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像我們這樣相愛 | 每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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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我們推薦納博科夫寫給妻子薇拉的書信集《致薇拉》。納博科夫夫婦 52 年的婚姻故事，深沉而睿智。沒有薇拉，納博科夫的生活將會陷入糟糕的境地，不僅無暇創作，還會因為煩躁而變得尖酸刻薄，於是他最佳的生活方式就是獨自躲起來做翻譯和寫小說。然而，若僅剩下創作，生活必將面目全非。於是，納博科夫將自己生活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或最微小細節的畫面，都通過書信一一講述給薇拉聽，讓他感覺她一直在他的生活之中，從未有過異地的分離。

這一切都關乎美好

蕭軼

年輕時，想浪漫，想有很多浪漫。總幻想有那麼一份心儀的浪漫：每次夜歸，床單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襯衫按照顏色掛在壁櫃里，也不用擔心無法滿足隨時都可能飢餓的胃，或者也不用擔心海明威在巴黎時期的另一種飢餓……某天，海明威在義大利一天內給哈德莉寄去兩封信，第二封開頭說：「想著羅馬，如果，你跟我去，以妻子的身份？」第二天，哈德莉回通道：「如果你準備好瘋狂一搏，我就奉陪。」寫信時，她已想見倆人挽著手漫步台伯河畔，越過所有的橋。「我們走吧，我滿心期待，」哈德莉爽快地寫道，「我已經打好包了。」如同朵拉與卡夫卡第一次見面時就說出：「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願意跟你走」……

然而，後來連海明威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巴黎歲月，為何會與哈德莉之間，這一刻是花園，下一刻卻是戰爭……最終，他如此哀嘆：「我們說巴黎是個了不起的好地方，它的確是。畢竟，是我們創造了這樣的巴黎。我們以渴望、香煙、朗姆酒打造了它，以香煙、聰慧、張狂的對話創造了它，看準沒人膽敢說它不是我們的。我們共同成就了這一切但又將它打碎。」或許，人人都很難在現實中去圓滿，故而容易轉向去求諸於那些遙不可及的傳奇吧？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傳奇的存在，因為它們在歷史中的真實存在，讓我們有了嚮往的激情和逾越的勇氣吧？而這種歷史見證過的可能性，的確也給予了後來人更多的勇氣，或者想象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今天向大家推薦納博科夫寫給薇拉的情書集《致薇拉》，但我們不得不先從史黛西·希芙撰寫的《薇拉：納博科夫夫人》與《致薇拉》放在一起來談。

1923 年 11 月，在一次離別中，納博科夫寫信對薇拉說：「你進入我的生活，不是偶然光臨的來客（你知道，『沒有脫帽』，而是像進了一個王國，那裡所有的河流都在等待你的影子，所有的道路都在等待你的腳步。」在那段離別的時光里，納博科夫請求薇拉半夜給他以前住的公寓打電話，直到確保吵醒了先前的鄰居為止。最後，納博科夫說：「神話中一切都有道理。」

薇拉在嫁給納博科夫之前就已然確認了一道真實得幾乎無須任何佐證的期待，那就是納博科夫是同代人中最具天賦的俄羅斯作家，雖然他是如此的深諳情事，如此的極端自戀，如此的缺乏馴服現實世界的生存能力。而據傳，薇拉是拿槍逼迫納博科夫娶她的：「娶了我，否則我就殺了你。」也許是一席口耳相傳的軼聞錄，也許是一種神話他們情感的故事形塑，但無論如何，薇拉演繹了世界上最複雜、最完整而又最混搭的妻子身份，世間似乎沒有其他女人能夠勝任一個男人所需要的如此之多的身份。時人、後人甚至丈夫都能夠清晰而又迷惑地看到薇拉的多重身份，但薇拉在填寫表格之時，總是在職業一欄只寫「家庭主婦」四個字，將自身的「翻譯家」身份拋之身後。在這種自我隱退、自我雪藏之下，薇拉的一生在與納博科夫度過的一生中演繹的是「寫在書頁邊上的人生」，納博科夫則說：「書頁邊上的評論有時也是故事。」對於薇拉之於納博科夫，毛尖曾如此評論：「 薇拉必須在場！」而毛尖女士的這句話，用索爾·斯坦伯格的話來說，這便是「如果不提納博科夫，很難寫薇拉；然而，如果不提薇拉，就根本不可能寫出納博科夫。」

希芙說，薇拉天生就是納博科夫夫人。當身受帕金森綜合症、耳聾和骨質酥鬆症折磨的薇拉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被人問到：「你漫長的一生中是否曾經感到過厭倦？」薇拉簡單而充滿力量地笑笑：「從來不曾。」自從 1923 年納博科夫在舞會上與戴著面具的薇拉相遇之後，納博科夫就認定「薇拉就是我的面具」。不管是否因為此話一語成讖，薇拉就這麼著與納博科夫漂泊著度過了 52 年的婚姻，最終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段偉大愛情。薇拉的一生，幾乎就是「納博科夫外傳」。

