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會再次走向末路嗎？

法國,會再次走向末路嗎？

皮埃爾·勒米厄 | Pierre Lemieux

在1970年，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齊埃（Michel Crozier）出版了著作《停滯的社會》（La société bloquée），並被迅速翻譯成英文版（The Stalled Society）。他認為，正如托爾維克早在1856年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揭示的那樣，自舊制度時代以來便手掌大權、集中央集權與等級制於一身的國家官僚體系，已導致法國社會停滯不前。當今，代表了不到8%法國工人（其中5%在私營部門工作）的工會組織已成為了法國另一個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來自官僚機構及工會的力量左右著公眾態度並阻礙變革。

2016年5月，法國發生上街（暴力）遊行及精鍊廠封鎖事件，抗議法國政府對僵化的勞動法進行溫和改革（譯註：這項勞動法修改草案允許法國企業延長自2000年起推行的每周35小時工作制，並給予僱主更多自由解僱員工和削減成本等權利），這更讓我們意識到法國社會的停滯狀態。2016年7月，政府向抗議者做出部分讓步並延緩改革，大體上分化了對工時的集體談判力量。

在1964年，年輕的羅納德·里根代表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發言，認為就法國的社會福利花費來看，法國已經「行至末路」。自那以後多年，關於法國經濟的類似說法屢見不鮮。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法國從未真的走到末路。如果法國真的是一個監督過度、停滯不前的統制經濟體社會，為什麼它的經濟還沒有崩潰呢？

法國的經濟自由長期籠罩在其國家干預的陰影下。在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按自由度從高到低排名的經濟自由指數中，法國在178個國家中排名第75位，由此可見法國還是個「相對自由」的國家。美國2010年排名為第11位，從「自由國家」的分類下降到了「絕大部分自由」的國家分類。法國的這一排名和其在弗雷澤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指數（the Fraser Institute』s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中的排名相似：在157個國家中，法國排第70名、美國排第16名。在弗雷澤研究所的排名中，法國的弱項在於政府規模和其規制（尤其是對勞動力市場的規制）。

絕大部分成員國是富裕國家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一個用於度量經濟控制、創業障礙以及對貿易和投資壁壘的產品市場規則（資料庫）。根據2008年的數據，也是最近的包含OECD所有34個成員國數據的最後一年，美國為第二個規制最少的國家，僅次於荷蘭。法國排第17名，在所有國家中處於中間名次。

OECD的就業保護法律指數也與市場調控指數如出一轍。在調控終生員工和臨時員工的解僱問題上（如果調控了終生員工的解僱制度，那麼必須要調控臨時員工的解僱制度 ），美國是規制最少的國家之一，而法國則完全相反。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對經濟效率、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是至關重要的。

公共支出佔法國GDP的57%， 僅次於希臘、斯洛維尼亞和芬蘭，在OECD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四。與之相比的，OECD的所有成員國的未加權平均佔比是45%，美國的佔比是39%。（來自2013年數據，即最近一年OECD提供的完整的比較數據。）法國國債對GDP的比率高於美國。

法國公眾對經濟自由的態度普遍是無視或反對。法國經濟史學家讓-皮埃爾·多爾穆瓦（Jean-Pierre Dormois）寫道：「對經濟的無知，學術界對非正統學說的容忍，以及媒體輿論都導致了法國在政治議程上長期保持著激進的烏托邦思想。」這是一個十分絕望的例子，不是嗎？

儘管如此，法國是一個富裕國家且經濟也不壞。從GDP排名來看，法國是歐盟第二經濟大國，僅次於德國，英國緊跟其後。考慮以下事實，法國的末路還沒有到。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的最好標準就是生活水平；衡量生活水平的最好方式是看人均GDP。在比較不同地區與國家時，必須將人均GDP轉化為同一個貨幣單位（比如美元）並扣除物價因素。我們稱根據兩國相對價格水平計算的貨幣交換利率為購買力平價（PPP）。

圖1中是OECD34個國家的人均GDP。為了達到分析目的，我們可以忽略兩個特殊的國家：盧森堡（一個十分小卻有過大的財政部門的國家）和挪威（其GDP的15%來自石油）。剩下的32個國家中，瑞士和美國在（人均GDP）排名中最靠前，人均GDP分別達到52,000美元和51,000美元。將15個歐盟核心國家和所有OECD成員國合起來計算，平均的人均GDP大約是37,000美元。法國的人均GDP十分接近這個（加權）平均值，並未落後英國多少。

