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如何成為一種宗教的？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約翰·拉普利 (John Rapley) 的新書《財神們的暮年：成為宗教的經濟學是如何誤入歧途的》 (Twilight of the Money Gods: Economics as a Religion and How it all Went Wrong) 。該書於7月13日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約翰·拉普利是一位學者、記者，是加勒比政策研究所 (Caribbe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的聯合創辦人。

儘管英國有教會，但是現如今沒什麼人把它當回事。人們信仰一種更強有力的宗教：經濟學。人們生活的一切行為，都是以這種宗教為指導的。想想看吧：經濟學為人們提供了一整套行動綱領、道德準則和思想體系，使其信徒在這世界得到救贖，使社會得以重塑，來滿足其需求；經濟學有它的全知者、神秘主義者和魔術師，他們口中念念有詞，囁嚅著「衍生品」、「結構化投資工具」之類的術語，化腐朽為神奇，點石成金；並且，經濟學就像它所取代的舊宗教一樣，不僅有先知、革新者和道學家，還有維護學術正統、反對異端邪說的經濟學大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學家們紛至踏來，逐漸佔據了宗教人士的位置：他們給人們指出了一條物質極大豐富、慾望無限滿足的天堂之路。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們似乎履行了承諾，實現了其它宗教無法實現的事情：人們的收入成千上萬倍地增長，新的發明創造、靈丹妙藥、吃喝玩樂層出不窮。

這是人們的天堂。人們膜拜經濟學家，賦予他們社會地位、財富和權力，根據他們的願景改造社會。到了20世紀末，西方經濟體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經濟學似乎已經征服了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遵循著同樣的自由市場的行動綱領，大學生們對這一課題也是趨之若鶩。經濟學似乎達到了其它宗教都想達到卻沒能達到的目標：讓全世界都信仰自己的信條。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當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找到了通往無盡繁榮之路的金鑰匙時，離失敗也就不遠了。在1929年華爾街大股災前夕，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 (Irving Fisher) 建議人們去買股票；196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表示，經濟衰退不會再有了，因為需求管理工具已經得到了完善。

2008年經濟危機也不例外。在那五年前的2003年1月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 (Robert Lucas) 在美國經濟學會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發表了充滿勝利喜悅的主旨演講。他向同僚們指出，宏觀經濟學誕生於經濟蕭條期間，就是為了避免又一次經濟蕭條而誕生的。他隨即向聚集一堂的同僚們宣布，他們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結：「從最初的意義上講，宏觀經濟學已經取得了成功。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避免經濟蕭條，已經得到了解決。」

驕傲使人落後。就在人們認為經濟學教士們終於打破了千年魔咒之際，詛咒再次應驗，降臨到人間。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們的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與此同時，教士們也退守到經院之中，為了孰對孰錯而爭執不休。不出所料，人們對「專家」的信念煙消雲散。

驕傲自滿向來不是什麼好事，在經濟學中則格外危險，因為經濟學家不僅是規律的觀察者，也是規律的創造者。如果政府在教士們的慫恿下，改變社會的激勵機制，使之與人們自私的心理相一致，那麼人人都會變得自私起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人們被灌輸了貪婪是好的這種想法，那麼他們很可能會照此生活下去。

經濟學的驕傲自滿並不是來自於經濟學家的道德瑕疵，而是來自於一種錯誤的信念，即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信念。經濟學不是科學，也不可能成為科學；經濟學更像是宗教。只需翻開經濟學的歷史，就能明白這一點。

「經濟學更像是一種宗教。」 美國紐約，從華爾街看三一教堂。圖片來源：衛報

美國經濟學會，也就是羅伯特·盧卡斯發表演講的地方，建立於1885年，正是經濟學開始成為獨立學科的時候。在該學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創始人在學會綱領中宣稱：「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矛盾，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只有把教會、國家和科學聯合起來、共同努力，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得以解決。」這樣的觀點與近幾十年來市場至上的思潮相比，還相去甚遠。