薇拉的一位兒時好友在巴黎失去伴侶之後，薇拉與其他人一樣深刻地感受到「相比於那些走了的人，活著的人更痛苦」。在納博科夫的第五個忌日那一天，朋友對薇拉說：「不知不覺，五年就過去了」，薇拉回答道：「我覺得，這像是過了五十年。」在生命的最後幾天，薇拉還在翻譯《諸神》最複雜的幾個段落。這本書，是納博科夫在與薇拉相遇之初寫下的一篇未刊故事。薇拉之於納博科夫的意義似乎毋庸贅言，正如薇拉之於納博科夫著作一樣：「她在大半個人生中的選擇，她似乎想要消融進丈夫的作品。」 1991 年 4 月 7 日晚上 10 點，薇拉溘然去世。按照她的遺願，她的骨灰與丈夫的安放在了一起，納博科夫的墓碑上也隨之加上了她的名字，墓碑上寫著「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作家；薇拉·納博科夫」。《紐約時報》的訃聞標題是：「薇拉·納博科夫，89 歲，妻子、繆斯、代理人」，而實質上，薇拉的身份還有納博科夫的秘書、信使、司機、翻譯、管家、廚師、賬房、顧問、門衛、接線生、教學助理，當然還有納博科夫的守護天使——薇拉如此多重的身份之於納博科夫的人生重要性，正如納博科夫 1924 年 8 月 19 日致信薇拉時說的那樣：「我只有一點點需求：一瓶墨水，地板上的一抹陽光——還有你。但最後一項絕非是一點點。」而薇拉為了成就納博科夫，放棄了自己心愛的文學創造，放棄了自己精通的翻譯工作（除翻譯丈夫作品之外），阿佩爾如此評論薇拉：「『納博科夫』（全集）的豐碑，似乎就是納博科夫夫婦兩人的豐富作品；如果說，納博科夫是一個雕刻大師，那麼，薇拉會把她的名字用小字雕刻在這座豐碑的基座，字跡小得讓人認不出來，然後，她會站在豐碑後面，像蒙娜麗莎一樣，綻放出她最美好、最神秘的微笑。」

一般來說，愛情是崇拜走向消亡的過程，先是被光環所吸引，而後靠近光環，繼之處於光環之內的祛魅人生。愛情，也就在這種祛魅的過程中逐漸消亡。但是，薇拉與安娜卻不，她們不似蘇珊•桑塔格、萊妮•瑞芬斯塔爾、漢娜•阿倫特等「女強人」那般打破男性的掌控，也沒有像聖艾克蘇佩里的妻子康素羅那樣寫下《玫瑰的回憶》，將自己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她們選擇的是在隱藏在光環之下，將自己的人生寫在書頁邊緣或者替丈夫在書頁的邊緣做著人生的批註。儘管，納博科夫的花心並非結束於 1937 年與伊麗娜的分手之日，正如他抽的最後一支煙並非 1945 年戒掉的那支。薇拉寧願相信，丈夫意志力與她一樣堅強。納博科夫曾對凱瑟琳說他喜歡乳房小的女人，四十年後此話出現在了傳記里。薇拉沒爭辯，她只在書頁邊寫下這麼一句話來反駁：「不可能！絕不可能！一個俄羅斯人不可能喜歡乳房小的！」薇拉是面具後面的神秘繆斯，氣場強大的高貴女神，博聞強記的流亡公主，甘居男人背後鋒芒畢露的才女……但婚後漫長的一輩子，她把自己全部身心、時間全奉獻給了納博科夫，牽引著他的生活，又影響了他的作品，難以想象的隱沒在一個男人身後成為他筆下的註釋且至始至終……

在這本情書《致薇拉》中，除去他給薇拉講述他的流亡生活、文學創作和人生交往外，了解納博科夫的人都會期待他的毒舌評論。2012 年，讀納博科夫的訪談集《獨抒己見》，發現他是個「厭惡殘酷的溫和的老紳士」，喜歡發表似是而非的言論，給人以蠻橫無理的惡作劇式道理，粗暴點評顯赫文豪，肆意吹捧三流作家，既可恨又可愛，這就是納博科夫「獨抒己見」的魅力吧？在《致薇拉》這本情書集中，他說弗洛伊德是個庸醫。當時蘇聯文人的作品被納博科夫直接斥之為「蘇聯垃圾」，1926 年在柏林文學圈一次有關蘇聯小說的報告中，納博科夫為此研究了左琴科、列昂諾夫及其他作家，在文學報告中，他直言列昂諾夫描寫十月革命后俄國農民生活變化的小說《獾》：「比其他所有的垃圾略勝一籌——但仍然不是真正的文學。」那篇文學報告名叫「略談蘇聯文學的悲慘狀況以及對其原因的一點分析」。當他與詩人拉索斯在一起參加文學晚會時，他在信里這麼寫道：「我跟拉索斯無話可談，跟這樣一個人交談實屬愚蠢，他的名字現在等同於蹩腳詩人。……既讓人同情又讓人作嘔。」當他讀完紀德的《梵蒂岡地窖》后，直言不諱地說這是一本「胡說八道」的書，但有些地方寫得很好。又或者，某一天，他這麼評論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讀了《最新消息》上一篇最愚蠢最粗俗的文章，它就是阿達莫維奇寫的，論勞倫斯的最愚蠢最粗俗的小說。一個性變態評論另一個性變態。」

