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白鹿原》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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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創作過程

陳忠實

在1986年到1987年《白》書構思的這兩年裡，新時期文藝復興發展到真可謂百花齊放的紅火時段，歐美以及拉美幾乎所有流行過和正在流行的文學流派，都被引進文壇來了。儘管未必都能讀得懂，未必都能進入欣賞的愉悅，卻仍然興趣十足地閱讀，基本的收穫是大開眼界甚為鼓舞。

和這種五彩繽紛的文學景觀不大匹配，或者說不大協調的事，已經悄然出現，就是出書有點難了。作家們正忙著追求新的文學流派和別緻的寫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業已經完成了一次體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計劃經濟性質，改為純商品運作的市場經濟體制了。一本書能否出版，利潤的判斷已成為一條硬杠子，具體到征訂數目，如同一道判決書。當市場經濟運作的無情而冷硬的杠子橫到眼前的時候，我很快做出決斷：只寫一部，不超過40萬字。之所以能發生這種斷然逆轉，主要是對這本書未來市場的考慮，如果有幸順利出版，讀者買一本比買兩本會省一半鈔票，銷量當會好些。

我重新審視一個個業已醞釀著的人物，重新審視每個重要人物的每一個重大情節和細節，捨棄某些可以捨棄的情節和細節。即使如此，我仍然覺得40萬的字數很難裝得下已經難以再做捨棄的內容。這樣，我便把自己逼到語言方式這條途徑上來——採用敘述語言，也幾乎就在此時作出了決斷。

在我的語言感受和意識里，僅就篇幅而言，敘述語言比之描寫語言，是可以成倍節省字數和篇幅的。但敘述語言較之白描語言，難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要做到通體不鬆懈更不露餡兒的形象化敘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實踐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計到這是非同一般的難事。然而，我已經確定要用敘述語言來表述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那一段歷史生活內容，或者說必須尋找到和那一段鄉村歷史生活內容最相稱的語言方式。這次由小說規模引發的語言選擇，很快就擺脫了最初為縮短小說篇幅的誘因，導致成為對這部小說語言形態的嚴峻課題。

為了一種新的語言形態——形象化敘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試驗。我在《白》書開筆起草之前，寫了短篇小說《窩囊》和《軲轆子客》，就是要試驗一種純粹的敘述。我盡量不寫人物之間直接的對話，把人物間必不可少的對話，納入情節發展過程中的行為敘述，把直接的描寫調換一個角度，成為以作者為主體的敘述。印象最深的是《軲轆子客》，近萬字的一篇小說，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敘述語言完成的，只在結尾處有幾句對話。我切實地體驗了敘述語言的致命之處，不能留下任何乾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實現具體生動的形象化，把純屬語言的趣味滲透其中，才能展示敘述語言獨有的內在張力，引發讀者讀下去直至讀完的誘惑力。記得《軲轆子客》在《延河》雜誌發表不久，我從鄉下趕到城裡去買糧和買煤球，在作協院子里碰到幾位同事，都說到這個短篇的語言，對熟悉我以往語言的他們來說，感到新鮮，也感覺到了明顯的變化，都以為這種語言形態不錯。我大受鼓舞，卻不便說出這種變化的深層因由。

在《白》書已經草擬過半的1988年夏天，關中的三伏天熱到近40攝氏度，屋裡屋外都熱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擬停止下來。偶遇下雨得著短暫的涼爽，我又寫了兩個短篇小說《害羞》和《兩個朋友》，繼續著敘述語言的演練。我計劃的草擬時間為一年，正式稿預計兩年，多一倍的時間預算，其中一條因素就是花給敘述語言的……意圖很實際，到半年後攤開稿紙正式下筆時，便能進入完全自如的文字敘述。

草擬稿進行得超出預料的順暢。到1989年元月，超過40萬字的草擬稿完成了。1988年4月動筆，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兩個月的停筆，實際寫作時間只有8個月，這大約是我自專業創作以來寫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當我在稿紙上寫下「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的開篇話句時，我的心境竟是一種前未所有的沉靜和舒展。我開篇敘述的感覺是空前的自在，對於敘述語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後來才意識到，此前用幾個短篇小說練習敘述的工夫沒有白做。

復活了的呻喚聲

記不準確是在構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經開始動筆草擬《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確鑿無疑聽到從上房西屋傳出的沉重卻也舒緩的呻喚聲，且不止一聲。這是我的廈屋爺的呻喚聲。我不由得顫慄。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著即使在朦朧的夜幕里也掩飾不住的上房老屋殘破頹敗的景象，頓然意識到，這沉重卻也舒緩的呻喚聲，是從我記憶的心底發出的。

我的祖父輩有兄弟三人，屬於兩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為一股，單傳一個，到我父親仍是一個單傳，我的這個嫡系爺爺在我出生前已經謝世。另一股的兩個爺爺是親兄弟，老大也去世早，老二這個爺爺在分家時住著上房和西邊的廈屋，我們這一茬孫子便叫他廈屋爺了。廈屋爺有兩個兒子，據說都屬於不安分守己種莊稼過日子的人，跟著外邊來的一個人走了，此後再無聲息蹤影。我家的兩間廈屋用土坯隔開，南邊做廚房北邊養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東屋。我在夜半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時候，往往會聽到從對面窗戶傳來廈屋爺深沉而又舒緩的呻喚聲。那種呻喚聲一般只有一聲，偶爾還有連接著的較短也更輕的一聲，好像第一聲的餘韻或回聲。

