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阿拉伯文學 | 2013年的阿拉伯文學：抵抗絕望的寫作

「阿拉伯劇變以來的阿拉伯文學動態」系列推送第3期

——2013年的阿拉伯文學。

本文系尤梅老師於2014年12月17日發表在《外國文學動態》上的文章。

2013年的阿拉伯文學：抵抗絕望的寫作

2013年，阿拉伯世界不僅未從「阿拉伯之春」的震蕩中恢復過來，而且逐步呈現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激進化、暴力化趨勢，多數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令人不安，動亂乃至內戰在幾個經歷「革命」的國家蔓延，並逐步向周邊外溢。因此，這一年阿拉伯文學的基調是陰鬱的，「傷痛」成為很多阿拉伯作家的創作主題，從一些文學佳作的字裡行間，讀者能隱約感受到預示這個民族苦難命運的不祥之兆。面對無奈的現實，作家們在痛苦地記錄、反思。有些作家仍將改變現實、啟迪民智的期待寄託於自己的筆端，另一些作家則希望通過創作，實現他們作為人的個體在這亂世中的惟一價值。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不管面臨什麼困難，對於文學創作這一陣地，阿拉伯作家們還在一如既往地苦苦堅守著。

「傷痛」寫作，痛定反思

對於如何以「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為題材進行創作，阿拉伯作家們一直持有兩種不同觀點：一、認為應該經過至少幾年的沉澱，胸有成竹後方可動筆，埃及作家巴哈·塔希爾就表示，「現在寫一月革命的東西都屬於傳媒作品，算不上文學寫作」。二、認為應該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浪潮中及時發聲，自覺地記錄歷史，真實地還原當下。面對當代阿拉伯這一重大事件，作家們很難保持沉默。埃及詩人哈桑·塔里卜曾說，「作家很難不寫革命，但寫革命其實更難」，因為文學畢竟不是歷史文獻，藝術價值是衡量文學創作的重要標準。儘管如此，很多作家仍然選擇了更難走的道路，及時記錄和反思「革命」，哪怕在某種程度上以犧牲文學價值為代價。

在各種文學體裁中，長篇小說創作時間較長，優秀作品的誕生需要醞釀更久。埃及作家阿馬爾·阿里·哈桑表示，「目前對『1·25革命』的寫作並不是對它的終極寫作，而是嘗試在細節被遺忘之前將其抓住，及時記下我們這些親歷者的感受，以便能給後代提供一個更加真實和完整的革命圖景」。其小說《沉默的墜落》描寫「革命」時埃及社會各界的群體形象，同時大膽地預測了穆兄會政權迅速倒台的結局。

相對而言，詩歌和戲劇創作的時間較短。所以，自「革命」爆發以來，以「革命」為題材的詩歌和戲劇作品在數量上更加豐富。埃及《詩歌》雜誌主編法利斯·赫德拉認為：「革命」后很快以此為題材創作的詩歌大多是衝動式、咆哮式、煽動性的，單純反映當下，轉瞬即逝，缺乏藝術性。只有很少作品是例外，如阿馬德·阿卜杜·穆赫辛的詩集《我選我的皮做弒我者的沙發》、艾哈邁德·賽拉治的《廣場的統治》和艾哈邁德·哈利德以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詩集《吉卡》。詩人阿馬德在接受採訪時坦承，創作之初確實容易落入單純記錄「革命」的窠臼，但他時刻提醒自己注重詩歌的藝術特徵。他在作品中通過具體意象描述「革命」的暴力場景，例如：「從高樹上墜落的人/不會憐憫流浪的植物」，「報紙把他的照片放在烈士們中間/弄傷了他的手/他在上面看到了/殺戮的消息」，「在廣場掉下的眼睛/仍在睜著/它們要見證」；作者也表達了對窮苦平民和烈士的同情，以及對和平的呼籲：「賣茉莉花的小姑娘/不認識紙幣/不喜歡香料的味道/在汽車和警察之間/她的手指不知所措」，「讓我們之間咆哮的風停下/烈士的遺骨在我的記憶中行走/讓我們閉上眼睛/向這些遺骨致敬」。