另外，作家的虛榮與虛偽在《致薇拉》中也得到了徹底的體現。納博科夫對書評人和評論家的厭惡感，早已眾所周知，甚至他還特意將這種厭惡感在自己小說的前言中，直言不諱地去挑釁那些想要給他小說寫評論的人。然而，在《致薇拉》中，他總在搜羅著一切有關於對他和對他的小說的評論，甚至別人還沒寫出來他便興沖沖地寫信告訴薇拉，倘若有人寫了他的小說的評論，哪怕是他的一場朗誦會的三言兩語的評論，他都要立馬寫信告訴薇拉，甚至還將刊發評論的剪報一份不落地寄給薇拉，讓她也和他一起分享這份喜悅。這正如邁克爾·伍德說：「在納博科夫的情書中，死亡、流亡、失落、歧視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他在給薇拉寫信時不是談論這些而是抗擊這些。它們是幸福天然的敵人，而幸福是掙來的，不是領來的，幸福不是拒絕承認或躲避困難，而是努力尋找體面和光明。」

當然，作為一本情書集，《致薇拉》的絕大部分內容是納博科夫那火辣辣的情話，給人以窒息感的排比句，讓翻閱之人都難以理解，一個男人從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都能夠一如既往地保持著那份火熱的心，在信中寫出如年輕時初戀般的激情話語。尤其是異地分居之時，納博科夫甚至會在信中將自己一天的所見所聞如同他素來所注重的細節一樣，連天空的顏色、街邊的行人、樹葉的凋零、指甲的長短等等生活中他所見到的一切瑣碎之事，用冗長的情書將自己生活中的所有細節都寫給薇拉，似乎恨不能將自己生活中的灰塵都寄給薇拉，讓她知道他的一天是如何度過的。對此，在信中，納博科夫曾如此寫道：「每每想起生活中哪怕一件瑣事都不無遺憾，那就是我們並沒有一起經歷這件瑣事，哪怕只是某一次在路的拐彎處看到日落……」

只能說，這一切都關乎美好……

原作名: Letters to Véra

關於納博科夫給薇拉的信

布萊恩·博伊德

我昨晚夢見了你——

好像我在彈鋼琴，

你在為我翻著樂譜。

納博科夫致薇拉 1924 年 1 月 12 日

20 世紀的大作家中，沒有誰的婚姻比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婚姻持續的時間更長，也很少有表現持久的婚戀狀態的形象能勝過菲利普·哈爾斯曼 1968 年拍攝的照片：薇拉在她丈夫的身邊織著毛衣，滿懷愛意地注視著他。

納博科夫 1923 年給薇拉寫了第一首詩，那是在見到她的幾小時之後，1976 年，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婚姻之後，將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獻給薇拉」。1951 年，他首次將作品獻給她，他的自傳，其最後一章直接轉向一位未明確說明身份的「你」：「歲月流逝，親愛的，眼下沒有人會知道你和我所知道的。」他在一封給薇拉的信中期待這種感情，那時他們有戀愛關係還不足一年：「你我如此特別；這些奇妙之處，除了我們，無人知曉，也無人像我們這樣相愛。」

納博科夫後來將他的婚姻形容為「晴朗」。他甚至在給伊琳娜·瓜達尼尼的信中也這麼說，他 1937 年與她墜入情網。那年是納博科夫婚姻生活中最困難和最痛苦的一年，也是一個例外，下文的書信就是佐證。雖然初戀的陽光照耀或在許多早期書信中閃光，但他們的通信中也有許多其他的困擾：薇拉的健康和他母親的狀況；他們長期的經濟拮据；他們對德國的反感，以及他為了尋求家人在法國、英國或美國的避難而殫思極慮，此時，希特勒的上台威脅到俄國僑民社區中每個人的生存，他雖忍飢挨餓，但聲名鵲起。

薇拉·斯洛尼姆最初見到作為「弗拉基米爾·西林」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那是他 1921 年給自己取的筆名，以區別他自己與他父親的署名，他父親也署名為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老納博科夫是柏林一份俄語日報《舵》的主編和創辦者，20 世紀 20 年代的柏林成為 1917 年俄國革命后俄國僑民的中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 1916 年——他還有兩年才高中畢業——以來，年輕的納博科夫出版書籍，並繼續向彼得格勒的雜誌投稿，到 1920 年，他一家移居國外的第二年，他的詩歌已獲得年長的作家，如泰菲和莎夏·喬爾尼的賞識。

《致薇拉》的大部分書信展現了弗拉基米爾和薇拉鮮為人知的側面。為人所知的形象開始於納博科夫 1950 年他第一次將書「獻給薇拉」，這正處於他們愛情故事的中途。當 1958 年《洛麗塔》在美國出版，及之後的歲月中，源源不斷的作品，包括他以前的俄語作品的翻譯，還有他的英語新作——小說、詩歌、劇本、學術著作和訪談——出版時大多獻給薇拉。這位作家出名后，他和妻子一起出現在許多訪談的照片中，她為他編輯、打字、開車、授課、通信及商談的故事成為納博科夫傳奇的一部分。然而，他們共同生活的下半個階段，從 1950 年到 1977 年，只佔據全部書信的百分之五，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件反映了比這個享有世界聲譽的生活階段更緊張的歲月。