廈屋爺去世時我頂大不過10歲，我也記不得有過什麼親近他的行為，他的面貌已經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裡總捏著一根超長的旱煙桿兒。我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還儲存著廈屋爺呻喚的聲音，竟然在這一夜更深人靜的時刻響了起來。我知道，這是我業已構思成型、剛剛開筆草擬的《白》書里的人物，白嘉軒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們，把我的廈屋爺在夜深時的呻喚聲，從我的心底記憶里感應而出了。

我在小書房裡驟然間興奮起來，甚至有點按捺不住的心顫。在這一瞬，我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軒、鹿三、鹿子霖們之間一直朦朧著的紗幕扯去了，他們清楚生動如活人一樣走動在我的小書房裡，腳步聲說話聲咳嗽聲都可聞可辨。這是廈屋爺的呻喚聲，扯開了那道朦朧的紗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軒那一茬人直接對視的障礙。

在草擬和正式稿寫作的4年時間裡，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尤其是在寫得不順，甚至遇到怎麼也跨不過的溝坎，煩躁以至氣餒的時候，我會在夜靜時分挪一小凳，坐在中院的破爛不堪的兩幢廈屋之間，尋覓捕逮廈屋爺的呻喚，使我煩躁喪氣的心境漸次恢復起來，明天早晨可以以一種沉靜的心態打開稿紙。還有社會生活不斷潮起的熱鬧，雜以文壇開始興起的炒作的熱鬧，能使我權當沒看見、權當沒聽見而依舊坐在原下祖屋院里的，也是廈屋爺那深沉舒緩的呻喚給我的調節和鎮靜。

關於性，莊嚴與挑戰

在《白鹿原》兩年的構思過程中，愛和性是我一直反覆嚼磨著的幾個自以為重要的大命題之一。我曾搜尋過涉及這個命題的專論，關於愛尤其是性在文學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種理論的確認，無疑給予我啟迪也給我信心。然而卻很難與我正在構思的《白》里的人物發生切實的參照。

隨著《白》的構思的深入，關於性描寫這個命題似乎很自然地得到了解決，起初從理論上確認的關於性描寫的必要性，更多地突顯出某種莊嚴感，進而增添了某種挑戰的意味。這來自我對那道「原」的不斷深入的理解和體驗，我試探著對《白》里的人物完成透視和解析，看到蒙裹在愛和性這個敏感辭彙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個時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結構形態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視的或梁或柱的支撐性物件，任何斷折甚至鬆動，都會引發整個心理平衡的傾斜或顛覆，註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無可避免的悲劇。獲得了這個自以為得意的透視人物的視角，我很自然地把這個視角擴大到整個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嚴密纏裹了不知多少層的愛和性，同樣是支撐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構件。既然我想揭示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經意識到支撐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結構中性這根重要構件的分量，如果迴避，將會留下「秘史」里的大空缺。所以，不僅不能迴避，而且要撕開寫，把我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纏裹著性構件的長布條徹底撕開，這當是我在藍田縣翻閱一卷一卷《貞婦烈女卷》里無以數計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聲。我的莊嚴感由此而產生。

這種莊嚴感在我此前的寫作中沒有發生過，這在我是很切實的矛盾，既要撕開寫性，又不能給讀者留下色情的閱讀印象，確實感覺到甚為嚴峻的挑戰。我對自己的定位十分清醒，我後來歸納的「寫性三原則」，大約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不迴避，撕開寫，不作誘餌」。我把這十個字寫在小紙條上，貼在小日曆板上，時時警惕走神。

我的剝離

我後來才找到一個基本恰當的詞兒——剝離，用以表述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所發生的精神和心靈體驗。

先從一件鑄成我人生刻骨銘心記憶的事說起。剛剛過罷1982年春節，我所供職的灞橋區抽調一批幹部分派到各個公社(即鄉或鎮)，協助並督促落實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用一句話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戶。區上限定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必須實現把土地、農具、耕牛等分配到農戶手中。

我和一位年齡相仿的水利幹部被編為一個工作組，派駐渭河邊一個公社。我倆跟著公社幹部，從早到晚騎著腳踏車奔跑在公社所轄的三十多個大小村子里，耐心地調解矛盾，把分田到戶的工作逐步推開並落到實處。

一天深夜，我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從一個村子往駐地趕，早春夜晚的鄉野寒氣冷颼颼的，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還有記不清讀過多少遍的《創業史》，一個太大的驚嘆號橫在我的心裡——我現在在渭河邊的鄉村裡早出晚歸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終南山下的長安鄉村所做的事截然不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柳青舉家從北京遷回陝西，把家安到長安農村，他以縣委副書記的身份，直接參与剛剛興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走村串戶，教育農民放棄單家獨戶的生產方式，把一家一戶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歸壟合併，把獨槽單養的耕畜牛、騾牽到集體的大槽上去飼養。而近30年後的1982年春天，我在距他當年所在的長安不過50公里的渭河邊上，把生產隊集體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質的優劣劃分等級，再按人頭分給一家一戶。看著那些抓鬮得手的農民一個跟一個走進飼養室，從大槽的橫樑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韁繩牽出飼養場大門，我的心頭又湧起未出口的慨嘆。