突尼西亞劇作家哈福茲·阿扎勒的《理查德三世》榮獲2013年阿拉伯戲劇節大獎，這部和莎士比亞著名戲劇同名的劇作，講述一個專制霸道的父親對家庭成員的影響根深蒂固，六個子女分別代表不同的社會群體或政治派別。父親去世后，眾兒女紛紛渴望擺脫長期以來的專制陰影，但他們在此過程中產生諸多矛盾衝突，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最終又導致另一個專制者的產生。這個故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革命」后阿拉伯國家眾多反對派之間相互傾軋、獨裁再現的現實。

敘利亞作家賽米爾·伊斯瑪儀的作品《我內心的夜》模仿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戲劇《怒斥薄情郎》（1988年），但不只是表現被冷酷無情的丈夫所拋棄的怨婦的內心獨白；作為知識分子的丈夫對妻子的身體背叛，也象徵著當今敘利亞不少文化精英對自我和道德的背叛，他們在動蕩的社會中通過媒體發表道貌岸然的高談闊論，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作者痛斥這種「利用人民的靈魂為自己牟取私利」的行為，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敲響警鐘。

今年，文學刊物《大馬士革》邀請敘利亞作家們撰文，出版了一期題為「評論敘利亞革命」的特輯，作家們紛紛從現實和理論角度剖析「革命」遭遇的挫折和障礙，不少文章言辭激烈，直指「革命」遺留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教派紛爭。詩人努里·傑拉哈更形容這次「革命」是「荒謬的希臘式悲劇」，相互爭鬥的各方沒有勝利者可言。不少作家還提醒人們警惕偽革命者，不要輕易被煽動性的言辭所蠱惑。

除了對「阿拉伯革命」作反思之外，作家們也沒有忘記「革命」之前乃至上世紀阿拉伯世界所經歷的不平靜的風雨歲月。巴勒斯坦作家易卜拉欣·納賽爾拉的小說《如臨深淵》在開篇即定下悲情基調：「有一些戰場，我們一旦進入便會輸得一敗塗地，難以承受。然而，每當深淵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便一再重蹈覆轍」。作者以「革命」暴風雨襲來之前的二十年為時間背景，通過幾個「浮士德」般出賣自己靈魂的人物的故事，記錄了誘惑和恐懼折磨下人性的沉淪，揭露了寡情絕義、骯髒腐敗的政治遊戲內幕。

埃及作家易卜拉欣·阿卜杜·馬吉德的小說《陰霾中的亞歷山大》是其「亞歷山大」三部曲中繼《亞歷山大無人入眠》和《琥珀鳥》之後的第三部作品，講述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海濱城市亞歷山大湧現伊斯蘭「瓦哈比」極端思潮，與此同時，安全部門對青年學生中的共產主義思潮進行秘密監控和嚴厲打擊，昔日開放包容的多元化城市迅速籠罩在恐怖的陰霾之中。

2013年馬哈福茲文學獎得主是敘利亞作家哈利德·哈里發，其獲獎小說《這座城市的廚房裡沒有刀》同時入圍本年度阿拉伯小說布克獎短名單。小說以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伊拉克被美軍佔領后兩年為時間背景，在悲傷、抑鬱和絕望的陰沉基調中，講述阿勒頗一個家庭約35年間的歷史變遷。評委會在授獎詞中評價「該小說敘述了當代敘利亞所遭受的恐懼、極端和專制，講述政治暴力怎樣讓一個阿拉伯家庭流血犧牲，失去尊嚴，揭露腐敗的軍事政權和情報機構為了非人道的利益，任意掌控和擺布平民的命運。哈利德這位模範藝術家向我們展示了精美的小說雕琢藝術……小說反映了敘利亞人民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歷的痛苦磨難……小說講述黑暗的歷史，實則影射現實的悲劇。」