即便如此，這樣的主張在當時仍充滿了爭議。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亨利·卡特·亞當斯 (Henry Carter Adams) 隨後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發表了一個演說，為激進分子的言論自由進行了辯護，並指責資本家煽動排外情緒，把工人的注意力從待遇問題轉移開來。他有所不知的是，紐約木材大王、康奈爾大學捐助者之一亨利·塞奇 (Henry Sage) 當時也坐在聽眾席里。亞當斯的演講剛結束，塞奇就衝進校長辦公室說：「這個人不能留。他想摧毀我們社會的根基。」亞當斯在任職受阻后，不得不緩和了自己的立場；學會的綱領中也去掉了自由放任經濟 (laissez-faire) 是「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有缺陷」的提法。

政治利益團體制定經濟學規則、學界強化這些規則的模式就這樣形成了，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歷史上，這樣的政治利益團體不僅包括富有的資本家，也包括選民。

一旦一個行為準則成為正統規範，那些不符合正統的異端邪說往往會受到壓制甚至無視，從而迫使人們遵守規範。這和一個宗教維持其完整性的方法並無不同。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在《純粹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 一書中指出，人類處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中，禁忌可以幫助人們維持秩序。傳統經濟學中的各種假設，就實現了與禁忌相類似的社會功能。羅伯特·盧卡斯就曾指出，到了20世紀末，經濟學界基本成功地清除了凱恩斯主義，以致於每當有人在學術會議上提及凱恩斯主義時，「觀眾就開始交頭接耳、竊笑起來。」這樣的反應會提醒從業人員不要打破經濟學中的禁忌：一個年輕的學者在教職委員會面前提及那些陳舊的理論，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這種對於秩序和一致性的關注，其關注點不在於從業人員，而在於理論方法。針對各學科從業人員性格特點的研究發現，經濟學和工程學類似，其從業人員偏愛秩序，厭惡模糊性。

諷刺的是，經濟學為了成為一種能夠快速得出有效結論的學科，有時不得不摒棄科學的方法。舉個簡單的例子，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假設，並不是源於世界本身是什麼樣的，而是源於經濟學家希望世界是什麼樣的。如同任何宗教都有其信仰的事物一樣，經濟學的信徒對人的本性有一系列的基本信念。譬如說，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都是自私的、理性的，具有個人主義的本質，都希望錢越多越好。這些信條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30年代，偉大的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 (Lionel Robbins) 提出了經濟學的基本規則，為後世千千萬萬的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基礎。他提出，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基於「關於一般經驗中基本事實的簡單假設」，它們「像數學和力學規律一樣普適」。

從基本前提中抽象出規律，是一種經歷了時間考驗的方法。這種方法正是由托馬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完善起來的經院哲學。數千年來，中世紀修道院的僧侶用這種方法建立起一系列學說。然而，科學家並不採用這種方法；他們要先對假設進行檢驗，然後才能構建理論。

但是，經濟學家會堅稱，這正是他們所做的：他們與僧侶不同，必須用證據來檢驗假說。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這種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也未必會意識到這一點。物理學家通過數據來解決他們的爭論，達成基本共識。然而，經濟學家使用的數據更具爭議。例如，對於尤金·法瑪 (Eugene Fama) 的高效市場假說——自由市場的所有可用信息都會反映在價格中，羅伯特·盧卡斯認為它是正確的，儘管該假說遭受了「排山倒海的批評」。他的同行羅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則是該假說的反對者；他們兩人為了支持和反對這一假說所找到的證據幾乎一樣多。2013年決定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時，瑞士中央銀行陷入了兩難：是該頒獎給認為市場價格會經常出現錯誤的希勒，還是給認為市場價格永遠正確的法瑪？最終，評委會決定求同存異，同時頒獎給這兩個人。這要是科學獎，人們一定會笑破肚皮。在經濟學理論中，人們會去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和任何信仰一樣，這個選擇會反映出人的感性傾向和理性評估。