我在這個清冷的春天的鄉村深夜裡，想到了柳青和《創業史》，不是偶然興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對的生活大課題。我心裡很清楚這個問題的核心，作為一個農村題材的寫作者，你將怎樣面對30年前「合作」30年後又分開的鄉村的歷史和現實?在作為一個基層幹部的時候，我毫不含糊地執行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在我轉換出寫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時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軟弱和輕。

完成了公社分田分耕畜分農具的任務，回到文化館不久，我寫了短篇小說《霞光燦爛的早晨》。我寫一個為生產隊撫育了多年牲畜的老飼養員，在分掉牲畜牛去槽空的第一個黎明到來時的心理情感。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很難把握他們的人生慨嘆，僅僅只是把一絲一縷留戀的情緒體現在這個老飼養員身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一筆印痕。他們的這種人生慨嘆，不屬於個人的私有情緒，而是生活發生重大轉折時，無以數計曾為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費心用力的一茬人的普遍心情，我也有。

到這一年的秋收之後，我自家也分到了幾畝土地（我的妻子和孩子屬於農村戶籍），我請假回家給自家種麥子。大約有七八天時間，我都是肩頭掛著粗硬的皮繩，在坡地里和灘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夥互助幾家的麥子種完，得到了從未有過的當牛的體驗。

我確鑿記得，橫在心頭的那個生活大命題獲得的轉機，發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麥子的那個夜晚。就在用土造的脫粒機打完麥子之後，我的新麥裝了滿滿20袋，每袋按100斤算，竟有整數2000斤，妻子和孩子人均500斤，全年盡吃白面可以吃兩年。這樣令我幾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麥子，其實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於作務而又勤勞的老莊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打麥場成為男女老少活動的中心，從早到晚洋溢著喜悅的氣氛。即使不識字的人也會算這筆很簡單的大賬，今年麥子的收成，抵得上生產隊3年或4年分配的夏季口糧。這一夜我睡在打麥場上，儘管很疲勞，我卻睡不著。打麥場上堆著好多人家的糧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曬，我能聽到熟悉的同樣是守護自家麥子的鄉黨的說笑聲。我已經忘記或者說不再糾纏自己是幹部，是作家，還是一個農民的角色了，心頭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過的話：「何必要在一棵樹上弔死?」幾乎同時，我想到了「不論白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

後來我總是回憶到在原下老屋十年的寫作生活，生出一個「剝離」的詞，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過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不斷發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剝離，使我的創作發展到《白鹿原》的萌發和完成。這個時期的整個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剝離。

我記著，這種剝離初始發生於1982年的早春，在渭河邊一個深夜的鄉村土路上。

生命歷程里的一個下午

至今依舊準確無誤地記著，寫完《白鹿原》書稿的最後一行文字並劃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的時間，是農曆1991年臘月25日的下午。

那是一個難忘到有點刻骨銘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划完最後一個標點符號——省略號的六個圓點的時候，兩隻眼睛突然發生一片黑暗，腦子裡一片空白，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我在這一刻的感覺，不僅沒有狂歡，甚至連往昔里寫完一部中、短篇小說的興奮和愉悅都沒有。我的真實的直接的感覺，是從一個太過深遠的地道走到洞口，驟然撲來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發生暈眩；又如同背負著一件重物埋頭遠行，走到盡頭卸下負載的重物時，業已習慣的負重遠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載后的輕鬆了。

我收拾了攤在小圓桌上的稿紙，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樹已被暮色籠罩，村巷裡已不見人影，數九寒天傍晚的冷氣，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裡的火炕上去了。我走下門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覺到順河而下的細風，頗有點刀刺的味道。不過，很快就沒有知覺了。

我坐在河堤臨水的一條石壩上，點燃一支煙，不記得坐了多久。某種壓抑和憋悶在心頭潮起，真想對著原坡瘋吼幾聲，卻終於沒有跳起來吼出來。打火機的火光里，我看見腳下河堤內側枯乾的荒草，當即走下河堤，點燃一叢菅草，頓時火苗嘩嘩嘩蔓延開去，在細風的推助下，順著河堤內側往東漫卷過去，發出嗶嗶吧吧的響聲，我被煙熏得大咳不止淚流不止，那一刻，我的壓抑和憋悶散失凈盡了。

鼻腔里還殘留著蒿草的臭味兒和薄荷的香氣兒，我平心靜氣地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動手點火燒水，為自己煮一碗麵條。這是我幾年來吃得最從容的一碗麵條。我只能找到從容這個詞表述吃著麵條時的心態。我做完了一件事情。這是我在寫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時費勁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後的輕鬆和從容，我在火爐旁吃著麵條的這個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