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代門閥大族的興與亡：又為何突然消亡

核心提示：在九世紀大部分時候，唐王朝的官僚體制由數量有限的門閥大族所把持，他們維持了數世紀的政治影響力。這些家族大部分在東漢末年，首次以地方精英的形象浮現。

中古時代門閥的興與亡

在九世紀大部分時候，唐王朝的官僚體制由數量有限的門閥大族所把持，他們維持了數世紀的政治影響力。這些家族大部分在東漢末年，首次以地方精英的形象浮現。在維持地方財富的基礎上，他們開始出仕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通過任官，他們的政治地位在三、四世紀時得到鞏固。特別在北方，開始依賴於日漸完善的地方家族之官定等級。誠然，被定級的家族數量上很多，所以長遠來看，他們不可能一直在朝廷上維持影響力。但許多這些家族確實保持著政治重要性，安然度過六世紀的數次改朝換代，隋朝的重新統一，以及孕育出唐朝的隋末動亂。

到了七世紀，這些中古大族的權力基礎開始從根本上改變。隋王朝廢除了高門世族的特權，去掉了他們政治身份的法律保障。同時，在六、七世紀時，他們選擇在京城聚居，使得他們失去了對地方財富的控制，後者對他們的長時間存續而言，曾經至關重要。在有唐一代，他們面臨一系列挑戰。八世紀時，對官僚而言，科舉制度開始成為正式的入仕途徑，儘管規模有限，但理論上為出身卑微的人提供了一條向上流動的道路。此外，一個半世紀后，新興的藩鎮幕府體制建立，從而繞過中央政府的任命程序，原則上為藩鎮精英提供了新的機遇。同時，隨著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的影響，曾經強制對土地實行再分配的兩稅法徹底崩潰，對商業的管制也日漸鬆弛，從而為新興地主和商業精英的發展創造了環境。

引人注目的是，即便經過政治動蕩，即便有這些根本的經濟和制度變遷，大量舊時家族依然能適應環境變化，維持他們的政治主導地位，直至唐朝最後的歲月。遲至九世紀中葉，先唐大族的後裔依舊佔據著最大部分中央政府職位，並壟斷整個帝國的州、縣官府，以及新興藩鎮幕府。九世紀末，在政治權力頂峰維持了上千年——舉例而言，遠比法國大革命前夜大部分法國貴族家庭要長——之後，他們突然消失於歷史舞台。隨著十世紀後半葉宋朝的建立，他們幾乎完全從歷史記載中消失。

中古世家大族的瓦解作為極大改變的「唐宋變革」論之關鍵部分，長期以來受到歷史學者的關注。但對這一時段的全面研究，因史料缺乏而徘徊不前。幸而近數十年來，數千方唐代墓誌的出土，能夠幫助我們重新認識這一時期的精英社會。在這些碑誌的基礎上，再結合新製作的人物傳記資料庫中之九世紀部分，本書試圖解釋世家大族的長期存續及他們的突然消亡。

利用墓誌重新理解唐代精英

利用從墓誌中採集的數據，本研究提出了一條新的途徑，即主要從政治視角來重新理解唐代精英。在過去，許多歷史學者更關注精英的身份，即以姓氏和郡望——先唐時期家族起源地——來區分的那些「大族」，他們的聲望來自很久以前的著名祖先。由此，這些大家族基本等同於中古世家大族。事實上，這樣一種門第觀念，再加上祖先的聲望，在唐代十分普遍，對社會上的上層來說，宣稱為大族後裔也是必需的。但是，在九世紀，這一身份集團已經膨脹到如此巨大，以致僅僅作為名人之後已經不足以維持社會地位。很明顯，佔主導的唐代政治精英僅僅是這些家族中的一個子群體。

