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文學對政治的回應

非虛構繼續蔓延，出版業自2008年災難性恐慌后表現最好的一年。

亨利·詹姆斯一定無法想象，在自己去世100年後，川普用重複了100遍的陰謀、恐懼和恐嚇的修辭，將100年前崇尚含蓄、自然、中立的美國精神瓦解得一蹶不振。2016年，所有的美國小說都是遲到的——菲利普·羅斯早在12年前的《反美陰謀》（Plot Against America）中就已經預言會有一個如此深諳「反修辭的」劣質修辭和口技的總統形象出現。但再怎麼精明的小說家，也許都沒法想象一個超級富豪決定競選總統的瞬間會是他「搭乘自己公司的金碧輝煌的電梯下樓時」。

2016年，同樣，也沒有一個文學評論家可以像奧特加·加塞特形容1970年代的動蕩時那樣自信：「西班牙是問題的所在，而歐洲是問題的方法。」——在出版業這一年的版圖上，似乎沒有足夠（深刻）的荒誕、批判現實主義，亦或微觀的魔幻主義、解構性的預言，來成為面對即將被預言成真的「動蕩」的方法。

「繼續轉向非虛構。」——2016年法蘭克福書展的會展通訊上，每天都有版代、出版人這麼說。「文學性的、敘事性的非虛構作品」——現在幾乎成了所有的出版社爭奪讀者注意力的下一個砝碼。有些出版品牌更為直接，Pantera Press的版權經理很自豪地要為「千禧一代」制訂一份新的書單，這個系列的名字叫「Lost the Plot」(「毫無頭緒」倒)，打頭陣的兩本書是Just the tip：Sex Tips for Chicks 和Single：Dating in the 21st Century，並不意外。

無論如何，這是出版業自2008年的災難性恐慌之後整體狀況最好的一年，儘管沒有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那樣在「描述現實」的同時又建構了現實的現象級作品，但還是有瑞典經濟學院教授Jesper Roine 憑藉《120頁讀懂皮凱蒂》（英文版OR Books出版，近200頁），在北歐、英語和西班牙語地區風行一時，這本書想讓那些猶豫是否用40美元的價格購買一本696頁的（英文版）經濟學著作的人，解讀這是世界「持續的不平等」。但在文學領域，「階層」、「身份」、「性別」、「記憶」的焦慮仍隱隱地體現在各大榜單里。

菲利普·羅斯

奧特加·加塞特

托馬斯·皮凱蒂

奇努阿·阿契貝

自從奇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成為非洲文學代表 ，那個「The One」以來，後續有無數作家想接續譚恩美、朱諾·迪亞茲和裘帕·拉希莉開創的移民傳統，成為那個無人能取代的「The One」。最近幾年，非裔或其他少數族裔的美國文學有一種不證自明的假設，就是人們「假定」美國理所當然能像一塊健康的苗圃那樣，生產出不同族裔的文學，繁榮地共存。但又有多少作家成功地像阿契貝那樣，用「內部視角」審視了自己族群的生活？

「我想念美麗的奈及利亞。很多年了，可我就是抽不出時間回去。此外， 喬治娜哪能經受得住一次奈及利亞之行！」艾米尼克說，然後大笑。他把家鄉定義成叢林，讓自己扮演叢林的解說員。

這是奇瑪曼達·阿迪契（ Adichie）2014年名噪一時的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中的一句。小說中，喬治娜是奈及利亞人艾米尼克的白人女朋友。

奇瑪曼達·阿迪契

這句話里的「叢林的解說員」對評價當下的少數族裔文學多少有點政治不正確，但並非毫不切題。不信你去翻翻近幾年出版的「少數族裔+移民」的雙重主題小說，大部分的小說里，情節幾乎是可以被預期的——一對戀人或者夫妻來到美國尋求夢想，在經歷最初的移民專屬的身份失落後，準備積極融入美國的生活（當然會面臨各種障礙，屬於移民的障礙），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國（英國）對他們而言不再是一個遍地都是機會的國家，而變成一個「所有不可能的夢想仍不可能」的國度，他們自己也成了這個他們還並不了解，但永遠無法再進一步跨入的新國度的陰謀受害者。