斯洛尼姆一家（父親埃弗塞、母親斯拉娃，女兒埃琳娜、薇拉和索菲亞）逃離彼得格勒，在東歐顛沛流離，1921 年初才定居柏林。薇拉曾告訴我，她在見到他之前就「很清楚」他的才華，「儘管生活在並非文學家的圈子裡，尤其是在舊政府的官員中間」。（也許是一種奇特的選擇，因為她是一個年輕的猶太裔俄國女孩，而白軍中普遍存在反猶傾向。但薇拉自身的勇氣，當她和她的姐妹們逃離俄國時，將一個懷有敵意的白軍士兵從威脅者變為她們的保護者；她對我再三說，在柏林，有許多正派的前白軍官員。）她最早從報紙和雜誌上剪下他發表的詩歌是 1921 年 11 月和 12 月，那時她才十九歲，而他二十二歲。一年後，年輕的西林作為一個詩人、短篇小說家、散文作家、書評家和翻譯家，已在僑民辦的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柏林的僑民文學界以多產著稱：1922 年 11 月，他翻譯了羅曼·羅蘭 1919 年的小說《科拉·布勒伊農》；1922年12月，六十頁的詩歌近作《物以類聚》；1923 年 1 月，一百八十頁的近幾年的詩歌集《蒼天路徑》；1923年3月，翻譯了《艾麗絲漫遊奇境記》。

一戰爆發時，俄國預備役軍人走在彼得格勒大街上

對一個有著文學熱情，引人注目並意志堅強的年輕女子來說，更大的興趣是西林詩歌近作中一種浪漫的裂痕。隨著 1922 年 3 月 28 日他父親被殺，納博科夫經性格活潑的美少女斯維特蘭娜·西維爾特的父母同意，與她訂婚，儘管她比他年輕得多，她十七歲，他二十三歲。他們認識的第一年裡，他為西維爾特寫的詩佔了他最新的詩集《物以類聚》中的大部分。但 1923 年 1 月 9 日，他被告知，婚約取消了：她太年輕，而他作為一個詩人，前途莫測。

如果認識斯維特蘭娜使他詩興大發，那與她分手的情況亦是如此。在隨後的幾個月里，一些反映這位詩人失戀的詩歌開始出現在僑民出版物上：3 月是《珍珠》這首詩（「如同潛水採珠人，下海了解充滿激情的折磨的深度，我來到海底——在將珍珠帶回水面之前，我聽見你的船在我上方，離我遠去」）；《什麼樣的天堂》這首詩也發表在 3 月（「你俘虜了我的靈魂，一代又一代，剛才又是這樣，但你再次一閃而過，我只剩下永久的痛苦，因你那不可捉摸之美」）；表現最明顯的是 5 月 6 日的這首詩《我小心翼翼地懷著》（「我小心翼翼地，為你懷著這顆心，但有人用肘撞了一下，心跌得粉碎」）。

另一首詩，《統治者：我統治著一個看不見的印度》與那首《我小心翼翼地懷著》寫於同一天，發表於 4 月 8 日，標誌了一個新的開始：詩人是一位想象中的帝王，他發誓他能夠顯現奇迹，追求一位新的公主，儘管她，無論會是誰，依然尚未現身。這位公主，雖有可能見到了這首詩，也可能讀到了納博科夫寫於同一天的另一首詩中的羅曼史的結局。因為 1923 年 5 月 8 日，《小心翼翼地懷著》這首詩發表於《舵》兩天後，薇拉·斯洛尼姆出現在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面前，出於矜持，她戴了一個花斑黑色面具。納博科夫日後會想起在僑民舉辦的一次慈善舞會上與薇拉的相遇。《舵》對柏林僑民活動有詳盡的記錄，但只記載 1923 年 5 月 9 日有一場慈善舞會，然而，納博科夫夫婦仍然將 5 月 8 日作為他們初次見面的紀念日。當我對薇拉說到她丈夫對他們相遇的描述，他日記中把 5 月 8 日作為他們相遇的紀念日，而《舵》只記載 5 月 9 日有場舞會，她回答說：「難道你認為我們不記得我們相遇的日子？」

但薇拉是矢口否認的行家。無論「除了我們，無人知曉」之說究竟如何，在這次僑民舉辦的慈善舞會上，薇拉臉上戴著一個面具，選中了弗拉基米爾·西林。納博科夫喜歡的妹妹埃琳娜·西科爾斯基認為，薇拉戴那個面具是因為，她引人注目，但並非無與倫比的面貌就不會讓他走神而忽略了她獨特的價值：她對西林的詩歌有一種奇特的感應（她能在幾次朗讀會上背誦詩歌），她對這些詩的理解有驚人的悟性。他們一起出門走進夜色中，漫步在柏林的大街上，對黑夜中燈光與樹葉的交織搖曳感到驚奇。一兩天後，納博科夫按計劃去法國南方的一個農場打工，這個農場是他父親 1918—1919 年在克里米亞臨時政府任職時的同事管理的，納博科夫希望生活的改變有助於緩和他因父親之死及他自己與斯維特蘭娜分手引起的悲傷。

5 月 25 日，從鄰近索利埃斯蓬，離土倫不遠，位於博利厄田莊的農場，納博科夫給斯維特蘭娜寫了最後一封告別信，表達了充滿感情的遺憾，「彷彿已獲許可，距離分開了他們」。一周后，納博科夫寫詩表達了生活中新的可能性：