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很少會得出毋庸置疑的答案：它們所採用的數據是有關於人的數據。與人不同，亞原子不會在問卷調查中撒謊，也不會隨時改變主意。另一位諾獎得主華西里·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注意到了這一差別。他在美國經濟學會的演講中指出，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數據與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所使用的數據非常不同。對於後者，他指出，「大多數參數的規模基本上是不變的」，而在經濟學觀察中則不斷變化。數據必須定期更新才能有用，有的數據則根本不能用。收集和分析數據需要由專業能力很強的公務員隊伍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欠發達國家往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例如，僅在2010年一年裡，迦納政府——很可能是非洲國家裡數據收集能力不錯的國家之一——將其經濟產出重新計算，上修了60%。在數據修訂前後驗證一個經濟學假說，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列昂惕夫鼓勵經濟學家投入更多時間來了解他們手中的數據，少花些時間在數學建模上。然而，他也不無遺憾地承認，趨勢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如今，願意深入走訪一個村子、了解數據背後深刻現實意義的經濟學家，已經十分罕見。一旦經濟模型準備好測試，對數據的處理通常都在計算機上完成。這種做法絕不會讓批評者滿意。就如同人們總能在《聖經》中找到依據、為人的幾乎任何行為辯護一樣，人們也總能找到人的數據，來支持人們對世界的某種認知。

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濟學理論會流行和落伍。科學的發展往往是線性的；新研究成果會支持或推翻現有理論，一代理論建立在另一代理論之上。經濟學的發展則是循環的；一個理論會流行、落伍，然後再次流行。這是因為物理學家證實一個理論是通過看證據；而經濟學家則不然，他們靠的是在政客和公眾之中發展一波又一波的信徒，就像在一個教區發展教徒一樣。

比方說，米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是20世紀末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但他在出名之前，也已經在圈子裡呆了幾十年了。如果不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里根這樣的政治家信奉他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他也許至今依然籍籍無名。他們讓公眾接受了他的理念，贏得了選舉，然後根據這些理念來重塑社會。一個經濟學家有了這樣的信徒，他的學說也就有了市場。相比之下，儘管科學家會為了推動自己的事業、爭取研究經費而去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他們不大會用這種方法來為自己的理論獲得支持，除非是在偽科學領域。

然而，如果認為把經濟學看作一種宗教就是貶低了經濟學，那就錯了。人們需要經濟學。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經濟學都是一個能為人們帶來巨大好處的力量。但是，只有謹記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它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人們才能用好這種力量。

經濟學所採用的數據很少會得出毋庸置疑的答案。紐約證券交易所，2008年10月。圖片來源：衛報

愛爾蘭人常說，他們的天主教信仰，就像是在一個異教徒的身上蒙上了一張基督徒的皮。對於人們所堅持的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似乎也可以這麼說。如今的新自由主義正統，強調的是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儘管有外界毋庸置疑的學說所帶來的壓力，人們還是沒有完全成為應該成為的那種經濟動物。就像一個教徒也並不總是嚴格遵守戒律一樣，我們只有在合適的時候表現得與經濟學假設相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與正統經濟學家所相信的恰恰相反，人類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利他主義和無私，而非追求最大限度的個人利益；財富的無限積累究竟是不是讓人感到更加快樂，人們也不得而知；當人們做決定時，尤其是事關原則的問題時，人們通常並沒有進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計算這一正統經濟學的假定。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點兒也不符合這個模型。