2016年最熱門的非裔作家的作品應該是Imbolo Mbue的《看這些做夢的人》（Behold the Dreamers），據說作者獲得了百萬美元的預付金。主人公Jende和Neni Jonga是一對來自喀麥隆的夫婦，他們也遭遇了大多數移民小說的標準戲劇衝突，而小說很努力地嘗試彌合這對夫婦和美國「主流」社會的既定差距（移民小說里的一種主流的、普遍的差距）——Jende成了雷曼兄弟某個高管的司機，並以自己準時、守口如瓶、忠誠的個性得到了上司愛德華一家的賞識，他的妻子Neni在醫學院畢業后並沒有如願成為一名藥劑師，而是為愛德華的妻子辛迪工作。全書最脫離「移民文學」傳統的一個瞬間，是遭丈夫欺騙的辛迪向Neni傾吐心被壓抑的痛苦，這兩個位於階級光譜兩端的女人如此短暫的親近，並不夠有說服力實現了平等的幻覺：她們只不過是兩個承受著痛苦和迷失，極力維持家庭完整的女人。而當辛迪讓Neni去監視自己有婚外情嫌疑的丈夫時，這讓一直維持表面和諧的脆弱關係瞬間走向「瓦解」，走向非裔小說共享的結局。

2016年龔古爾獎的《甜歌》（Chanson Douce ）表面是心理懸疑小說，內里還是法國社會種族和移民問題的「虛榮」和虛無的夢魘。故事的一開始結局就已經寫好，兩個孩子被發現死在浴缸中，場面之血腥令人不忍直視，而兩個孩子的保姆Louise也被發現失去了意識。我們跟隨女偵探的視角逐漸深入受難的中產家庭的真相：女主人公Myriam放棄了法律方面的工作，變成全職母親，然後又欺騙她逐漸正統保守的穆斯林丈夫保羅，再度生下一個女兒。照顧兩個女兒的家庭重任讓Myriam逐漸迷失了自我，迫使她要重回社會獲得「尊嚴」。這時候，他們遇到了「完美」的保姆Louise——這個嬌小、美麗、神秘、親和的「白人」保姆迅速介入了這個家庭的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白人，符合Myriam一家「虛榮」的、屬於上升中產階級的心理。但真實的Louise和她的表面形象相差萬里——欠下賭債的丈夫、醜陋遲緩的女兒，她需要讓自己移情在僱主家的兩個沒有生活憂慮的孩子身上，才能面對自己的失敗……當Louise面臨遣返危機時，她開始學會操控Myriam，試圖讓她再度懷孕，繼續雇傭自己……暢銷書的情節，裝的還是「種族」和「階層」的舊酒，但這些對現實尖銳、苦澀的指涉，卻被對家庭內部空間和矛盾關係的近乎幽閉恐懼的描寫給沖淡了三分。

相比之下，一直以先鋒性和龔古爾獎叫板的十二月文學獎 ，2016年獲獎作品是作家阿蘭·博羅切爾的《巴提斯是如何死的》（Comment Baptiste est mort）。作者直接回應了當下法國急劇升溫的對恐怖主義的討論，講述了一個被聖戰組織綁架的少年的故事（雖然他承認自己構思這個故事早於巴黎恐襲的發生）。作為家中的長子，14歲的巴蒂斯被劫掠到利比亞的沙漠后，被訓練成一個聖戰分子，「巴蒂斯不再存在。」Yumai（於邁）——他作為聖戰戰士的名字，取代了原先的他。后被一個民兵偷偷放出來的「於邁」，將帶著懼怕、痛苦、折磨、否認，來面對自己以另一個身份犯下的殘酷罪行。為了生存，他必須具備殺人的「勇氣」，這種勇氣卻讓他永遠無法真正重回自己的家庭。「他們並沒有釋放我，他們用一種隱形的鏈條鎖住了我。」少年在最後說。這本取材於真實案件的小說，無疑初步勇敢地探索了「白人」男性和「聖戰」分子身份之間那並不清晰，甚至永遠無法被釐清的界限，但對於認識「他者」，到底能讓人產生多大的共情，還很難說。

女性題材堅定不移的回應和沉默

相比於「族裔」或者「種族」題材，女性題材在這兩年呈現了更為驚人的多樣性和生命力，無論是蘭登書屋那本反叛而陰暗的《女孩們》（The Girls）、扎迪·史密斯寫複雜少女情誼的《搖擺時光》（Swing Time）、克諾夫出版社將母子關係心理小說和1960年代的暴力史詩糅成一塊的《水妖》（The Nix），還是已故匈牙利女作家Magda Szabo重見天日的寫母女關係的《伊薩的民謠》（Iza's ballad），都堅定地潛入女性的內在精神世界。其中，Szabo在《伊薩的民謠》里比令她成名的《大門》（The Door）都要走得更為前衛——母親和女兒對對方全知敘述并行不悖地在相鄰的段落里無縫切換，我們對這段糾纏冷淡的母女關係有了同樣公正的全知視角。