相 遇

被這奇特的接近吸引……

渴望、神秘、歡樂……

彷彿來自那搖曳的夜色

化裝舞會上腳步慢移

你出現在朦朧的橋 上。

夜在流，寂靜

漂浮在綢緞般的水上

還有狼形輪廓的黑色面具

及你溫柔的雙 唇。

栗樹下，運河邊

你牽引著我的目 光。

我的心對你有了何種感 應，

你為何如此打動了 我？

你那頃刻間的溫柔

或你曼妙輕搖的雙 肩，

讓我依稀想起曾體驗過的

那些——難以忘懷的——相 遇？

也許浪漫的憐愛

會讓你明白

此刻那枝刺穿我詩篇的箭

正傳遞著怎樣的顫 動？

我茫然無知。奇怪的是

詩在振動，詩中有一支箭……

也許仍然不知姓名的你

真的是那位被等待的 人？

然而，憂傷還沒有喊叫

煩擾我們的夜半時 分。

黑夜中雙眼尚未閃亮

你的眼神依然迷 茫。

多久？永遠？我向

遠方徘徊，時刻聆聽

我們相遇時夜空中星辰的運動

莫非你就是我的命運……

渴望、神秘、歡 樂，

猶如一個遙遠的祈求……

我的心必定長途漫 游。

但如果你就是我的命運……

年輕的詩人知道，這位和他交往的年輕女子奇特而又勤勉地呼應著他的詩歌。他將這首新的詩交給《舵》，發表於 6 月 24 日。16 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納博科夫給薇拉寫信的開始，在一個公開的文本中，對一個讀者表達一種私密的呼籲，這個讀者能夠明白此詩告別過去，迎接未來。

就像納博科夫用詩歌來回應薇拉對西林近來詩作悲傷之情的大膽回應，薇拉也似乎對這首新詩中的邀約給予大膽的回應。這個夏天，她至少三次給在法國南方的他寫信。這些信沒有留存下來——很看重個人隱私的薇拉後來毀掉了她能夠找到的每一封她給納博科夫的信——這樣，我們無法確定她的第一封信是否因《舵》上發表的《相遇》而寫，但他們熾熱的情感本身暗示著存在這種可能性。5 月 8 日，她本人戴著面具出現在他面前，不清楚能否引起他的關注，而不是一時的興趣。讀到 6 月 24 日的《舵》，她會知道他要她知道她產生的影響及她激發的希望。

如果薇拉讀了這首詩之後幾乎馬上就給弗拉基米爾寫信，那弗拉基米爾對她第一封信的回復就又是一首詩，《悶熱》，寫於 7 月 7 日。他在詩中暗示由南方暑熱引起的慾望。他沒有把詩寄給她，但收到她至少兩三封信之後，他 7 月 26 日又寫了一首詩，《你呼喚——小石榴樹上的小貓頭鷹》。他隨後給她寫了第一封信，就在他按計劃去農場之前，隨信附了這兩首「給你的詩」。他在信的開頭就寫得很直率，沒有客套（「我不想掩飾：我是如此不習慣——哦，也許不習慣彼此相知——對此頗不習慣，我們剛見面，我就想：這是一個玩笑，一個偽裝的騙局……但隨之……有些事情很難談論——你僅僅一個字眼就讓那些神奇的花粉相形失色……他們從家裡給我寫信說到神秘的花卉——你很可愛……你所有的來信也很可愛，猶如白夜」），並以同樣肯定的語氣說（「是的，我需要你，我的童話一般的姑娘。因為你是我唯一能夠與之談論雲的陰影，談論一個想法的人」），在將詩獻給她之前，他這樣寫信的結尾：「所以，我會在 10 號或 11 號到柏林……要是你不在那兒，我會去找你，找到你。」

從此，即從弗拉基米爾給薇拉的第一封信起，我們就可以逐年通過他們的書信來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愛情和他們生活的世界，隨之探討他們之間的通信有何特別的意義以及這些書信如何有助於理解作為一個人和一個作家的納博科夫。

1923 年夏末，他在柏林遇到戴著面具、大方隨和的薇拉。如同其他沒有自己的空間的年輕戀人一樣，他們通常見面后便在黃昏的大街上溜達。這個時期的信，自 1923 年 11 月開始，從居住在西柏林俄國僑民區的弗拉基米爾寄往另一個地區的薇拉，反映他們戀愛初期彼此之間的理解和誤解。

1923 年 12 月末，弗拉基米爾和他母親及弟妹埃琳娜、奧爾加和基里爾去布拉格旅行，他母親，作為一位俄國學者和政治家的遺孀，在那兒獲得了一份撫恤金。在他們分開的頭幾個星期，弗拉基米爾寫信給薇拉，信的主要內容是他的第一部長篇作品、五幕詩劇《摩恩先生的悲劇》，他對布拉格的印象，（從結冰的莫爾道河看過去，「河面上白皚皚一片，沿著這片白色，人的剪影似的小黑點從這邊河岸走到另一邊河岸……一個男孩的身影在他身後拖著一個升D調似的雪橇。」）也感嘆幾乎一個月沒見到她了。

1924 年 1 月底回到柏林，他們很快就考慮訂婚， 8 月弗拉基米爾旅行兩周，去靠近布拉格的多布里丘維瑟的河畔小鎮看他母親，他的第一封給薇拉的回信開頭便說：「我的歡樂，我的愛，我的生命，我難以理解：你怎麼能不跟我在一起？我與你難分難捨，以致此刻我感到失落和空虛：沒有了你，我就沒了魂。你讓我的生命變得輕盈、奇妙和五彩繽紛——你使得每樣事物都呈現出幸福的光彩。」在柏林的幾封便函，有著同樣的情調，反映了1925年 4 月 15 日他們結婚之前的欣喜之情。（比如：「我愛你。無限和難以形容的愛。我半夜醒來，就給你寫信。我的愛，我的幸福。」）

