要交農業稅……記憶最深刻的要數交屠宰稅,進入臘月,母親早早便要將沾滿泥土的紫色五塊錢放在窗台上,囑咐誰也不能動用,殺完豬后村幹部要來收取。

我1998年上學離開前,村幹部都很敬業,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塊錢。每到稅收季,白天下地幹活,晚上便挨家挨戶做工作,一絲不苟。如果遇到「釘子戶」,還得通過各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勸導。我周末從縣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糧,晚上幾乎見不到父親的影子。

不過,那時候鄉情甚濃,人口流動不大,低頭不見抬頭見。有時候收取稅費免不了背後挨罵,但礙於面子,除個別人外,即便掛賬時間長,基本也能繳齊。在稅費繳齊之前,村幹部要自掏腰包墊付「釘子戶」所欠費用。所以說,村幹部並不好當。

但是與計劃生育相比,稅費收繳只能算小事兒。計生人員下鄉堪稱「鬼子進村」。別說法律概念,連規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后,計生人員駐家吃喝半月,陸續把他家豬、牛、雞、鴨都順走,一罐子豬油沒法拿,幾個人推到山坡上滾下來取樂。臨走時,有個計生員說他新建房子,正好沒有門,於是把四扇門也卸下搬走。

更多時候,我家是他們腐敗的據點。我家院子很大,他們把「掃蕩」而來的「戰利品」擺放在門口,像草原上的雄獅,沾沾自喜看著「獵物」,邊抽煙邊指揮我父母把「繳獲」來的雞鴨燉給他們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錯,酒飽飯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國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齒。我媽抱怨說,村支書掙的那幾十塊錢還不夠喂這幫狗。

「鬼子」走後,黑鍋還得村幹部背。在農村,重男輕女和傳宗接代的觀念很濃,一旦誰家媳婦不小心被逮住,家屬往往會認為是村幹部「告密」。那年頭。計生工作堪稱粗暴豪放,上環、引產、做輸卵(精)管結紮手術,完全不顧別人死活。我一個伯母前兩個都是女子,懷第三胎時被抓住,六個多月強行引產,是個男孩。她當時就精神崩潰,我媽說剛引產完,她竟然能從三樓跳下去,毫髮無損。至今我伯母也是時好時壞。

既要完成上級下派的計生任務(完不成任務罰款),又要顧及鄉親情面和傳統觀念,工作開展往往兩難,有時候甚至冒著被毆打的危險。

我曾經跟父親深聊過一次,就那麼點錢,為什麼要當村幹部。他說:「我是黨員,鎮領導直接點名,說我有文化。而且「赤腳醫生」當了二十多年,救死扶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我反駁說:「那你也犯不著被當成工具啊!」父親沉默許久對我說:「我是黨員,抹不開領導面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許是出於一點私心吧,說白了,混個臉熟,你們上學,難免會上鎮政府開個證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別人連頭都不會抬一下……」

這是我對農村黨員的最初印象,理論水平有限,但極為忠誠。當時,黨員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榮譽和責任,而沒有淪為謀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舊地政法》里寫過,計生人員的粗暴與惡劣行徑,是我當初執意要選擇學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們這些「土匪」打架,大抵會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為何不模仿魯迅?他棄醫從文,我選擇法學,讓法治之光照進現實。

生活永遠在別處,你並不是真心熱愛農村,你只是想逃避

農村以前不是田園生活,現在更不是,只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誰都會想念農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節我帶兒子回老家,趁他在土裡打滾,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會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農村並非想象中那麼富有詩情畫意。我們與其說是懷念農村,還不如說是懷念過去,你並非鍾愛農村,你只想逃避現實。

城市在發展,很多商業模式也隨著人口流動被移植回到農村,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速度頂點在哪兒,商業模式界限在何處?細細琢磨,觸目驚心。

