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知識

案：早上讀到張鳴老師《怎樣評價慈禧這個人？》，文中所論，我幾乎完全贊同。這些年來常見人譽美慈禧，諛辭之盛，簡直匪夷所思。慈禧距今世不遠，所遺留的史料，足以作呈堂證供，如其諭旨、書法、畫作等，一搜即見，並不難覓，由此正可判斷其知識水平。倘若昧於真相而立論，則如沙上築塔。去年寫過一篇文章談慈禧的知識與政治，可惜文中有一處硬傷，修正並增訂之後，再推一次。今年計劃寫一個近世人物誌系列，且拿這篇舊作當第一篇。

我談慈禧太后與義和團的關係，引用曾國藩對慈禧的評語，那句「才地平常」，惹惱了一位讀者。他發來洋洋千言，力證慈禧才識過人，不消說在她所生存的轉型年代，縱使放眼千載，都是第一流人物，令無數鬚眉競折腰，吾國女性，唯有武則天可與之比肩。他還援引英國人濮蘭德和白克好司之言作為證據：「慈禧心思靈敏，突過於人，其熱心政權，亦獨秉特性，其天資之卓絕，性情之堅毅，加以一生經歷之多，艱難困苦，險阻備嘗，此其所以稱為偉人也。」

這段話出自《慈禧外紀》。作者之一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曾任職於海關總稅務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兼任《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戊戌政變之後，正是在其義助之下，康有為才得以逃亡香港。如果說此人還有一定聲譽的話，那麼另一作者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通譯為巴恪斯或巴克斯，則被視為瘋子和騙子，他寫慈禧的《太后與我》，滿紙幻想，通篇意淫，簡直就是一部情色小說，作為史料，可信度恐怕還不如路邊書攤兜售的野狐禪。《慈禧外紀》雖為合著，巴恪斯則是主導，因濮蘭德中文不佳，書中引述的漢語文獻皆由巴恪斯負責提供，這便給了他作弊的空間，譬如偽造《景善日記》等，害苦了許多讀者和歷史研究者，以致連譯者都不願袒護這本書：「這是一本十分惡劣的書。濮蘭德大概並不知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也是上了巴恪斯的老當，成了受害者，一世英名，毀於一書。」鑒於這種種情狀，可知此書對慈禧的評價，並不十分有力。

濮蘭德和巴恪斯讚美慈禧天資卓絕後面，還有一段話——姑且以此為由頭，探討慈禧的才具：「年十六歲時，五經成誦，通滿文，二十四史亦瀏覽。嘗有史臣在旁諷誦，故能通古今治亂大勢，又能詩善書畫，有此聰明學問，故能久攬大權。」

如果這番話屬實，那麼慈禧的確可稱天才。她少時所受教育，罕見史料記載，如《清史稿》等，一字不提。結合其家庭背影來看，一個普通官宦之家，一個長期擔任筆帖式（文書）的父親（其父葉赫那拉·惠征雖然到頭來官居四品，卻不是十分出色的人物），所能給予她的教育，只怕有限。這有限的教育，倘能培養出一個兼通文史、擅長詩書畫的女子，不難想見，此女的資質何其卓越。

可惜濮蘭德和巴恪斯的讚譽，距離真相太遠，就像他們說惠征「歿於安徽，女僅三齡」云云，純屬亂談（1853年，惠征病故於江蘇鎮江，其時慈禧18歲，已經入宮）。慈禧所遺留的字畫，清晰呈現了她的文化素養。據王開璽先生研究，1861年，慈禧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事前曾起草密諭，共計237字，錯誤16處，別字12個，如「進成后，在傳旨著恭親王總理贊襄正務，是否，求兄弟著議」這句話，其中「成」當為「城」，「在」當為「再」，「正」當為「政」（再如「權理朝政」寫成「權理朝正」，「再行歸政」寫成「再行歸正」，足見其「政」「正」不分），至於語句不通之處，不勝枚舉；四年後，她起草罷革奕訢的上諭，共計226字，錯別字13個，看起來並無幾多進步。好在慈禧極具自知之明，每次都不忘交代他人幫忙修正：「求七兄弟（奕譞）改寫」「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詞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