弗拉基米爾和薇拉都通過教授英語獲得主要的生活來源，1925 年 8 月下旬，弗拉基米爾有報酬地陪同他的學生亞歷山大·薩克先去波美拉尼亞海濱度假勝地，后興緻勃勃地在黑森林地區徒步旅行，在薇拉到康斯坦茨與他會面之前，他用明信片寫下簡短的旅行見聞。

一年後，1926 年夏天的書信則反映出更為複雜的心情。薇拉由她母親陪同被送往黑森林山區的一家療養院，她因焦慮和抑鬱而身體消瘦，弗拉基米爾則留在柏林做家教。薇拉讓丈夫保證每天寫信，告訴她他每天吃什麼、穿什麼及做什麼，弗拉基米爾信守了這樣的約定。

我們很少見到如此堅持逐日進行的生活起居的報告。在他第一部小說《瑪申卡》（寫於 1925 年）與第二部小說《王、后、傑克》（寫於 1927 年底和 1928 年初）之間，他的生活似乎如假日般悠閑：家教（通常不外乎長時間的日光浴、游泳和在黑森林山區找樂子）、打網球、朗讀、寫點東西：為塔塔里諾夫文學圈裡他的朋友寫了一篇當下蘇聯小說的評論；為俄國文化日寫了一首詩；對托爾斯泰小說《克萊采奏鳴曲》中的兇手波茲德內謝夫進行虛擬審判，他扮演波茲德內謝夫並成功地闡釋了這一角色；構思和寫作都很順利的一個短篇小說；還為塔塔里諾夫文學圈列出一份他為之痛苦的清單，「開始於對緞子衣服的觸碰，終之於沒有能力消化、吸納世界上所有的佳麗」。為了鼓勵薇拉待在療養院，增加體重——他和她父親都認為她需要這麼做——天性幽默的弗拉基米爾儘力——有時，要獲得效果確實頗為吃力——為她提供消遣，讓她高興，當他們仍然兩地分居的時候更是如此。他每封信的開頭總有新的昵稱，起初顯然採用他們收到的動物玩具的名稱，而往後則越來越怪異（小甜點、小兔子、小老漢、小蚊子）：他為她出各種各樣的謎語和字謎，還有密碼設置、迷宮及組詞遊戲等；最後他虛構了他的謎語的德國編輯，一位達令先生，這位先生據稱介入了他的寫作。

柏林成了逃離 1917 年 10 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最初一批俄國流亡者的中心。1920 年和 1923 年之間，這個城市居住著約四十萬俄國人，有許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但 1923 年惡性通貨膨脹結束，德國馬克重建之後，德國的生活很快變得昂貴起來。到 1924 年底，大部分僑民移居巴黎，他們在那兒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席捲整個歐洲大陸的時候。

德國勃蘭登堡門

為確保在一個他熟悉本地語言的城市生活而他的俄語不被削弱，納博科夫繼續留在柏林。到 1926 年，他已經成了本地僑民圈裡一個公認的文學明星，這在俄國文化日的慶祝活動中他受到熱烈歡迎便可見一斑，他在寫給薇拉的娓娓道來的文字中敘述過這種情況。納博科夫作為一個作家進步神速——雖然《舵》（他的大部分作品仍然發表於此）在巴黎少有人讀——他和薇拉在柏林的生活相對來說是無憂無慮的，這有賴於他們簡陋的生活方式和有一份微薄但亦可觀的收入，包括他的課時費，他頭兩部小說的德語翻譯費，以及薇拉做兼職秘書的收入。

到 1929 年，當西林在巴黎的雜誌《當代年鑒》——一份稿酬最優、也最著名的僑民文學出版物——上發表《防守》時，小說家尼娜·貝貝洛娃馬上作出回應：「一個巨大、成熟、精妙的現代作家出現在我面前，一個偉大的俄國作家，就像一隻鳳凰，在革命和流亡的火焰中誕生了。從此，我們的存在就有了意義。我們整整一代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我們得救了。」小說家和詩人伊凡·布寧，僑民作家的前輩，不久將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作家，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評論《防守》：「這孩子抓起一把槍，幹掉了整整一代老作家，包括我自己。」

布拉格是歐洲僑民第三大中心，受捷克政府資助的吸引，活躍著一大批學者。當納博科夫 1930 年 5 月去布拉格探望家人時，他也是那兒的一個文學明星，但他更關注他母親的生活困境（包括臭蟲和蟑螂）、他妹妹的婚姻、他弟弟的文學抱負，以及鮑克斯，這條達克斯獵狗已經老得認不出他來了。

1932 年 4 月，他再次離開薇拉去布拉格看他的家人。他喜歡上了他的小外甥，奧爾加的兒子羅斯季斯拉夫，並為這孩子受到父母的忽視而吃驚。唯有重讀福樓拜，以悠然的態度重新發現他早年的詩歌，並獲准參觀國家博物館的蝴蝶藏品，這才緩解了他在這座室內有臭蟲的陰鬱的城市感到的鬱悶。