大量證據可以證明經濟自由能提升經濟繁榮。例如，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羅伯特·勞森（Robert Lawson）和喬舒亞·霍爾（Joshua Hall）在弗雷澤研究所的指數基礎上計算髮現，經濟自由度排名靠近底部的四分之一國家，平均年GDP增長率是1.17%；而自由度排名靠前四分之一的國家，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3.27%。在過去的50年裡，由於GDP增長率的不同，快速發展的國家GDP已是原來的5倍之多，而發展緩慢的國家GDP只有原來的2倍不到。如果將人口增長考慮進去，生活水平差異就更加顯著了。

儘管美國的經濟自由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著高於我們預期的生活水平。鑒於法國處於經濟自由度較低的水平，法國的生活水平似乎還表現不錯。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和法國都有點與眾不同。

勞動生產率被認為是法國經濟表現不錯的原因。法國的勞動生產率（用GDP除以工作人數或者除以工作時長）表明這是個高效的經濟體。英國金融時報指出，「2013年，法國平均每個員工的產出量比英國高出30%。然而，由於英國人比法國人的工作時間長，計算每小時GDP的話兩者的差距會達到驚人的27%。」同時，《經濟學人》（2016年7月16日刊）指出，法國用大約英國85%的勞動力，以更短的工作時間，獲得了和英國差不多的產量。除此以外，另一個表明法國高勞動生產率的跡象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到二十一世紀早期，法國的每小時勞動生產率始終是略高於美國的。

法國經濟是如何挺過來甚至繁榮發展的呢？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悖論？我認為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首先，法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可能恰恰源於政府的干預性政策。我們稱之為國家干預主義者假設。我對於這個觀點持高度懷疑態度。經驗表明，過度的調控干預政策對生活水平會產生負作用。（參考「緩慢崩潰」，A Slow-Motion Collapse，2014-2015年冬季刊）。甚至是那些屬於政治光譜左派的經濟學家也趨向於否認這一中央經濟統制假設。例如，三名法國經濟學家，吉爾·賽特（Gilbert Cette）、吉米洛·佩茲（ Jimmy lopez）和賈克·邁雷斯（Jacques Mairesse ）通過計算表明，法國如果實施對產品和勞動力市場最輕的調控政策，最終會帶來多要素生產力將近6%的增加（如此也會提升GDP）。

一個好的政府會應更傾向於提高經濟效率，而無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法國政府統治是好的。大體上講，法國政府既不腐敗，也沒有玩忽職守。不過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於此。

程度問題

對法國經濟看上去還算健康這件事，第二種解釋更有可能，法國的經濟和社會並沒有老百姓們普遍認為的受到那麼多國家控制和調控。很多跡象表明，政府干預在法國和在其他富裕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間的區別僅僅是程度上的不同。

即使法國的調控看起來更嚴苛，它們的實際實施可能會更寬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法國和美國相比，缺少美國式的、有力的、半獨立的中央機構，同時也缺少美國那樣的獨立執法部門甚至是武裝力量。在法國，執法的只有普通警力。法國人民比美國人民更加習慣於，或者說更「擅長」打破政府調控。一個跡象就是法國地下經濟的規模。由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一個在此方面的專家）做出的一個標準估計顯示，法國的地下經濟等同於法國官方GDP的15%，相當於美國GDP的9%。地下經濟是避免規制的根本方法。

在法國，也不是所有的行業都比在美國調控得嚴。OECD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OECD』s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表明法國在商業銀行業務、保險、廣播以及多種運輸方式等方面，調控比美國更松。從大部門貿易和其他行業上看，法國的勞動力市場法國在某種程度上比美國的調控更寬鬆。在美國，將近30%的工作需要許可證。

通常，美國人都認為法國比美國受到更多來自政府的調控和干預，然而典型的法國人都相信美國實際上比所受的調控和政府干預比它展現出來的多。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在2000年，法國立法規定了所謂的35小時工作周（允許例外），並逐步在全國實行。這個法規意味著一周工作達35小時后，超時的工作要額外付錢。此外，英國倫敦商業金融學院（Lond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和法國格雷諾布爾經濟學院（Grenoble School of Economics）的史蒂夫·里德（Steve Priddy）表示，合同規定的工作時間或許不能準確反映實際工作時間。（這可能意味著用於計算每小時生產量的工作時長只是一個保守計算，它誇大了法國的勞動生產率）。

