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製造中國崩潰論的人，後來都崩潰了！

前言：

我們當然有各種不滿和怨言：食品安全、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高房價、貪腐歧視不公正、民主言論甚至人權……但客觀公允的判斷的是，我們不僅要跟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也要跟自己之前狀態的縱向比較，照此標準，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成就確實稱得上「天翻地覆」，也讓西方社會輪番出現的崩潰論一再落空。

為什麼崩潰論屢屢失敗？有什麼獨特優勢能持續高速的發展？身在其中的我們忽視了國家的哪些優勢？

很多人會列出各種原因：單一民族占絕對主體的國家，就少了種族衝突；世俗化的社會，就少了宗教衝突；儒家思想的灌輸，族裡間/家庭內能互幫互助；人吃苦耐勞、勤奮不已……

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里，提到了「國家建構」一詞，給人以新的啟示。

歷經的那些崩潰論

在紅色政權建立之初，各種看空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以致後來我們也犯了一些錯誤——右傾、大躍進、文革等，崩潰論似乎就未曾停止過。當然，這都是特殊歷史時期、特殊國際環境下的特殊產物，因裡面更多的摻雜了政治的因素，在此我們就不再詳述，只回顧下改革開放之後歷經的那些崩潰論。

第一次崩潰論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

當時價格雙軌制、倒爺盛行、物價闖關等，讓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百姓不管有用沒用，反正見東西就搶購——食鹽、暖水壺、電風扇……並且不是一個兩個的買，而是成批成堆的買。

再加上當時東歐動蕩、蘇聯解體，關於即將崩潰的言論甚囂其上。後來大家也都知道了，政府穩住了局勢，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很多領域向民資開放，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下海潮風靡大江南北，經濟政治危機順利化解。

第二次崩潰論出現在1998年。

當時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各國貨幣貶值、外資逃離、工廠倒閉、失業暴增……而則出現了百年一遇的長江流域洪澇災害，國民經濟遭遇重創，崩潰論再度興起，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屯資聚集香港做空港幣。

當時政府力挽狂瀾，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內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也從那時起，商品房出現、教育開始作為一個產業、隨後老國企深度改制、國家動用千億外匯保衛了港幣……安然度過那次危機。

第三次崩潰論出現在2001年前後。

當時正值加入WTO之際，一些國內外學者認為政治制度過於呆板僵化，經濟體系還不健全完備，大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一旦入世，將遭受國外資本和產業的侵襲，尤其是地產/金融/汽車/農業等行業，許多企業將進入死亡通道。

可事實是，借加入WTO的東風，國際貿易做的風生水起，並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一批國際知名的大企業陸續建立。

第四次崩潰論出現在2008年後。

美國次貸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再次體現強勢政府的優勢，印鈔放水加大基建、擴大投資拉動經濟。此時崩潰論再起——政府加大投資擠壓了民營資本生存空間，而政府的投資一般低效，且貨幣超發不可持續，債務崩盤會讓經濟硬著陸。

而今已近十年，經濟不僅沒崩潰，反而高鐵/橋樑/機場等基礎設施世界領先，讓西方羨煞不已。

最近的一次崩潰論出現在2015年。

當時因去槓桿出現了股災，經濟增速、固定資產投資都在下滑，經濟似乎處在風雨飄搖中。政府當機立斷，隨即提出「四去一降一補」的應對政策，其效果正在顯現。而今兩年已過去，經濟並沒崩潰，經濟轉型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崩潰論似乎又將再一次落空。

由圖：值得玩味的是，經濟的加速起飛，競起始於第一次崩潰論提出之時

崩潰論一次次泛起，在政府強大的管控能力下，又一次次讓崩潰論落空。而反觀全球，高福利下的歐洲先是面臨國家債務的衝擊、目前又對難民問題一籌莫展；美國總統大選帶來的族群割裂、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讓社會不堪重負；中東顏色革命后內戰不止，百姓流離失所、國家建設舉步維艱；拉美/非洲/南亞等民主化的國家，並未像歐美預期的那樣走入國富民強的道路，反而在民主選票下混亂不止……

再打量下，政局穩定、治安良好、經濟發展、產業消費升級穩步推進，一派「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因為國家能力。

國家建構，也就是政府的管控能力，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國防、徵稅、官僚機構架構、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能力。

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貫徹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紙空言；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民主就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所以，政府並非越小越好，索馬利亞是世界上政府最小的國家，但那裡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卻一團糟。