也許這種內心的憂鬱也能解釋 1932 年他的書信中為何缺少了親昵的情調，而我們只是通過薇拉·納博科夫於 1984 年 12 月和 1985 年 1 月面對錄音機進行複述后才了解到這些書信。在我寫納博科夫傳記的過程中，我多年堅持向薇拉要求得到這些信件。她不讓我親自閱讀這些信件，最後則是同意她儘可能把信讀出來，我用錄音機錄下來。自那以後（顯然是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1932 年的信的原件不知為何消失了。既然許多明顯含有激情和若干事件的信件在薇拉讀信時被排除掉了，那 1932 年的信就有了損失，尤其是 1932 年 4 月旅行中的信件。

1932 年 10 月和 11 月的信件也取決於薇拉讀信的意願，但損失較小，因為這次旅行中的信件大多記錄他的可喜的成果，而這是她樂觀其成也願意懷念的。10 月，弗拉基米爾和薇拉去靠近斯特拉斯堡的科爾布桑旅行，和納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及這位作曲家的妻子娜塔莉團聚。當薇拉回柏林后，他在科爾布桑多待了幾天，之後去巴黎待了一個月。在巴黎僑民圈裡，西林的成就使他成了僑民作家（布寧、弗拉季斯拉夫·霍達謝維奇、馬克·阿爾達諾夫、鮑里斯·扎伊采夫、貝貝洛娃、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安德烈·萊溫松、亞歷山大·庫普林等）和編輯（尤其是《當代年鑒》的伊利亞·豐達明斯基和弗拉基米爾·津濟諾夫）中廣受讚譽的人，那些人他大多不認識或很陌生。他成了許多活動的核心人物，通過公開朗讀儘可能賺錢，同法國出版社（格拉塞、法亞爾、伽利瑪）、作家（朱爾斯·蘇佩維埃爾、加布里埃爾·馬賽爾、讓·波朗）和翻譯家（丹尼斯·羅什、杜西婭·埃爾加茲）進行接觸。納博科夫 1932 年秋天的書信充滿了對俄國和法國文學人物的傳神的特寫，以及對他們的慷慨大度感到受寵若驚，尤其是「非常可愛和聖潔」的豐達明斯基，《當代年鑒》的編輯，也是主要的資助者。

1932 年，仍然在柏林，納博科夫夫婦搬進薇拉的表姐安娜·費金的安靜——對他們來說也更便宜——的套房。他們的兒子德米特里出生於 1934 年 5 月。隨著希特勒鞏固權力，薇拉不再能夠掙錢，現在又要餵養德米特里，他們短期需要弄到額外的錢，而從長期考慮，也需要在別處尋求一個更安全的去處。為了長遠的目標，納博科夫自己將《絕望》譯成英語，也寫了他的第一篇法語小說，自傳性的《O小姐》，1936 年 1 月旅行去了布魯塞爾、安特衛普，之後是巴黎，面對俄國和法國聽眾進行了一系列文學朗讀，並同法國文學界建立更密切的聯繫。他很快同比利時最優秀的作家弗朗茨·海倫斯成了朋友。在巴黎，和豐達明斯基及津濟諾夫相處，他發現自己踏入了高度社交化的僑民文學圈，涉足之深常常超出了他的意願——他對被布寧拉去赴宴的描述就是社交不適的一個顯例——在他和霍達謝維奇合作的一次公開朗讀中則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對其他作家的印象及他作為一個非常渴望進行溝通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堅持成了這些信的主要內容。

1936 年下半年，謝爾蓋·塔博里茨基，1922 年槍殺納博科夫父親的一個右翼兇手，被希特勒任命為僑民事務特使。薇拉再三要求丈夫離開德國，設法在法國或英國為家人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後來，1937 年 1 月，他最後一次離開德國，在布魯塞爾停留作文學朗讀，之後去巴黎，再次和豐達明斯基待在一起。他為普希金逝世百年寫了一篇文章，並開始將他的短篇小說譯成法語。他在公共場所或私人宅邸為俄國和法國聽眾所作的朗讀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無法取得身份證件，更不用說工作許可。1 月底，他開始與伊琳娜·瓜達尼尼談情說愛，她是個業餘詩人，以為人飼養寵物謀生，納博科夫前一年與她相識。對薇拉不忠而帶來的精神壓力加重了弗拉基米爾的牛皮癬，以至寢食難安。與此同時，他設法將薇拉帶到法國，但出於對經濟狀況的焦慮，她覺得他對前景過於樂觀，因而拒絕離開柏林。2月下旬，他前往倫敦進行文學朗讀，並和當地文學和出版界建立聯繫，尤其希望不僅為他用英語寫的一部篇幅短小的自傳及英語短篇小說集找到出版社，而且甚至能找到一個教職。儘管他廣泛聯繫，百般努力，但收穫不豐，並未搶佔灘頭陣地。

他 3 月初回到巴黎，再陷情網。和薇拉的通信越來越顯得憂心忡忡，因為他力圖勸說她離開德國，去法國南方與他團聚，那兒的俄國朋友邀請他們去居住。他要薇拉繞開巴黎，但薇拉對緋聞有所耳聞，除了法國，可以在任何地方見面：比利時、義大利，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他們可以讓埃琳娜·納博科夫見到她的孫子。當她將流言蜚語告訴他時，他加以否認。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表現在進一步的指責和否認，也表現在團聚計劃方面你來我往的較量——用史黛西·希夫的話來說，「一種痛苦的無調二重唱」。使他們的生活及通信變得更複雜的是辦理簽證遇到的種種困難。薇拉和德米特里要離開德國，弗拉基米爾要離開巴黎，去布拉格，薇拉對他的法國計劃的堅決反對意味著他們最終——弗拉基米爾途徑瑞士和奧地利以避開德國——在 5 月 22 日團聚。