企業的天堂？

巴黎一所商學院教企業家精神和領導力的教授法布里斯·卡瓦雷諾（Fabrice Cavarretta）認為（根據他最近出的書的標題）：是的！法國是企業家的天堂（Yes! France Is a Paradise for Entrepreneurs, Plon, 2016）。書封頁誇口道：了結「抨擊法國」的聲音。

據卡瓦雷諾所言，真正的企業家在法國能輕易獲得成功。許多因素可以幫到他們：法國在國際上的品牌知名度（時尚圈、奢侈品、食物、旅遊業和文化等行業）、優越的公共教育和社會基礎設施、對企業家的補貼以及創業失敗后可獲得社會項目的慷慨相助（比如失業保險）。擁有巨大的軍品採購（就如同美國）和國家級公司（道達爾公司、EDF法國電力集團、Bolloré航運公司等），法國一直以來都是真正企業家的福音。卡瓦雷諾認為法國的行業政策更具自覺的傳統，而美國的（行業政策）卻更多地藏在軍工聯合體中。

他認為法國的調控不會比美國律師們更有束縛力。在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他寫到並強調：「沒律師，什麼也幹不成。」在法國，你可能必須和行政機構（國家官僚）溝通，但和他們溝通並不是難事。而工會組織即使是在美國也不是好伺候的主兒。他指出，世界銀行的創業指數表明，在法國創業（在2016年的報告中法國在189個國家中排32名）比在美國（排第49名）更容易。總之，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是不會因稅收或者勞動力成本比別處稍微高一些就氣餒的。

儘管「統制經濟」是一個法文辭彙，法國也有著歷史悠久的相當自由的市場傳統。據韋托·坦齊（Vito Tanzi）和盧德·爾格（Ludger Schuknecht）估計，法國在20世紀晚期的公共支出佔GDP的13%。這一數據超過了美國（7%）、英國（9%）和所有主要國家的均值（11% ），但是這一差距並沒有過分誇張。在1960年，相對差別更加小：OECD組織估計法國的比率是35%，美國的比率是27%，英國的比率是32%，OECD成員國（除了美國）的平均比率是31%。這區別是相當小的，尤其是與如今的比率對比。

在擁有相對自由的經濟和資本條件下，法國經濟在二戰後快速增長就不足為奇了。法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差距從1950年的47%（法國的人均GDP比美國低47%）降到1974年的17%。

上述提到的法國經濟的樂觀畫面有可能是過於樂觀了。第三種對於法國經濟悖論的解釋關注於不同的方向：法國經濟並沒有那麼好。當我們深入了解，可能根本就沒有悖論需要被解釋。

圖2展示了1970年以來瑞士、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人均GDP的變化趨勢（圖2用了和圖1一樣的OECD數據：以購買力平價調整過的2010年美元為單位）。美國與剩餘的任何一國比都表現得很出色，包括瑞士。法國和英國不相上下，但它的增速從本世紀開始就減緩了。更通俗地來說，增長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起開始對法國不利。

賽特和他的同事安東寧·貝爾若（Antonin Bergeaud）和雷米·勒卡（Rémy Lecat）試圖通過分別解析影響GDP增長的因素來更好地理解增速減緩的現象，這些影響因素包括資本的增加（機器和設備）、勞動力的增加（工作人數和工作時長）和多要素生產率。多要素生成率（即「全要素生產率」）包含除勞動力和資本以外所有影響GDP增長的因素；科技進步、創業精神和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從20世紀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多要素生產率可以詮釋GDP增長的大部分因素。

貝爾若、賽特和勒卡使用標準增長會計法，得出了勞動、資本和剩餘因素的差異化效應。這是度量生產率的更好的一種方法。單單把GDP除以工作人數或工作時間會忽略勞動生產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資本、科技和社會、政治和經濟機構的事實。我們上文提到，由每小時GDP計算出的勞動生產率顯示法國的生產率很高，而實際上這是一種糟糕的衡量生產率的方法 。

關於法國過去四十年的緩慢發展，增長會計法告訴了我們什麼？貝爾若、賽特和勒卡將收集至2012年的數據分成了不同時期：1974年-1995年和1995年-2012年。在1974年到1995年之間，勞動力輸入的下降可以解釋法國緩慢的經濟增長。分析表明，這一下降是因為社會政策對工作積極性的抑制（比如失業保險和降低退休年齡）和規定工作時間的降低（一周工作39個小時便是其中一項）。在許多其他歐洲國家，類似的因素同樣導致了（GDP增長）減緩，甚至之前連續30年與美國不斷縮小的生活水平差距又被拉大。法國追趕美國的步伐突然出現了急剎車。