為了辨別這一子群體的成員，本研究提出兩條不同的路徑。首先，我們能夠鑒別這些家族——經濟精英——對政治權力的特殊貢獻，他們能負擔繁複的葬禮，包括製作墓誌。通過系統研究大量現存墓誌，我們能從區別居住於京城和居住於地方的精英之根本不同點。前者傾向於世代擁有全國性的重要官職；後者很少出仕，即使出仕，也局限於地方，通常在藩鎮幕府中任下層職務。有些時候，京城家族的子孫會長期定居地方，特別是當他們隨後難以在競爭激烈的京城環境中生存時。然而，我們可以認識到，這種——移居存在於南方兩三處國家精英移居地的——從京城向外移居的情況，總會導致社會的向下流動。

第二條鑒別主體政治精英的路徑，是利用社會網路分析，從墓誌和其他史料中引用數據，重建居住於京城的家族，以及擁有政治權威的「父系」婚姻網路。大部分這種父子鏈都顯示出，自從先唐時期以來，幾乎每代都擁有官職。在這些家族之內，有主要的禁婚家分支，以及宗室家族、部分武將家族，以及九世紀最有名的文人家族。此處婚姻網路包括九世紀五分之三的已知京城精英，基本上大多數九世紀宰相、吏部尚書和知貢舉，大部分藩帥，以及大部分藩鎮幕府上層僚佐。總之，這一高度局限的婚姻和家族網路，本質上構成了唐代佔主導的政治精英。

通過由婚姻網路所構成的政治精英，能更容易地展示唐代世家大族如何維持如此之久。此前許多學者傾向於強調這一政治權力的經濟或制度基礎。從這一角度來看，若無地方上的地產，舊時家族將失去他們脫離政權保持獨立的能力。他們在大都市的新住宅，他們在京城地帶的財產，以及他們隨身的財物，都將隨皇帝意志或一個新興政治權威的興起，而更容易地遭到沒收。同時，制度的設置——原則上——允許向上流動的新途徑，特別是對更為下層的家庭而言。因此，晚唐時期，貴族可能不再擁有保持自己權威的堅實基礎。以前的大族僅僅作為點綴，依靠家族姓氏的威望來維持。他們註定衰亡。

在這些分析中，被忽略的是，這些精英主動轉變自己以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當這些家族在唐初移居京城時，他們有效地轉變了自己建立在地方土地上的權力基礎——後者事實上可能更有價值——從而融入一個密集的，以京城為主的社會網路。這一網路構成了一個有形的政治資源，從而根本上保證了他們持續的政治地位。在一種十分關注家世和婚姻的文化之中，嵌入這一網路的社會資本十分有成效。網路的成員快速主導了那些控制著官僚再生產的職務，特別是宰相、吏部尚書、知貢舉和藩帥。他們由此能夠作為有官職之人，持續好幾代為他們自己的親屬和熟人謀利。這一網路在唐朝末年並非因天命而崩潰。如果權力的轉移通過前朝人士所發起的政變或叛亂實現了——正如隋朝、唐朝初年的例子，以及安祿山失敗的統治——新興的王朝建立者會讓人期待地加強先前的官府建設。他會因此而更依賴於實質性的京城網路，從而擴充自己的行政機構。隨後，這些人會將自己的親戚和熟人納入門下，舊時家族也就得以存活。

然而，唐朝並未因宮廷政變而亡，而是因為一系列異常殘暴的叛亂，從而整個京城精英網路本身被肉體消滅。880年黃巢叛軍佔領兩京，導致了二十五年的暴力風潮，影響到帝國大部分地方。在短暫佔領京城期間，許多大族子孫被殺，因為他們大量聚居，容易引發更大規模的殺戮。那些在政治中心成功躲過大屠殺的人，在隨後數年遍布帝國大部分地區的戰爭和暴力中大規模死亡。隨著在十世紀前半期統治的唐以後數個政權的建立，曾經權力最大的京城精英網路，開始分解併名落千丈。倖存的人在新朝廷僅佔一小部分比例，從而不再能夠影響國家政策，或延續他們在政府和社會上的主導性。