伊拉克女作家茵娜姆·克賈姬的小說《塔沙里》通過上世紀50年代巴格達婦產科女醫生沃拉蒂婭在伊拉克南部農村的生活故事，反映了過去幾十年伊拉克人流離失所的悲劇。女醫生年邁后被迫逃離家鄉定居巴黎，三個孩子也分別生活在加拿大、海地和迪拜。鑒於家族成員長期流落世界各地，老死都無法團聚，孫子亞歷山大創立了一個特殊網站——電子墓地，給每一位逝去的家族成員都建立一個電子墳墓，希望虛擬的團圓能給人一絲精神慰藉。小說題目「塔沙里」（Tashari）是伊拉克方言辭彙，指一種獵槍射擊後有碎片散落四處，伊拉克人用該詞來象徵分裂和失落。「我們相互爭論，意見不一……就算有了共識，很快又會出現分歧。最終我們都疲憊不堪，陷入絕望。絕望彷彿是我們一致的宿命，好像它是一個目標，直到這個國家再也沒有希望出現……」作家毫不掩飾地揭露當前伊拉克面臨的悲劇處境，除了美軍入侵造成巨大損失外，其內部矛盾重重，衝突不斷。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無奈選擇背井離鄉，遠離祖國的戰亂和傷痛，到外國尋求安全穩定的居所；伴隨他們的，還有那揮之不去的思鄉情懷以及在異國寄人籬下的無所適從。

同樣為當代伊拉克和伊拉克人的坎坷歷程與多舛命運深表痛心的還有伊拉克小說家、詩人艾哈邁德·賽阿達維，其小說《巴格達的弗蘭肯斯坦》，為他摘得第七屆阿拉伯小說布克獎桂冠。小說主人公是住在巴格達巴塔溫區的舊貨商海迪·阿塔卡，他收集2005年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中遇難者們的遺體殘骸，重新組合拼裝了一個新生物。在混亂和瘋狂中誕生的這個怪物，身上每一處充滿仇恨的肢體和器官都要求它為自己復仇，於是它逐漸變成可怕的殺人工具，令整個城市籠罩在恐怖之中，當局稱它為「罪犯X」，人們稱其為「弗蘭肯斯坦」。作者以懸疑和偵探小說的敘述方式逐漸揭開層層疑團，故事情節引人入勝。瑪麗·雪萊筆下的《弗蘭肯斯坦》關注創造者和被造物之間、人性的善與惡之間的較量，而賽阿達維借用同樣的名字，關注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弗蘭肯斯坦的各個肢體來自不同階層、種族、部落、宗教和派別，代表了構成複雜的全體伊拉克人民；美國入侵者、伊拉克內部各派別和政黨都曾壓迫和傷害過它，它究竟要找誰復仇？弗蘭肯斯坦嗜血復仇大開殺戒，它究竟是犧牲者還是罪犯？作者藉此表達自己對美國佔領后的伊拉克亂局和「以暴制暴」現象的深入思考。作者還在小說中真切地描述了飽受戰火摧殘的廢城巴格達，例如：「日落之後，我出門。四面八方的火光燃燒不熄，長長的街道空無一人，連流浪的貓狗都沒有」，讓讀者如臨其境地感受著這座空城的寂寥與悲戚。

摩洛哥作家優素福·法德勒憑藉小說《珍奇的藍鳥伴我翱翔》榮獲2014年摩洛哥圖書獎，這部小說和《美麗的白貓伴我同行》（2011年）構成作者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摩洛哥為背景的「三部曲」創作計劃中的前兩部作品。小說記錄了八十年代摩洛哥政變這段歷史，尤其是塔茲馬馬爾特監獄[1]的情況，一些評論家因此將其歸類為「監獄文學」。主人公阿齊茲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在新婚之夜受政變軍官指派駕機襲擊王家衛隊，自此一別二十年杳無音信。新娘宰娜一直不懈地尋找蛛絲馬跡打聽丈夫下落，終於得知他身陷囹圄。作者效仿中世紀作家伊本·穆格法在散文名作《卡里來和笛木乃》中借飛禽走獸道出寓言故事的方法，讓一隻名為「杏德」的母狗敘述監獄中政治犯們的悲慘遭遇。比如，「杏德」如此評述「活埋」這一刑罰：「沒有一個生物會把另一個生物活埋，昆蟲和動物都不會。狗不是人，它有感情，儘管是簡單的感情，但它知道什麼是痛苦、絕望、快樂和幸福。」這無疑是對痛苦現實的極大諷刺，監獄生活無情地摧殘和折磨人的身心，對人性構成巨大的衝擊和考驗。作者還讓一隻鳥兒和主人公對話，鳥兒在他遭受虐待時給予慰藉，陪伴他度過難捱的煎熬。雖然故事氛圍整體上是壓抑的，但作者也有意釋放一些積極、樂觀的信號，例如：主人公和妻子雖失散多年，但愛情依然維繫著彼此；主人公夢想自己在天空翱翔永不墜落，寄託了作者對摩洛哥乃至阿拉伯民族涅槃騰飛的期望。

