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走出圍城的先生，何以評價中國詩？

這位走出「圍城」的先生，何以把詩貶得「一無是處」？

1945年12月6日，錢鍾書先生在上海對美國人進行了一次詩學演講。

《談詩》是一篇學者文化隨筆，體現了化深奧為通俗、化複雜為單純的學者散文的一般特點。

談詩的傳統方法一般是縱向的，即：按照詩歌發展的歷史進程，習慣把詩歌劃分為先秦詩歌、魏晉詩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詩歌等階段，研究不同階段的詩歌特點。而錢鍾書先生則從橫向的角度，居高臨下，鳥瞰世界詩歌，透視全球詩境中的詩特徵，具有很高的智性，一篇短短的演講詞，包容了錢鍾書先生豐富而獨特的詩學精神。

一、站在比較文學的高度方識詩的廬山真面目：

錢鍾書認為談詩要採取比較文學的方法，用普遍聯繫的眼光來看詩，「意中就有外國人和外國詩在」，因外國詩的存在而識得詩是獨特的「那一個」，因詩的存在而得以成全世界詩歌的完整性。單純就詩而論詩的人，「他不能對整個本國詩盡職」，他的眼光會為本國詩所局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而割裂本國詩和外國詩歌的聯繫，所得的結論也是片面的。

二、全球化中的詩：

（一）詩缺乏邏輯性。

1．發展的無規律性。

西洋詩的發展遵循「史詩——戲劇詩——抒情詩」的基本規律，具有嚴密的邏輯性。而詩一蹴而就達到「純粹的抒情詩的精髓和峰極」，缺乏邏輯性。

最初的小說從屬於歷史，歸於史類。而詩沒有經歷「幼年」時期，最早的詩歌是極為成熟的抒情詩，以先秦時期的《詩經》和《離騷》為證：《詩經》要麼是歌頌純真的愛情（《周南•關雎》），要麼是揭示從軍的悲涼（《小雅•採薇》），要麼是表現稼穡的艱辛（《小雅•七月》），……都是抒內心的情感。屈原的《離騷》更是將這種內心情感的宣洩更加誇張化，代表了古代抒情詩的最高成就。

詩發展無規律性導致了詩的早熟。

2．構思的無序性。

的詩人是天才「空想家」，他們的思緒絲毫不受自然規律、社會律令的約束，一會兒上天撈月，一會兒下五洋捉鱉。可見的詩歌，沒有「地心力吸引」。

莊子建構了「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遙遊》）」的虛幻所在，李白眼見了「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夢遊天姥吟留別》）」的壯觀仙境，蘇軾更具有「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赤壁賦》）」的偉力。

從美學的角度看，因不受事理的羈絆，的詩歌具有了浪滿主義的氣息，海市蜃樓般的意蘊之美。從詩學邏輯角度看，詩人構建的「空中樓閣」，雖然美麗卻缺乏現實的根基，缺乏事理的邏輯，使理想與現實之間產生巨大的落差，導致了詩歌的「早衰」。

（二）詩是「微雕」藝術。

相對於西方洋洋洒洒的詩歌「大廈」而言，由於受到不許一字兩次押韻的禁律的限制，的詩歌是典型的「微雕」的藝術。正如錢先生所言：「假如鞋子形成了腳，腳也形成了鞋子」，詩歌的形式（如，律詩，絕句，古風，詞，曲等）對詩歌的內容有所限制，但是詩的形式也要適配詩心的需要，不同的思想內容要選擇不同的詩歌形式來表達。

詩體的限制，正好讓詩家們在有限的字數里尋找無限的意蘊，「言有盡而意無窮」，「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種詩學精神具有暗示性的特徵，是詩人所追求的「含蓄之美」之所在。