慈禧密諭

慈禧硃筆抄寫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網上一搜可見。其書法，大抵只能說端正，評價再高一點，便屬過譽。她的繪畫，剔除繆嘉蕙等人的代筆之作，同樣屬於初學者的水平，如行家評價：「蓼花幾如斷枝枯葉，枝與枝之間雜陳不接，葉與花零亂，其用筆畏縮遲疑，全無功力；一隻螳螂也畫得離骨岔氣不合章法。」

要言之，慈禧文化水平不高，遠遠談不上「能詩善書畫」「具有非凡的文學和繪畫才能」。參照今日學歷，大概在國中生與高中生之間。那些無稽之言，把她推到碩士、博士的高度，要麼昧於真相，要麼別有用心。無論哪一種，都有礙於我們認知慈禧這個人。

慈禧手抄心經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並不等於政治水平。沒文化的人未必不懂政治，正如有文化的人未必擅長政治。慈禧的政治水平，顯然遠勝於其文化水平。以往我們喜歡強調她的權謀，譬如說她內鬥內行，外斗外行，內行二字，她完全當得起；事實上，除了權術，她的政術其實相當可觀，如識人、用人、搞平衡，尤其自我糾錯，皆臻於一定水準（慈禧的糾錯能力，表現於從撫義和團到剿義和團、從扼殺戊戌變法到推行庚子新政等，由此說來，慈禧心中並無什麼意識形態，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功利主義者，如關於戊戌變法，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稱其「並無仇視新法之意」，只講究切身利害，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亦云，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起初並不反對變法——陳是榮祿一黨，王則效忠光緒，分屬相對陣營的二人都如是判斷，足見分量）。江河日下、氣數已盡的大清王朝，正是在她手上，搖搖欲墜而不倒，苟延殘喘了數十年。如加藤徹所云，她是「大清帝國最後的光芒」，可惜大清即將沉入永夜，她只是一道殘陽。

話說回來，一個人的政治水平，終究還是受文化水平制約。所謂制約，我以為更多表現在政治視野。政局如弈棋，有文化的政治家可以看五步，沒文化的政治家只能看三步。就此而言，儘管慈禧擅長隨波逐流，與時俱進，然而其政治視野終嫌狹隘，缺乏遠見。若把近世比作激流，大清比作一條船，以慈禧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卻無法掌控船的方向，更無從預見時代或者說歷史三峽的走勢。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劇之形成，恰在於此。

明確了這一點，則可知曾國藩為什麼說慈禧才地平常。1869年初，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進京覲見，同治皇帝年幼，兩宮垂簾聽政。前後四次召見，都是慈禧與曾國藩問答，慈安似乎一語未發。第一次召見，主題是撤兵，對話時間最長。慈禧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曾國藩對：「辦完了。」問：「勇都撤完了？」對：「都撤完了。」問：「遣散幾多勇？」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尚三萬。」問：「何處人多？」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問：「撤得安靜？」對：「安靜。」……第二次召見，主題是造船與曾國藩的病情，關於前者，僅三句問答；第三次召見，主題是吏治與練兵，中間依然談及撤兵，慈禧問：「鮑超的舊部撤了不？」曾國藩對：「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間調直隸時恐怕滋事，又將四千人全行撤了。」第四次召見，主題與前次相仿。從這四次召對而論，慈禧關心湘軍裁撤，正在情理之中，然而屢屢糾結於此，不及其他要務（如造船），未免褊狹。故而曾國藩會說「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他的視野遠過於慈禧的視野，他所期待的「要語」，則為慈禧所不能企及。

要補充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直在增進。1907年，她已經72歲，依然與光緒一起，聽大臣講課。課程表包括《四書》《書經》《庭訓格言》《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國朝掌故》《各國政略》等。《各國政略》後來改作《西史講義》，從「新航路之發明」「新大陸之發現」講起，包括「法皇路易十四之霸業」「俄皇彼得之雄略」「普魯士之博興」「美利堅立國」「法蘭西內亂」，以及「英國憲政之沿革」「德國聯邦之制度」「美國政策之變遷」等。單看內容，正處於時代前沿。當然課本是一碼事，學生能不能學進去，則是另一碼事。

「美利堅立國」「英國憲政之沿革」這樣的內容，終歸難以化入慈禧衰老的心靈。據惲毓鼎《澄齋日記》，慈禧死前曾感嘆：「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從她對憲政的態度，以及所主持的立憲改革之性質，恰可見其人的短視。以她的才具，非但無法領導轉型，反而被轉型的狂潮席捲而去。

2016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