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嶸：別讓戶口騙走農民土地

很多離開農村的人可能永遠都回不來了。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被變成「市民」。一些村子被遷移或者合併，一些人被轉化為城鎮戶口，很多在城市打工的人早已沒有了土地......

取消農業戶口是大勢所趨。就這件事本身而言，這標誌著在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裡人」和「鄉下人」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台。但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取消農業戶口的同時，農村土地又將如何分配？轉化為「市民」的農民，是否也要放棄土地權利？農民變身市民后，農村空出來的土地又歸誰所有？誰有權分配和經營？下面是著名學者於建嶸在7年被媒體採訪時的一些觀點，供朋友們參考。

（於建嶸）

在輿論普遍聲討戶籍制度，要求取消戶籍，打破人身上的城鄉枷鎖時，研究者於建嶸收到的來信以及看到的情況，讓他很想給熱潮潑一杯冷水：「萬萬不可簡單地取消戶籍制度，而是要釐清戶籍背後的利益關係，解決戶籍背後的問題，否則反而是害了農民。」

於建嶸收到的來信來自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二零零二年當地政府「為了加快城鎮建設步伐」，把十四萬多農民的「農村戶口」變更為「非農業戶口」，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脫離農業生產，也沒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低保福利，卻因此失去了農民原本享受的國家補貼政策。於建嶸說，這樣的情況顯然不是個案。

二零零四年取消農業稅後，征地矛盾已經成了農村最主要的官民矛盾。群體性事件多發，上訪多發。於建嶸擔心的，正是在政治化推動的「城鎮化」背景下，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貿然取消戶籍，反而成了征地的藉口，讓農民的處境雪上加霜。

以下是亞洲周刊對於建嶸做的專訪摘要：

問：你提到過，如果僅僅把戶籍改革簡單化為農轉非農戶口，伴隨而來的往往是更「順理成章」的征地，把農民變為一個有城鎮戶口的失地農民。在其他條件並不配套的時候，怎樣才能杜絕這一情況？如果不是這樣，戶籍改革又該如何進行呢？

於建嶸：戶籍改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一定要看見背後許多利益博弈的問題，不能很理想主義地說就要取消戶籍。把你變成城裡人不叫改革戶籍制度，戶籍背後有很多利益，這不是叫不叫農民的問題，還有附帶的養老保險、小孩上學，很多城裡人，也沒有享受這些東西。天水農民來上訪，說把我們改成城裡人了，我們什麼都沒有了。農民沒了土地，成了種地的「城裡人」，城裡的福利得不到，農民的優惠得不到，搞政治的人笑了，有數字了，你看，我們有這麼多人「城鎮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在有個特別的背景，在城鎮化的過程里，二元化結構怎麼破才是一個大問題，戶籍改革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城裡人內部還有流動問題，需要整體綜合性來考量。

問：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提到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你覺得是什麼動因讓中央政府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政府可能的計劃中，是否能看到一個改革時間表？

於建嶸：農民工從農村往城市轉移，城鎮化是必然的問題，為什麼在，現在變成了一個受關注的大問題，很重要一個背景，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以及這個群體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第二代農民工，他們與第一代有區別，第一代農民工從田裡出來，種過田，他們對農業、對農村是有理解的，他們還可以往回走，而且他們普遍忍耐力更好；第二代農民工很多是直接從學校進入城市打工，沒有種過田，對農業沒有感受，也沒有想到回去，但他們又在城裡扎不穩腳跟，他還會與城裡人比較，忍受能力沒有父母強。第二代農民工已經有七、八年的歷史了，現在的確是時候提出問題了。你看，珠三角很多民工告訴我們，我不會回去，我們回去幹什麼？他們賺錢回老家建房，在老家討老婆生孩子，馬上又回到城市。他們已經構成了整個社會的漂移。

還有農民工二代，這是最早出來打工的一批人的孩子，這些孩子生長在城市裡，他們根本就沒有在農村呆過。問題越來越多，政府顯然要從自己的穩定出發來考慮的。但那是政府的角度，我們應該看到整個社會為此付出的社會成本，從農民工本身的生存狀態，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家庭斷裂，已經在形成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了。至於說改革時間表，肯定沒有時間表，拿不出來。我如果是深圳市市長，我怎麼有動力去安置湖北的農民工？沒有重大改革配合，比如土地制度，比如社會保險的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哪裡來的動力？

問：你覺得有哪些方案是可以一步步剝離這些利益？

於建嶸：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社保和土地。其實，中央可以利用交換來激勵地方政府。把土地變成農民的財產，保護土地產權，地方政府自然不敢亂來了。有了地才有資本來源，才有在城鎮工作的第一桶金，沒有那麼多就為了喝酒就把土地賣了的農民，我們很多人不要假設農民是沒有自己的利益計算的。不要說意識形態的東西，出發點其實就是保護農民權益。

戶籍改革，不管你怎麼改，不要用城裡的戶口把農民的土地騙走了；改革，是要增加他的利益，改來改去利益沒有了，算什麼改革？就算你是站在穩定的角度考慮問題，也要有個底線，要知道社會利益均衡，要警惕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