從今年各國主要的優秀作品來看，「傷痛」似乎是作家們不約而同的寫作主題之一。阿拉伯世界近代以來的發展歷程一直坎坷不平，曲折多舛。三年前的「阿拉伯革命」又讓各國經歷了暴風驟雨式的政權更迭，造成社會動蕩、民生愈髮雕敝。阿拉伯作家們無奈地面對痛苦現實，不禁悲憤地追問：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族，為何如此多災多難？！

說到「傷痛」寫作，還包括對身體病痛的寫作。2013年，埃及著名作家賈邁勒·黑托尼的出版了新作——隨筆集《藍與白》。作家近年飽受心臟疾病的折磨，書中記錄了自己與病痛作鬥爭的整個過程，包括最近一次大手術時瀕臨死亡邊緣的體驗。作者寫道：「這不是我第一次距離死亡如此之近，在當戰地記者時我曾數次有過類似感受，這種經歷教會我面對死亡不要悲傷或者恐懼。死亡不是罪惡，它只是人存在狀態的一種改變。《藍與白》是我走向死亡之路的一個驛站。」也許，從黑托尼的語言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無論個人的生死，還是國家的興衰，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漣漪或波瀾；今日不會是歷史的終點，正視「傷痛」，不被恐懼和絕望擊垮，同時以此為鑒，去創造新的歷史，這才是人應該擔當的義務。

不負使命，重振旗鼓

「阿拉伯之春」爆發三年來，阿拉伯文藝界一直為爭取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不懈努力。2013年，穆兄會成員阿萊·阿卜杜·阿齊茲擔任埃及文化部長，上台後採取了限制創作自由的一系列舉措，並試圖在組織上實行埃及文藝界的「穆兄會化」。因此，著名作家巴哈·塔希爾、詩人艾哈邁德·福阿德·內賈姆等眾多文學家成立了「埃及文藝保衛陣線」，對穆兄會政策表示不滿與抗議。埃及作家協會也發表聲明，稱對總統穆爾西失去信心，呼籲進行新一屆總統選舉，儘快恢復國家正常秩序。作協主席穆罕默德·賽勒邁維認為，作協是埃及第一個公開反對總統穆爾西的職業團體，這對作協而言是歷史性的事件，因為「作家代表社會良心，必須替人民說話，表達人民的期望和夢想」。著名作家優素福·蓋義德對埃及作協歷史上這一史無前例的創舉表示讚賞，稱其「捍衛了作家們未來百年的榮譽」。

近幾年，儘管阿拉伯文藝界的創作環境並不理想，文學藝術工作者仍然不負使命，迎難而上，很多重要的文學活動依然如期舉辦，多數文學獎項也照常頒發。

2014年1月，第六屆阿拉伯戲劇節在阿聯酋沙迦舉辦，來自阿拉伯各國的九部劇作入圍最後競賽單元。埃及青年劇作家和導演沙迪·達利的《塑料夢》真實揭露目前埃及青年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移民、失業和性騷擾等，同時也反映了青年們仍然對民主、自由和幸福生活抱有美好期待。阿聯酋作家馬拉阿·哈勒彥的《阿魯勒的白天》講述生活在貧民窟的叛逆人物阿魯勒，不滿周圍人每天只知道在垃圾堆里收集空箱子的無聊生活，一心渴望改變卑賤的命運。阿爾及利亞女劇作家拉傑·塔布尼的《麗人們》講述1961年五位阿爾及利亞女子參與反法殖民運動，為爭取祖國解放獨立光榮犧牲，劇中「在生活中你必須去解決你所面臨的問題」的吶喊對當今阿拉伯世界無疑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第45屆開羅國際書展於2014年1月底舉行，本屆書展的口號是「文化與屬性」，特邀嘉賓國是科威特，共有24個國家（17個阿拉伯國家和7個非阿拉伯國家）、755家圖書出版發行機構參與。書展閉幕式上公布了2013年度獲獎作品。埃及作家協會也於同期公布其2013年度各個獎項。

