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廉價實為中國經濟之最大軟肋

央行最近發布的《2008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關於對東莞農民工真實生態的一些調查數據非常有顯示的價值和意義。調查顯示，東莞最低工資標準從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間年均增長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費支出上，有近六成農民工每月消費在500元以上。

如果把上述調查中的數據與經濟長期面臨的消費不足的痼疾，乃至於與經濟模式的轉型放到一起解讀，相信既能夠消除在觀念上的一些重大誤導，也能給即將啟動的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建立農民工的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給予某些制度的正確啟示。

長期以來，談起「製造」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顯然是「製造」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這兩年在談起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的時候，很多人都把《勞動法》諸多規定的苛重，導致中小企業人力成本劇增視為罪魁禍首。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特殊背景下，一些企業家、學者、人大代表甚至將《勞動法》對中小企業實施豁免作為解救當前中小企業面臨困局的主要路徑選擇。比如，一些學者、人大代表就提出應該廢除《勞動法》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以減輕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

拋開最低工資本身的是非不論，央行調查報告顯示的數據告訴我們，依靠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勢的「模式」雖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迹，但這種模式顯然建立在「利潤擠壓工資」的畸形分配的基礎上，低勞動成本一方面的確降低了產品的成本，獲得了價格的競爭優勢，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收入太低，勢必導致居民購買力的低下，從而導致消費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況下，這種分配的弊端不會出現，但當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時候，通過擠壓居民工資創造競爭優勢的模式必然導致所謂的「產能過剩」，因為國內居民在勞動報酬沒有正常增長的情況下，不可能產生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消費能力，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因此，勞動力廉價與其說是「製造」核心競爭力之所在，毋寧說是經濟的最大軟肋。有幾個簡單的數字可以一目了然的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改革開放30年，GDP的年均增速遠遠高於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三、從小時最低工資看，平均是0.2美元，而歐美等國是25到30美元。如果我們再把央行報告中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不足5%考慮在內，消費不足的癥結不言自明。很顯然，解決的關鍵是提高他們的報酬，提升居民的購買力，而不是為了企業的生存而繼續擠壓他們的工資報酬。

低廉勞動力既是「製造」的競爭力所在，也正是其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將中小企業的困境歸結於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的提高，不僅荒謬，而且血腥。按照「庫茨涅茨曲線」，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往前進一大步。製造的崛起與勞動力的低廉不無關係，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絕對優勢」導致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產品更新換代上的過度遲緩，才導致了今天「製造」30年來面臨的最大的轉型危機。如果不是完全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提前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進，即使我們面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也不會如此被動。因此，在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如果不在核心競爭力上下功夫，不將市場轉向國內，不提高居民的收入，反而希望寄托在壓縮勞動者的生存權利上，則永遠走不出不得不依賴出口的周期律和惡性循環。

經濟需要的是理順扭曲的分配製度，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而不是繼續依靠犧牲勞動者的收入去幫助企業走出困境，從整個經濟循環的周期而論，如果居民消費能力高，企業的利潤沒有過度壓榨工人的收入，即使面臨外在的危機，中小企業也不會像今天如此這樣的不堪一擊。因此，不是因為工資高而導致中小企業的困境，而恰恰是工資太低才導致在外需消失的情況下，內需根本不可能激活。不到1000元的工資，高達500多元的基本支出，的確，最低工資標準已經低廉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根本沒有下降的空間。如果我們再在政策上不改弦更張，以犧牲勞動者的基本生存保障權，換取一時的經濟復甦，喪失的恐怕不僅僅是未來社會進步的道德基礎，更會喪失社會賴以進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礎。

在金融危機下，如何勞動者的報酬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份政治考卷，它從民生和經濟轉型的各個層面考量著社會的民生含量和執政能力。就此而言，利用啟動收入分配改革的歷史契機，重新梳理企業利潤與勞動者報酬之間的合理關係，不僅僅攸關中小企業能否真正走出過，更是經濟模式本身從「增長型」到「和諧型」轉型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