幾十年來，在面對這種反對的聲音時，新自由主義的信眾們回應道：每個人都有義務去適應這種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是無可爭辯的。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就曾說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種「大自然的力量」。然而，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反全球化的浪潮逐漸在西方興起。大體上講，「專家」已經失去了威信，尤其是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對於「專家」也好，經濟學教士們也罷，他們只會把這種衝突斥為信仰與事實之間的衝突。他們認為，在這一衝突中，事實一定會勝利。而實際上，這是兩種信仰之間的衝突，它們代表著完全不同的道德故事。那些所謂的專家，仗著自己的科學權威，把事實用自己的思想體系敘述出來，將它嵌入到一個道德故事之中，殊不知卻蒙蔽了自己的雙眼。他們口中的故事永遠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在一個由精英管理的社會中，一個人只要有專業能力和適應能力，就一定能取得好的社會地位。這樣的故事為他們營造了一個舒適區。在這樣的故事裡，沒有給人生輸家任何生存機會；他們的愚鈍和退步遭到了無情的嘲諷，這完全是他們自身的惡所導致的。這樣的道德故事，可以使這個已經階級固化的社會中，讓人們感到更加適應。對於渴望看到美好結局的觀眾來說，他們註定會大失所望。

然而，儘管這個宏大敘事以失敗告終，經濟學者還不能對講故事這件事全盤放棄。講故事對人文學科來說，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對於人類來說也是如此。有趣的是，經濟學家往往不是很懂這一點，而企業卻對此十分了解。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 (Robert Akerlof) 和羅伯特·希勒在合著的《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Pishing for Phools) 一書中寫道，營銷人員一直在運用這種手段，編造各種故事，讓顧客心悅誠服地購買他們的商品。作者認為，有許多被人宣揚觀念，如自由市場運轉良好、大政府是許多問題的根源等等，都是用來誤導民眾的，是讓他們調整行為方式的陰謀。他們從而認為，講故事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新的變數」，因為「人們做決定時的心理框架」是由他們聽到的故事而塑造的。

經濟學家只有收集人們提供的故事，才能更好地為人們提供建議，讓故事成為現實。這種不可知論，恰恰體現了近些年正統經濟學中所缺乏的一種謙虛心理。儘管如此，一套敘事體系如果沒有被接受，經濟學家應該再接再厲，不應該放棄他們的傳統。他們可以在經濟學的歷史中尋找方法，來避免正統學說中的那種不容爭辯。

1971年，列昂惕夫在美國經濟學會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要警惕由於自我滿足所帶來的危險。他認為，儘管經濟學開始走上了「為整個知識界所推崇的巔峰」，但對於關注著過去30年前所未有的發展的人們來說，還是應該對學科的現狀感到不安。

他指出，經濟學的理論性過強，以致於與現實生活漸行漸遠。他認為，使用數學方法來解決現實問題，「科學手段有其明顯的不足之處」。經濟學家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在建模上，卻把模型的意義拋諸腦後。他警告說，「這些假設的實證有效性，恰恰有賴於它的實際有用性。」次貸危機恰恰反映了這一警告是多麼具有前瞻性。次貸的繁榮，就是由於人們對數學模型的痴迷才產生的；危機爆發之後，模型的瑕疵才顯現出來。

列昂惕夫認為，經濟部門正雇傭越來越多的年輕經濟學家來建立各種純模型，而這些模型往往無關於實證；即便進行了實證分析，經濟學家也很少對數據的意義或價值感興趣。正因為如此，他呼籲經濟學家應該通過社會、人口和人類學研究來探索他們的假說和數據，並進一步指出，經濟學應該跟其它學科進行更緊密的合作。

列昂惕夫號召人們保持謙遜的呼聲，在40年後的今天仍有警示意義。他希望人們認識到，宗教確實可以伸張人的自由和尊嚴；然而，一旦宗教掌握了權力，就會出於自身事業的正當性，執迷於清除異己。如果宗教與權力保持距離，對自身可能達成的成就有合理的期望，宗教就會給人以啟發，拓展可能性，構想新世界。只有把這種批判性科學精神運用到人類現實，認識到經濟學永遠不會認識到人類現實的完整圖景，經濟學家才有可能在自己的主張中摒棄教條主義。

矛盾的是，隨著經濟學越來越具有科學性，它就越來越不是一門科學。只有認識到這種局限性，經濟學才能解放自己，再一次為我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