是什麼導致了大叛亂

以前的歷史學家試圖觀察安史之亂后的藩鎮政府，後者構成了九世紀唐朝的主要不穩定因素。通過對這一時期墓誌數據的分析，藩鎮軍事力量事實上幾乎全部被居住於地方的精英所領導，故他們有威脅王朝穩定的潛力。經驗性的材料表明，並不是地方軍隊該對王朝的崩潰負責。事實上，九世紀大部分時候，兵變處於一個相對較低的頻率。九世紀中期，在唐廷、居住於京城的貴族，以及地方精英之間，明顯達成了一些共識。這一共識如何達成，並不完全知曉。但朝廷顯然能夠任命居住於京城的精英到藩鎮幕府的各種高級文職上去，除了一個主要的例外，即河北自立藩鎮。結果，當黃巢及其繼任者的叛軍穿行於帝國時，相比於王朝本身，他們對地方權力結構而言，更是一種威脅。只有在叛軍洗劫了兩京，以及唐廷統治本質上被中斷，方有藩鎮權力開始自立。

那麼，是什麼引起了導致唐朝統治結束的大叛亂呢？一個可能是，王朝末期的政治唯一性以底層人口為代價而達成。我們可以看到，唐王朝——與以後的王朝在結構上完全不同——的運轉更像一個殖民帝國。從京城派往地方的官僚，在與次一級精英的結合下，榨取了底層人口的財富。在這樣一種管理體制下的失敗者——底層人口——很容易會有叛亂的動機。但是，對於叛亂而言，也有其他額外的原因。事實上，新的氣候材料表明，——實際上是北半球大部分地方——在860年代晚期至870年代早期，被罕見的乾旱所困擾。極端氣候變化所產生的普遍飢荒，可能導致了幾乎所有政權的消亡。不論它們的起因如何，九世紀最後幾十年的這些大叛亂，將京城家族的子孫引向了滅亡，摧毀了曾經存續並主導數個世紀的政治精英。

然而，將來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在肉體消滅了舊時世家大族之後，一種新興的門閥未能在隨後的宋朝出現？許多著作強調所謂結構性因素：制度變革，經濟形態的發展，精英空間分佈的再編，以及社會網路的結構變形。但是，部分文化問題也開始浮現。九世紀京城精英墓誌中的諛辭體現了一種思想意識的發展，隨著貴族的官僚化，大族子孫紛紛利用和重視他們直接祖先和姻親的仕宦傳統。正是在這一手段下，他們證明了基於京城的婚姻網路，從而將他們與其他數不清的舊時貴族家族後裔區分開來。

但是，也有材料表明，隨著唐朝的滅亡和舊時京城社會網路的解體，整箇舊的文化世界的也相應崩潰。當京城社會網路主導官場，並分派代表控制整個帝國的州和藩鎮時，很容易向地方精英灌輸京城習俗，從而強調京城精英在教育和家庭背景方面的內在優越性。不過，由於在十世紀的王朝和王國政府中僅佔一小部分，那些舊時京城精英的倖存者不再處於能夠影響他人看法的職位上，唐代都市文化失去了其壟斷權。晚唐詩人韋莊作為這樣一位倖存者，在詩中表達了一種前政治精英所感受到的不被認可的情緒，雖然他們曾經是作為官僚國家的行政者而接受訓練的。詩曰：為儒逢亂世，吾道欲何之！學劍已應晚，歸山今又遲。

由於十世紀多個短命政權需要建立可靠的、不再持續短命的政府，故而文人官僚的價值無關緊要，並不是一個持續的問題。但在這個世紀還出現一種新的思潮，即更強調賢能統治的價值，而非作為大族後裔的聲望。這一思潮在十世紀的數個連續政權中逐步發展，藩鎮精英進入京城，成為一種新型的基於京城的精英。大量這類新型精英，包括宋朝皇室本身，都是曾出仕獨立河北藩鎮——擁有晚唐以來形成的獨特地方文化——的人。這一新興精英轉變了都市文化，而在朝堂上尚不失其儀度的舊時唐朝精英殘餘，失去了影響其他人價值體系的能力。這一文化變革將是此書以後的探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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