世界上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國家是,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地方要數農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傷風感冒,都要打點滴,我常常說他們不是在打點滴就是在打點滴的路上。在農村,農民們斷然不知道危害,只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農民的命根,村民之間常因土地糾紛需要村委會調解。每到十冬臘月,每家每戶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沒有一根雜草,就連小石子兒也都拾掇得乾乾淨淨。政府提倡的「退耕還林」政策最難執行,因為誰都不願意讓出新開坑的瘦土地。如今,舉目望去,遍地荒草,兩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稈歪歪斜斜立在地里。離村子稍遠的地方,林木早已佔據土地,「退耕還林」政策無需執行。

種植多樣性完全退化。在我們老家,冬天種小麥,春節后種土豆,二三月種玉米……周而復始。三月是最快樂的季節,滿地麥苗,放風箏累了,可以隨便躺下。但現在,小麥已經淘汰多年,因為收割小麥工序多,賣不上價,農民嫌麻煩。以前種植玉米要薅兩次,現在則大劑量使用除草劑,農藥更是隨意走近千家萬戶。農村也不見得是有機食品的天堂。

婚姻出現新狀況。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外出務工人員多,自由戀愛與和平分手的婚戀觀已趨近大城市,離婚也已經從當初的抬不起頭變成家常便飯。從女權主義角度,這是社會進步,是女性維權意識勃興,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卻是另一番滋味。

我曾認真分析過歷來穩固的農村婚姻為何如此不堪一擊。除了人口流動、宗族觀念淡化、影視劇灌輸等原因,主要還是外來因素的碰撞與衝擊。煤礦工人見過世面,猶如一陣清風,給部分農婦帶來全新感覺,進而乾柴烈火。這不是基於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於不對等信息和視野帶來的情感刺激。

我將其認定為悲劇,認為是一種潛伏期有長有短的瘟疫,非常可怕。乾柴烈火總有燒盡之時,煤礦不景氣,工人紛紛撤離,私奔者歸家,生活看似風平浪靜。有的丈夫本性木納,充耳不聞,但是並不等於這個矛盾永遠不會爆發。從犯罪實證主義角度看,矛盾一旦爆發,肯定會是家破人亡,因為事關男人尊嚴和家族臉面。

農村早已禮崩樂壞,樸素的精神異化嚴重,人情味變淡,風氣也不如以前純正。用朋友的話來說,「以前要臉現在要錢」。去年春節我回家半個月,家裡收到請柬幾十張,大到婚嫁,小到母豬生仔。以往喜酒只有婚喪嫁娶,現在五花八門,祝壽、剃頭、喬遷……更離譜的是兄弟倆共建一棟房子,分開辦酒席,春天哥哥辦,秋天弟弟辦。人情客往已經成為每個村民最頭疼的事兒。

自然資源無序開發,無證經營比比皆是,蠻荒掠奪,黑金交易,不一而足。很多重污染正迅速向鄉村轉移。我們村有很多座風景優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廠蠶食得滿目瘡痍。正對著我家的那個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涼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廠開工,爆炸聲聲,飛沙走石,石粉隨風可飄至數里之外,土地結痂變硬,基本不能耕種。

農村垃圾山漸漸有了雛形。以往都是自備袋子、背簍及提籃,可以反覆利用,幾乎不產生垃圾,產品本身的包裝也很環保,環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線產品,包裝非常誇張,環境循環系統顯然無法消納這些工業化產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兩旁都是空瓶、紙尿褲和塑料袋。

小官巨貪現象嚴重,部分村委幹部成為腐蝕基層政權的排頭兵。有的村支書把公章掛在腰上,不吃請不送禮便絕不辦事。最遺憾的事兒,莫過於村幹部臭名昭著,但村民奔走呼號,卻總是穩重江山。下面專節論述。

……

以前農村很貧苦,人情味很濃。精神世界匱乏,內核很乾凈。打架鬥毆偶爾也有,「村規民約」還能通行。現在卻都變了樣。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莊都一樣,不幸的村莊卻各有不同。只願,雖然一記一記的耳光扇得響亮,但我還是希望農村能夠在痛中醒來,即便被扇得滿臉是血。