自1995年左右起，法國和許多其他歐洲國家（英國除外）與美國的生活水平差距不斷拉大。在那一段時間，多要素生產率增速減緩是罪魁禍首，尤其在法國。根據賽特和洛佩茲的另一篇論文，潛在的原因是新興信息科技的傳播速度減緩，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結構僵化，以及受教育的工作人群數量減少。從1995年到2012年，法國的人均GDP每年僅增長1%。

除了政府調控和市場欠缺靈活性，大量的再分配和政府支出也導致法國發展減緩。如同圖2所示，英國的人均GDP已經趕上了法國（儘管這有可能被英國脫歐逆轉）。

法國勞動法比上述樂觀的看法以為的約束性要更強。勞動法強制增加解僱成本，就會同時不可避免地增加雇傭成本。由於解僱員工的高成本，公司都傾向於和員工簽短期勞動合同，這一漏洞又必須由進一步的政策干預去填補。在法國，短期勞動合同可以短於24個月。受雇傭的員工因此構成了雙重結構：一方面是「內部人員」——被保護以免受被解僱的正式員工；另一方面是「外部人員」——在短期合同中垂死掙扎從一個工作跳轉到另一個工作的人。這些外部人員占所有被雇傭者中的15%，而在15歲到24歲的年齡段，這一比例高達50%以上。

工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因為它們可以組織勞資雙方代表進行集體談判。法國最主要的工會，法國總工會（the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且極具政治性，它長期和法共黨及社會黨保持緊密聯繫。任何員工數量超過49人的公司都必須成立「勞資聯合委員會」（comité d』entreprise）由公司代表任主席，成員則由工會代表和員工們直接選舉出的代表組成。公司在作出很多商業決策前，必須先聽取勞資聯合委員會的意見。即便是只有11個到49個員工的公司也被強制要求允許選舉員工代表。

為尊重長達2880頁的勞動法的精神，法國政府近期積極鼓勵企業與員工代表協商員工擁有「不需要保持聯繫的權利」，特指員工在工作時間之外有權不通過電子設備處理或回應工作相關事宜。勞工、就業、職業培訓和社會對話部門（為什麼他們不加一個「幸福感」在這個部門名字上是很神奇的）解釋道「一個大公司的員工沒有義務在下班后回應有關工作的郵件。」

卡瓦雷特援引世界銀行的創業指數是這一樂觀事件中最樂觀的部分。這一指數確實把法國排在了美國前面，而理由只是在法國註冊一家公司需要經過五個程序和四天的時間，而在美國需要六個程序和5.6天。這差別很顯著嗎？此外，這個創業指數也只是更加普遍的「商業經營指數」下的分指數，商業經營指數包括處理建設許可證、登記財產、納稅以及破產處理。在綜合的商業經營指數下，美國爬升到第七名，而相比之下法國在第27名。（我用的是2016年的數據，這與卡瓦雷特使用的2015年數據只有一些不重要的區別）。

當然，指數畢竟只是個參考指標，理應有保留地看待。但世界銀行的創業指數讓人對法國是企業天堂這一說法產生懷疑 。

法國政府中央集權的本質往往使得它的調控在勞動力市場和別的領域異常繁重。比如，傳統計程車司機暴力抗議優步（Uber）司機那些沒有正規計程車司機執照，法國政府就在全國範圍內頒布了禁止共乘條例。這個禁令（不限制擁有計程車司機執照的優步司機）在巴黎一個法庭判決，認定優步犯有「非法駕駛計程車共犯」罪。職業許可制度（Occupational Licensure）還顯見於法國勞動力市場。

一個十分顯而易見的調控結果就是失業。圖3顯示法國的失業率比整個OECD成員國平均值高10%，比英國、美國和瑞士都高出了很多。法國的失業率是美國的兩倍，而且在法國，44%的失業人員已經失業超過一年，比英國高31%、比美國高19%。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但從那以後失業率暴增。情況和歐盟類似，法國為了抑制相對更嚴重的問題出台相應調控；過度的調控和持續的刺激是遍布歐洲大陸的一個問題。

在法國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在2015年，15-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25%，相比之下整個OECD成員國（同年齡段失業率）是14%、英國是15%、美國是12%而瑞士是9%。一些歐洲國家擁有比法國更高的青年失業率，但是那些通常更貧困的國家比如希臘，或是過度管控的國家比如義大利。