六周后，他們回到法國，再次避開德國，定居在戛納。當納博科夫承認這樁戀情，婚姻掀起風暴，隨之減弱為表面的風平浪靜，他發誓結束這一切，但其實仍給瓜達尼尼寫信。擔心他們的關係結束，瓜達尼尼 9 月 8 日來到戛納，儘管他讓她別去。他見了她，讓她回巴黎，婚外戀結束了，儘管弗拉基米爾和薇拉經過更長時間才和好如初。在戛納、芒通和昂蒂布角住了一年，他們去北方旅行，到了巴黎。納博科夫現在有個美國代理，他設法將《黑暗中的笑聲》——是他將《暗箱》翻譯重寫——交由鮑比斯—梅里爾出版。但儘管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俄語讀者對他的其他作品，那些更複雜的小說紛紛叫好，但他的作品因語言問題，在僑民圈外找不到其他出版社。得不到工作許可，納博科夫發現光憑寫作難以養家糊口。貧窮開始張開大口，他看上去也日益憔悴。

期望在法國之外找到一個避難所，納博科夫1939年初用英語寫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4 月，他去倫敦，聽說里茲大學俄語系有個空缺，如果里茲大學選擇了倫敦大學或謝菲爾德大學的某個申請人，那兩個大學就會空出一個位置。他在巴黎給薇拉的回信記錄了他 1936 年和 1937 年數次旅行中令人身心疲憊的各種請託現在更是緊鑼密鼓地進行，但儘管有來自俄僑和英國學術及文學界的大人物的支持，他除了收穫友誼，成果甚微，希望很快破滅。6 月初，他打道回府，這個時期他寫的一些信表達了前途渺茫的心情。

唯有機遇才能讓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離開歐洲。有人給小說家馬克·阿爾達諾夫提供了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教師職位，在 1941 年秋季學期教寫作課程，但阿爾達諾夫覺得自己的英語太弱難以勝任，就把邀請讓給了納博科夫。這最終讓納博科夫獲得允許離開法國，雖然辦理簽證和籌集大西洋旅行經費很久才得以落實，1940 年 5 月 28 日，納博科夫一家坐船前往紐約，過了僅兩周，巴黎就淪陷了。在紐約，納博科夫找到了教俄語的工作，也為紐約的報刊寫書評，因愛德蒙·威爾遜的關係，為《新共和》雜誌撰稿。通過他的堂弟尼古拉斯，1941 年 3 月，他受邀在韋爾斯利學院任教兩周，這促使他給薇拉又寫了好幾封信。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約期間，納博科夫的反蘇主義加強了他講課的吸引力——他簡直不能相信那些溢美之詞—— 1941 至 1942 年間，他得到了全年的聘用。但那個學年之後，儘管 1941 年年底，他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並且在《大西洋月刊》，甚至在《紐約客》上露面，納博科夫發現自己迫於經濟考慮要去巡迴講學，1942 年去美國南方，11 月在中西部，12 月在加利福尼亞。比起 1941 年在韋爾斯利任教期間，他現在有更多的時間將他在美國的經歷和觀察傳達給薇拉，他最為普寧式的一天寫出了所有信中最長的一封信，有三千字。

《新共和》雜誌

在韋爾斯利教俄語的職位雖不永久，但一年一聘，1943 到 1948 年，在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研究鱗翅目昆蟲，之後，1948 至 1959 年，被康奈爾大學聘為教授，如今，納博科夫很少與薇拉長時間分開。1944 年 6 月，當薇拉帶德米特里去紐約做一個檢查性手術——後進行了闌尾切除，弗拉基米爾因工作留在了坎布里奇。6 月 6 日，盟軍在歐洲登陸的那一天，他因食物中毒發病，在信中將住院過程中受到的折磨娓娓道來，添油加醋——他後來穿著睡衣逃離了醫院。在他寫作自傳、《洛麗塔》、《普寧》和翻譯並評註普希金的《尤金·奧涅金》的幾年間，只有 1954 年受邀到堪薩斯大學作著名演講，他寫了幾封給薇拉的信。

1958 年，《洛麗塔》颶風橫掃北美和歐洲大部。到 1959 年，納博科夫可以提前從康奈爾大學退休，偕薇拉去歐洲旅行，既去看望妹妹埃琳娜，她現在住在日內瓦，又可去探視德米特里，他現在米蘭接受歌劇男低音訓練。雖然並無計劃留在那兒，但納博科夫夫婦不久覺得歐洲是一個足以避開美國名聲之累的好地方。在歐洲生活的這些年裡，他們很少分開。這個時期只有不多的幾封信，那是弗拉基米爾急於捕捉早春的蝴蝶，於 1970 年 4 月初去西西里的陶爾米納度假。之後，「通信」日漸稀少並簡短，最短的是只有幾個字的便條：「四十五個春天！」附在結婚周年的花束上。雖只有幾個字，但卻與俄語「年」及「夏」構成雙關：當俄語中表示「年（god）」的詞需要複數形式時，通常採用「夏」的複數「let」；納博科夫進一步的替代是要說明，他們婚後的歲月就是春天！

編輯 | 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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