為了說明政府的管控能力強，我將就大家較關心、話題較敏感、觀點難統一、利益衝突較多的三個方面——高稅收、高房價、強制拆遷等做一論述，也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能給大家更多的啟發和更多看問題的視角。

稅負高，企業負擔重，曹德旺美國建廠一事更是把的「死亡稅率」推向了風口浪尖，大家普遍的觀點是，企業都活不下去，員工即將失業了，官老爺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卻還在搜刮民膏民脂，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政府三者間進行著此消彼長的分配，跟歐洲一樣，政府分配著較多的財富。不同的是，歐洲把收繳的稅收二次分配給低收入群體，並多用於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支出，則把稅收更多用於機場/高速/高鐵/捷運等基礎建設（貪腐和利益輸送當然有，但比例未必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歐洲更公平。

如果再深入思考會發現，歐洲更多的是存量財富在不同群體間的再分配，而則是把上繳的財富用於改善基礎設施，為增量財富創造提供條件。

政府有錢國家才有能力，管控能力才會強。它也應該有階段性，等今後基礎設施完備后，或許應降低稅負或更多的稅收用於公共福利支出。

高房價一定程度上就是高稅收，因為房價構成的大頭——土地出讓金被政府拿走，與高房價相關的各種稅收也被政府拿走，與房子相關的各種收入一度占各地方政府總收入一半左右，所以高房價的作用幾乎等同於高稅收——相當於每一個高價買房的人都在省吃儉用、壓縮其他的消費去支持國家/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後勁引擎，這反過來反哺這個國家/城市的百姓。更多的人只看到高房價的副作用，而沒看到了高房價的積極一面。

去年的房價暴漲，引起沸騰民怨，為安撫百姓情緒，政府於十一期間全國統一行動調控樓市，到了年底更是直接行政干預土地價格和房屋售價，許多人戲稱「又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通過稅費、信貸、限購等措施調控樓市，在世界其他國家比較多見，但直接管控市場價格卻實屬罕見，但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證明了政府的管控力——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

伴隨著近二十年城市化摧枯拉朽的推進，在城市迭代升級、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各地暴力拆遷、甚至強拆死人的悲劇不時上演，影響社會和諧及穩定。

但是，正是因為拆遷，才有捷運/高鐵/高架橋/學校/公園，消滅了安全隱患和城市傷疤的城中村，建起了世界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容貌換新顏的城市，並造福於整個華夏民族及其子孫後代。

一切皆是成本。一將成名萬骨枯，你到底看到了戰死沙場的累累屍體，還是看到了赫赫的勝利戰果，如果沒有當下的萬骨枯，可能會有今後的萬萬骨枯。同樣，你到底看到了拆遷的成本（傷亡/悲痛）還是拆遷的收益（關係到種族的延續和民族的崛起）？

當然，我們更希望拆遷合法、賠償合理（國家的錢來自全民的稅收）。

而拆遷在世界各國極其困難，首先土地屬於不同的人（中央政府/州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要修建條鐵路得跟不同的人去談判；修建之前還要遭受各環保組織/動物保護組織/甚至人權組織的抗議；修建時還要遭受工會/工人罷工的威脅。難怪墨爾本到悉尼的高鐵都規劃了半個世紀還沒見動工。

不客氣的說，房屋拆遷和群眾動員也是國家能力的一個體現。

國家能力強，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強，很容易形成合力與凝聚力，並減少國家內部損耗（區別於台灣的藍綠內耗/香港的港獨內耗/東南亞的種族宗教內耗/民主制發展家的選票內耗），一心一意集中力量辦大事，並推動經濟的發展，過去幾十年的成就正得益於此。

國家能力強是基礎和前提，領導國家的精英群體是否足夠智慧、有視野及大格局則直接決定了威權體制或獨裁體制，正面的例子是台灣的蔣經國、新加坡的李光耀、韓國的朴正熙，反面的例子是非洲/中亞/中東的那些至今仍落後的失敗國家。

國家能力強，若碰到「好的國家領導人」，是國之大幸，也是國運所在；它的反面是遇到「壞的國家領導人」，很容易陷入經濟災難、國家混亂或政權脆裂。為了避免國運受制於少數的精英領導人，國家能力也並非越強越好，它還應有法治作為權力約束、結果問責使國家能力發揮在正確方向上。

國家成功就是要在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三者間達到一個平衡——國家能力很強，但法治和負責制還有待加強；歐洲的法治和負責製做得很好，但國家能力較差；非洲/南亞等國家是國家能力很差、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也差。

超強的國家能力及政府管控能力讓一次次摧毀各種各樣的崩潰論，並成功行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