2013年扎耶德圖書獎文學獎頒發給埃及作家阿卜杜·拉希德·馬哈穆迪，他的小說《咖啡之後》由「殺狼的女人」、「迷途的羔羊」和「證據」三部分組成，向讀者展示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埃及農村的自然景觀和社會風貌，作者「深諳傳統敘事技巧，能夠細緻入微地把握人物內心的彷徨、矛盾、痛苦與掙扎」。

第13屆阿聯酋阿維斯文化基金獎詩歌獎由埃及詩人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艾布斯奈和敘利亞詩人納茲哈·艾布·阿法什共同分享。兩位均為古稀老者，前者的詩歌全集包括自1965年開始至今創作的十三部詩集和兩部詩劇，代表作有《冬天的花園》（1969年）、《最後季節的花朵》（1997年）等；後者是敘利亞當代重要的詩人之一，代表作有《來，我們告訴你這種絕望》（1980年）、《像那最後的話語》（1997年）等。

在阿拉伯文藝界的共同努力下，作家們的創作信心有增無減，不少優秀作品顯示出對「革命」后國家的發展和復興抱有積極期望。敘利亞女詩人海拉·穆罕默德的詩集《蝴蝶曾說》收錄了作者2011年到2012年創作的詩歌，用色彩繽紛、嬌柔美麗的蝴蝶意象反抗敘利亞當下陰鬱灰暗、粗暴殘酷的現實處境。詩集包含兩大主題，一是戰爭和死亡，二是生命和希望。海拉筆下的「蝴蝶」，飛舞在敘利亞的斷壁殘垣之上，見證著人民遭受的苦難，表達了對祖國的愛憐：「在白色的帳篷里/在虛無中/在霜露中/在殮衣上/她凝視著/難民沒資格擁有歷史和空間/她凝視著/凝視著/她長大了/然後白髮婆娑/她指向近處邊界線后的地方/那裡的天空是藍色的/無際無邊/她逐字拼寫它的名字/逐字親吻它的名字/她彎下腰/親吻它的土地/念著：敘利亞」。蝴蝶還和淪為難民的敘利亞人一起經歷著背井離鄉的難言苦楚，「蝴蝶/和家庭一起遷徙/落在衣服前襟上/女孩的花衣裳上/祖母的口袋裡/母親的祈禱中/在邊界/它脫下綵衣/進入流放地的/是它黑白色的紀念照」；同時也回憶著平靜美好的歲月，驅散人們心中的陰霾，喚起人們對生活的希望，「你我之間/是連綿山峰般的友愛/你我之間/有歡笑/有淚水/晾衣繩上的衣服/在我們身上蘇醒/口袋中的錢幣叮噹作響/一個孩子正熟睡/在你懷中長大」。

敘利亞庫爾德族作家阿卜杜·巴其·優素福的小說《胡里爾，我的愛人》以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胡里爾市為背景，用紀錄片式的手法詳細再現了敘利亞「革命」如何使成千上萬的敘利亞庫爾德家庭一夜之間被迫湧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雖暫時逃離家鄉戰火的威脅，卻難逃在他鄉淪為難民的窘迫。儘管如此，主人公到達胡里爾後並沒有悲觀喪氣，而是開始努力了解和融入這座城市。作者在小說中稱胡里爾為「希望的新娘」，「在某些時刻我意識到，胡里爾不像我遊歷過或居住過的任何一個城市，她是永恆的夢之都……」，並以這座城市的口吻高呼「我是胡里爾，庫爾德榮耀之女，我巍峨的城堡見證著我的榮耀……」作者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生活的期望，也在鼓勵敘利亞庫爾德人走出悲傷和失望，以積極平和的心態迎接希望的到來。