當然工作不是生活的目標，工作僅僅是一個獲得收入從而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方式。但是當那些想要謀生並擁有一份體面收入的人們無法找到工作時，伴隨而來的便是經濟低效、個人發展不足以及各種社會問題。這樣的狀況對於那些掙扎著想融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尤為不幸（即使他們受益於社會福利保障）。

多爾穆瓦（Dormois）寫道，「找工作和炒魷魚同等困難或許能解釋，為什麼法國人是世界上安定葯最大的消費群體。」法國的調控和福利在很多方面是失敗的。

法國人民支付了高昂的稅費來維持國家福利。包括社會保障和健康開銷在內（不包括教育），法國的福利支出占其公共支出的57%，相比之下OECD成員國的加權平均比例是50%，美國則為43%（註：法國福利支出與政府總支出之比和其公共支出與GDP比率相同只是一個巧合）。在公共支出與GDP比中，法國福利支出佔GDP比率為32%，OECD（加權平均值）是23%，美國是17%。

我可以給出其他法國作為福利國家的成本的例子。美國如果效仿法國走福利國家的道路會是很冒險的。

法國經濟情況太糟糕以至於近期改革的嘗試都是由社會黨領導的政府做出的。很多左派分析家認為法國經濟情況是令人不安的，特別在勞動力調控方面。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賽特（Cette）和雅克·巴泰勒米（Jacques Barthélémy）（後者為勞動法和社會法專家）認為現行的勞動法急需改革，因為其不僅從經濟上來看是低效的，而且也不能保護所有勞動者，尤其是那些局外人和失業者。然而賽特和雅克·巴泰勒米的解決方案陷入了集體談判和集體選擇的泥沼，這兩者都與個人經濟自由相佐。

儘管他有左派傾向，卡瓦雷特認可被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稱作為法國疾病（「the French disease」）的主要徵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佩雷菲特在戴高樂政府任職部長，並於1976年出版了以「法國疾病」命名的書（在更早時期，「法國疾病」，French Disease，特指梅毒）。對法國天堂持樂觀看法的卡瓦雷特沒有用「法國疾病」（「mal français」）這個表達，但是他看到其中這一種確鑿癥狀：比起消費者，經濟和商業文化給予生產者更多特權。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文化正是他自己所讚頌的卓越的公共機構帶來的後果。在40年前，法國哲學家雷蒙德（Raymond Ruyer）聰明地描述了此現象：「在市場經濟中，需求是高傲的而供給是卑微的，」他寫道，「在一個計劃經濟中，供給是高傲的而需求是卑微的。」企業家的價值在於他們對於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貢獻。消費者主權才是最重要的。而這些觀念在法國經濟文化中嚴重缺失。

當然，法國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但是它的政府和傳統比其他西方國家都更多受到政府干預。由此而言，要在法國見到企業家精神的爆發是一種奢望。

所以，對於我們起初關於法國悖論問題的第三種解釋就是法國的末路確實在慢慢臨近。至少，我們肯定不能說法國經濟是蒸蒸日上的。

對我們最初問題的答案，可能需要將最後兩個解釋結合起來。

顯然，那些令人窒息的調控在美國可能不會像在法國那樣有約束力，因為監管套利（即積極利用政策漏洞來躲避監管）和蓋爾人（指蘇格蘭）違命不從。更加重要的是，法國和美國在調控水平上的真正差異僅僅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這種不同比大眾普遍認為的小得多。

雖然如此，法國經濟即便沒有崩潰也只是差強人意。文中提到的悖論已沒有人們初次知曉時嚴重。和在別的國家一樣，自由市場即使在法國受到擠壓也有其自身彈性，但是如果不能堅決且成功地實行改革的話，其自由市場也會被慢慢瓦解。

這最後一點多少也適用於別的自由經濟體，包括美國。我們無從確切得知為何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生產率和人均GDP的增速在20世紀70年代后開始減緩，儘管那些國家的增速減緩地比法國慢一些。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調控增多及市場彈性減小。在過去60年中，美國聯邦層面的調控措施數量增加了7倍，除此之外普遍增加的還有各州及地方調控。公共支出和公共債務的增加也導致經濟負擔加重。

在20世紀的民主國家中，法國也只是比其他國家一貫多推行了些政府干預措施。但這或許將是一種致命警示。

譯：陳欣源

校：張琨

審：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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