晚唐詞人溫庭筠在《望江南》中寫道：「梳流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州。」許多評論著就認為「腸斷白蘋州」為畫蛇添足之句，因為脈脈斜暉和悠悠江水，象徵著女主人公的不盡情思，無窮怨望，給讀者思維無限留下發散的空間，具有豐富的暗示性。「腸斷白蘋州」雖寫出了女主人公更難排遣的斷腸情懷，失望趨於絕望的傷痛，但過於直白，畫面布局得擁擠，沒有給讀者留下虛空的獨處空間。

評論者對《望江南》結句的批評與錢鍾書的詩學精神——「一種懷孕的靜默」是契合的，而與西方詩「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聯接著確切」的理念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灰色」即指詩歌中傷感的色調，「確切」是指一首詩歌里的具體意象，正是著「確切」讓讀者產生無限的「空泛」，留下無窮的藝術想象空間，「確切」具有很強的暗示性。

詩歌詩體的濃縮性、詩心的暗示性，往往產生 「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

（三）詩的總體風格呈現「中和之美」。

西洋詩因其記史性的特徵，讀起來給人一種厚重感。而詩者缺乏這種厚重感，讓讀者感覺很「輕」，很「淡」。

西洋詩，多半宣洩的是民族情緒，抒發的是群體情感。如《荷馬史詩》，其內容來源於公元前12世紀的特洛伊戰爭。詩隱約出現了荷馬的影子，是壯烈而美麗的故事與歷史真實。正是這種民族的「歷史的真實」，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如同「樂隊合奏」，顯得十分渾厚。

詩主要是宣洩個人的情感，屈原在仕途上失意了，就悲苦地吟誦「路慢慢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顛沛流離的杜甫，飽受戰爭摧殘，登高之時就悲嘆道「無邊落木瀟瀟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柳永因不忍心與朋友的分別，凄切地唱道：「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當讀者能夠找到與詩人相似的情感觸發點，就能夠跟詩人產生共鳴，否則詩「像吹著蘆管」，只能單弦獨奏，味道十分「淡」。錢鍾書在談到詩的這個特點時，並不排除詩也有「厚重」的成分，比如，《孔雀東南飛》就是對封建社會婚姻制度帶血、帶淚的控訴，到今天劉蘭芝悲劇的濃重的悲涼依然盤旋在讀者的心頭，揮之不去。

詩歌風格的「輕」、「淡」，與古代哲學有很深的淵源。其思想精髓「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給人提供了一種表情達意的範式，那就是「不偏不倚」。而詩人把這種人生哲學帶進詩歌里，自然對情感的宣洩制定一個「度」，不過於悲傷，也不過於高興；不過於厚重，也不過於清淡。即使是再豪放的蘇軾，也不過是有「凌風出塵的仙意」而已！

（四）詩成份中特別的「化」。

錢鍾書先生認為，詩歌的內容與西洋詩沒有多大的區別，但是也有特別「」的地方：

1．社交詩多，宗教詩少。

與西方人相比，人向來缺乏宗教信仰，因而寫宗教的詩很少。而是「禮儀之邦」，突出「天、地、君、親、師」的社會地位，把「經夫婦，成孝敬，厚倫理，美教化」作為倫理道德的準則。因此，內容上表現倫理道德主題的詩歌隨處可見。王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一首典型的社交詩，王維的社交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光無故人」（《渭城曲》），把朋友之間的友誼描寫得格外動人；李白的《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更是揭示了友誼的無等級性；就是心憂天下的杜甫也不免俗，用詩歌記下他對李白的懷念之情：「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 江湖秋水多。（《天末懷李白》）」，因秋風感興而懷念友人，詩人對充滿殷切的思念、細微的關注和發自心靈深處的感情自然流淌於筆端。

2．田園詩是「古典主義的逍遙林下」。

自然風光以獨特的魅力，吸引了詩家的眼球，成為他們表情達意的重要載體。

自陶淵明把田園詩歌發揚廣大以來，寫田園詩的人可謂絡繹不絕，也確立田園詩在詩中的重要位置。而在錢鍾書先生看來，的田園詩「不是浪漫主義神秘地戀愛自然，而是古典主義逍遙林下」。這種詩學精神是對詩人寫山水田園創作動機的最深刻、準確定位。