阿爾及利亞作家伊斯馬儀·葉卜里爾憑藉小說《痴人的囑託》榮獲第三屆塔伊布·薩利赫創作獎小說類一等獎，作者表示「這是一本尋找願景的小說，人們不能理解這個痴人為何不安分守己，痴人則不明白人們為什麼滿足於既定生活，為什麼不想去改變」。也許「痴人」才是清醒者，適時做出改變生活才能變得更好。小說還探討了身份歸屬、宗教寬容等阿拉伯世界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

利比亞文學在卡扎菲統治時期，受到政府的嚴重限制和束縛，許多作品為獨裁者和專制政權大唱讚歌，少數「叛逆」的優秀作家被流放國外，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勢單力薄，獨木難支。2011年「2·17革命」之後，利比亞文學界迫切渴望跳出舊制度的鉗制，擺脫在阿拉伯文壇長期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開始逐漸顯露創作的積極性。易卜拉欣·庫尼是第一個以利比亞「革命」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的利比亞作家，其作品《被殺害的夢中騎士》（2012年）通過一個革命者的視角觀察「革命」的發生和發展。隨後的是作家法拉智·歐什，其小說《領袖兄弟的時代》涉及了利比亞從貝都因時期到卡扎菲專制時期的發展經歷，探討了當前利比亞面臨的身份和存在等問題。

今年入圍阿拉伯小說布克獎的參賽作品來自19個阿拉伯國家，共160部作品，是自2008年該獎設立以來參與範圍最廣、提交作品最多的一屆。該獎組委會驚喜地發現，儘管正在經歷戰亂，敘利亞仍有不少作品參賽，「有些出版商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好幾條街道，只為把作品寄送出去」。埃及出版商也面臨諸多困難，但依然想盡辦法如期參賽。這顯示了阿拉伯文學界對文學創作的執著。這屆布克獎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31%參賽作品的作者都不滿四十歲，可見阿拉伯文壇的新生力量正在崛起，為文壇帶去新的希望。

阿拉伯各國在「革命」期間目睹了青年們迸發的巨大能量，意識到他們渴望參與社會發展的強烈願望，近幾年來逐漸開始重視青年們個人的自身發展，努力提供各種機會，讓他們發揮所長。在文學領域，不少國家的政府或民間機構積極為青年作家創造機會，鼓勵其進行創作。埃及著名的塞基文化中心給青年作家提供場地和平台，經常組織文學研討會，供他們宣傳新書，和讀者交流。許多青年作家還利用社交網路發表作品，討論自己對生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並和讀者互動，比如女作家哈黛·阿卜杜·阿勒，因在博客上發表小說《我想結婚》，真實反應了埃及男女青年的戀愛問題而大獲成功。此作在青年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后正式印刷出版，並改編成電視劇熱播。她還在「面簿」上設立閱讀俱樂部，定期組織成員見面交流閱讀心得。此外，埃及各高校也開始鼓勵和支持青年作家的創作，例如，開羅美國大學出版社支持出版優秀青年作家的原創作品和翻譯作品，艾因·夏姆斯大學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聯合舉辦「埃及女性藝術家、作家和抵抗文化」的系列工作坊活動，等等。在黎巴嫩，女作家娜吉娃·巴拉卡特於2009年創立「職業青年作家小說寫作工作坊」，並與著名的黎巴嫩文學出版社簽訂協議，資助出版和發行工作坊推薦的優秀青年作家的作品。今年第二屆工作坊活動在巴林舉辦，其間邀請著名作家指導青年作家的寫作。

由此可見，在動蕩和艱難的環境中，阿拉伯文學家們沒有失語。他們通過2013年——以及之前和之後的——文學創作，在進行著有意義的抵抗：抵抗現實和厄運，抵抗荒誕和愚昧，抵抗絕望和死亡。

[1]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摩洛哥一些軍官發動針對國王哈桑二世的政變，后因失敗被捕，被關押在摩洛哥東南部的塔茲馬馬爾特監獄，受盡了非人道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