縣官不如現管,一頂博士帽遠不如村支書一支筆

村委會法律定位仍然模糊。村支書一支筆、一張嘴,導致村務管理混亂,紀檢監察部門無力介入(或介入無力)帶來監管真空。雖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還是堅持認為這是一顆隨時會惡化的毒瘤。

說說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同村一個父母雙亡的發小來電話,怯怯地解釋說從我父親那裡討來的聯繫方式,求我幫他寫一個申訴材料。大致意思是說縣火電廠在我們村投資興建砂石廠,徵佔他家數畝土地,但村支書竟然將賠償金髮放給別人。我問有土地承包證嗎?他說有。我問為什麼村支書會這樣明目張胆?他說一則可能是親戚關係,二則那個人混社會,非常霸道,羅支書可能有什麼把柄捏在他手裡。

我給父親打電話核實,他只是長嘆,欺人太甚。我義憤填膺幫他起草申訴書。此後再無任何消息,偶爾聽說相關部門下來調查過,我便以為事兒已順利解決。春節我帶孩子回家,在村口碰到發小,他從兜里掏出一百塊錢塞給兒子,說是壓歲錢。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紅了眼,非要我收下給孩子買點水果。

我篤信他如願拿到了幾萬元補償金。他走後,弟弟告訴我說那事兒沒有解決。我這個發小自幼老實巴交,父母雙亡后更是無親無故,近來岳父岳母也是雙雙病亡。村支書深知生米做成熟飯的道理,迅速把錢下發后,發小斷然不敢找他所要,更不敢去找那些拿到賠償款的人,畢竟還是相鄰,不好撕破臉皮,而且部分還是他長輩,如何開口索取?

這只是市場經濟大潮裹挾中的農村縮影,利益至上氛圍非常濃厚。村委會是農村自治組織,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經,關乎廣大群眾利益和政權穩定,但因不在政府機關序列,村支書或存在存在濫用職權或貪污等行為時,如果村民不舉報,很難及時糾正錯誤。

即便有舉報,也會因村委會法律定位模糊、黨紀國法監管真空,以及紀檢部門工作方式滯后、息事寧人習慣思維等,千方百計「鏟事兒」,甚至違規打壓舉報方。這種行為難免會無意識放任村幹部肆意妄為,助長歪風邪氣。

為何寫下這篇文章——願故鄉不死,願有鄉無愁

權力、效益與文化的排列順序,反應的是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每個人的價值取向。當前,我們習慣用追求愛情的誓言去治理國家、維繫社會以及過自己的生活,我只要現在,不要將來!只要活得瀟洒,哪管死後洪水滔天!

農村也不能倖免。人口流動導致穩固的道德評價體系瓦解,以老文化人為主的鄉紳氣息也隨著他們的去世而逐漸消失。鄉親關係漸漸疏遠,鄉情慢慢淡化,侵權行為頻繁發生,非法受益者永遠是臉皮厚之人。

「鯉魚跳農門」曾是當初拚命讀書的激勵,如今,跳出來的和留守的,殊榮同歸,只有距離遠近和眼界高低,然並卵,對多數人來說,內心永遠都是焦慮的,除少數人財務自由外,大多數人都還是為生活而奔波,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而返貧。

為何要寫下這篇文章?實際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聞,躲進小樓。可是作為法科學生,還是忍不住要疾呼,還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稱之為一種源自骨子裡的使命感!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這些人不去關注農村,不去呼籲,那我們的孩子會嗎?顯然不會。

如今,父母是維繫我們與故鄉的最重要的紐帶,但是父母百年之後,我們還會如此關注農村嗎?顯然不會。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為尚能惦記鄉村命運的熱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變什麼,但還是要寫出來。這不光是為他,為他們,也是為自己。

在我的心裡,故鄉是遙遠的幸福,是淡淡的牽挂。鄉愁是詩歌般的惆悵,是夢幻般的篇章。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故鄉已死,鄉愁只有愁沒有鄉。

謹以此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農村。

2016年2月14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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