被後人尊為田園詩鼻祖的陶淵明，曾受「達則兼濟天下」思想的影響，決定以己之肩力扛救民的重任。但是，官場的污濁，讓他幡然醒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於是陶淵明張開雙臂盡情地擁抱著田園：「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詩人將勞動的情景化為一種從容圓融的妙悟，其早出晚歸、欣慰自足的隱居之趣在文字間流淌；「採菊東籬下，悠遠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在田園裡，陶淵明找到了做人地「真意」，找到了精神地歸依。

李白熱愛祖國的山川，曾寫下了「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詩人與敬亭山成了相親相愛的朋友；李白在寂寞無聊的時候，還邀請月亮陪他喝酒：「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自然中的敬亭山、月亮是李白主觀情感宣洩的對象，表現了仕途失意的李白在離開長安之後的孤獨寂寞之感，以及回歸自然後心境的寧靜。

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的王維，一生官職右丞。然而，晚年的王維也歸向山林，在輞川置別業。王維這樣表達他的隱逸之趣：「中歲頗好靜，晚家南山棰。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詩人閑適的逸致和超脫的情懷盡顯，那種淡逸的天性、超然物外的風采更是叫人仰止。

三位豐碑式的詩人，都在自然中找到了「樂趣」，使自己完全浸潤在自然的懷抱中。但是陶淵明、李白因不滿官場的污濁而退隱，王維則是一種功德圓滿的退居，所以，他們歸隱的知趣是不同的：陶淵明、李白借山水田園，張揚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在自然界里他們盡情地釋放著自己地個性。王維，則是借自然的寧靜傳達自己心性的寧靜與淡泊。由此可以看出，三位詩人回歸自然，並不是出自對自然本能地熱愛，一種「浪漫主義神秘地戀愛自然」，而是借自然寄託自己得情感或志趣，張揚超越世俗規則約束的「逍遙林下」。

三、詩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錢鍾書先生認為，「詩並沒有特別的地方」，就詩歌的發展規律來看，中外詩歌詩相通的，就詩歌的表現手法來看，中外詩歌是相似的，而就詩歌的內容來看，中外詩歌幾乎是相同的。我們套用錢鍾書先生的話，也可以這樣說「西洋詩並沒有特別西洋的地方」。

正因為，中西方詩歌相似相同的地方很多，所以，「讀外國詩每有種他鄉忽遇故知的感覺」，「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在外國詩里，我們可以找到與詩歌相似的元素，觸發情感上的共鳴。

由此可見，詩與西洋詩是並峙的，也是交融的。錢鍾書先生的這一詩學精神揭示了中西方詩歌的互相滲透的內涵，反映了其高瞻遠矚的詩學眼光以及文化的前瞻性，不僅具有文化意義，更具有社會意義。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還是處在文化上的盲目「自尊」，其體現就是許多人都以文化為「本位」文化，對外來的文化一概排斥。

錢鍾書先生敏銳地看出其實質，說「有種捲毛凹鼻子地哈巴狗兒，你們叫它『北京狗』。我們叫它『西洋狗』」，無論是稱呼「北京狗」還是「西洋狗」，都是對外來文化的排斥，以本土文化為本位的生動概括。

而在他看來，中西方文化是並峙的，且堅決反對那種把文化割裂開來本位主義做法，「這隻在西洋就充而在有算西洋的小畜生，該該磨快牙齒，咬那些談中西本文文化地人」，這隻既有文化特質又有西洋文化特質的「小畜生」應該去打擊那些硬生生把東西方文化割裂開來的人，以維持文化的交融性。

詩與西洋詩的並立與對峙的詩學精神，更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當今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西方的文化幕天席地般襲擊了的寸土村壤。西方文化的先進性敲打著飽受磨難的國人的心，從而滋生出一種對「優勢文化」盲從的心態。如果錢鍾書先生還活著，一定回叫這隻「小畜生」，來咬這些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