伊麗莎白·施特勞斯（《奧里弗·基特里奇》作者）在新作《我的名字是露西·巴特》（My name is Lucy Barton）里，也仍然在繼續探討母女關係和沉默的家庭創傷——主人公躺在病床上，她久已疏遠的母親突然出現，兩個人將過去生活里旁人的是是非非都聊了個遍，但就是沒有聊這些年的疏遠。對「不可說」的大段的沉默，是這本書最有力量的部分。「我感覺人們也許不能理解我母親也許從來不能說出『我愛你』這樣的話，我感覺人們不會理解，這沒關係。」

和那種臣服男權快感想象的「閨閣文學」傳統背道而馳，19世紀以來的女性文學開始學著不再凝視、取悅男性（的標準）。不過，這種反叛的最開始幾乎是苦澀的——為反抗壓抑，甚至必須創造出一個顛覆的「瘋女人」的形象。從奧維德的《變形記》到《簡愛》到波伏娃的《破碎的女人》，到埃萊娜·費蘭特這幾年征服歐美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我們暗暗地為這種不詳、躁動的女性形象著迷又恐懼。但我們可以援引的描述正常的女性友誼的小說，依然少之又少。伍爾夫自傳性的《奧蘭多》，初衷是記錄她和Vita Sackville-West那說不清道不明的友誼，為了彌合男人和女人對友誼理解的巨大鴻溝，伍爾夫不惜讓主人公從男性變成女性，用「雙性同體」的突兀情節，讓男性被迫去面對、理解女性的情感經驗。

艾瑪·克萊恩（Emma Cline）的The Girls也並不是第一本描寫少女因為渴望被團體認同，而逐漸接受暴力、臣服，無法回頭的小說。阿特伍德 1989年的《貓眼》（Cat』s eye）是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理論流行后，第一次深入探討女性友誼暴力的小說。阿特伍德的主角伊萊恩花了好幾年才弄明白一直對自己施暴的考狄利亞的那種暴力的成因。在好些年裡，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兩個女兒都是兒子，因為「我害怕自己討厭她們……我不想將我的任何一部分傳遞給她們。」但The Girls寫的其實又是中產家庭的性別結構問題。幾乎是沒有迴旋餘地的嬉皮士精神，只是沒有了嶄新的遙遠的烏托邦想象，只有暴力、毒品和對「世俗」生活的厭倦。若非中產家庭的冷漠，以及厭惡母親對父親機械般的臣服，14歲的主角少女Evie也不會為更酷更成熟的Suzann拜倒，著魔似的要加入那個以嗑藥、搶劫和搖滾為生的小團體。

相比之下，在這幾本書中，The Nix對自身要處理的宏大、很有道德份量的60年代，給予了更為寬廣的關注。Anderson要去追述母親的過往時，作家讓那段歷史在一本母子關係小說里得體、有尊嚴地還魂。The Nix的編輯Tim2016年來過北京書展，私下交談時就已經承認這本書是《噴火器》（2013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女作家庫什納寫的一個摩托女車手捲入70年代紐約藝術界和無政府運動的成長故事）和弗蘭岑的《糾正》的混合體——聽起來有點詭異，但也很好地說明了女性和男性的視角在敘述里的融合會是多麼必然的趨勢。

非虛構：「歐洲中心主義」和「記憶」的再度解構

1976年，只有25歲的印度裔女學者斯皮瓦克在不知德里達是誰的情況之下，就憑一己之力將德里達的《論文字學》（Grammatology）翻譯成英文——這樣的出版故事多少有點讓人感嘆，在「學科化」、「專業化」的高牆還沒有變成一種特權通行證之前，出版業曾默默資助了多少有想象力的革命。2016年，這本書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重新修訂出版，研究了一輩子德里達的斯皮瓦克接受《洛杉磯書評》的採訪，欷歔當年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同時對比當下，感嘆曾經的解構主義是多麼給人啟迪。一個貧窮的印度移民的女兒，一個最不可能的譯者（沒有受過專業哲學訓練，母語既不是英語也不是法語），卻助產了解構主義在美國的流行——這樣的故事往往就已經解構了太多。斯皮瓦克重申，解構主義是一種批判的親密關係，而非疏離，她一直記得導師保羅·德·曼對弗里德·傑姆遜說的一句話：「你只可以解構你愛的東西。」在今天，當德里達批判的「歐洲中心論」已經成為一個充滿危險和不確定的前提和現實時，去追溯文本和意義的斷裂，通過批判性地面對曾經的「批判」，去學習解構我們所愛之物（詞語、概念、立場、歷史），從中召喚出對未來的某種認知——這種重讀在當下顯得尤為必要。

斯皮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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