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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招收背後的高校競爭力之思

圖片來源院千圖網

內地高校要做好留學生工作,關鍵在於提高學校本身的國際競爭力,吸引優秀學生選擇內地高校。

■本報見習記者 王之康

近日,一名叫毛玥的高三女生成為了武漢當地的「熱點人物」。這是因為她剛剛被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錄取,而且拿到了該校摺合人民幣213.5萬元的高額獎學金。這所大學以每年僅為0.9%的全球招錄比率,被譽為全世界最難考入的大學之一。毛玥之所以能被這所國外高校錄取,既得益於其優異的學習成績,同時也源於其豐富的課餘愛好和特長,而這些常常會成為國外高校錄取國內留學生的重要依據。

幾乎就在毛玥被錄取的同時,國內高教界正在進行著與此有關聯的一場討論。這場討論源於國內某些高校在招收留學生工作中正在進行的「申請—審核」制的嘗試,但這背後,則是高校該如何錄取留學生的更深層次問題。

筆試VS申請

所謂申請—審核制,簡單地說就是考生個人向留學目標高校提出申請,並按照對方要求提交相關材料,再通過初審以及綜合考核后,按照擇優錄取原則進行錄取的招考方式。在國外,大部分頂尖高校在錄取留學生時,所採取的均為這一制度。

與國外普遍實行的申請—審核制不同,高校在錄取留學生時,主要採取的方式還是筆試。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相較於前者,筆試的方式節省成本。

在接受《科學報》記者採訪時,江蘇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院長高靜表示,申請—審核制由於考量的綜合性而對申請者更加公平,但它的實施也必將使高校在招收國際學生時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這要比筆試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高靜說,「國內一些頂尖高校是有此實力實行申請—審核制的,但是對於像江蘇大學這樣的普通高校來說,實施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相對而言,高靜更願意推進「本土化」的國際學生招收方式——筆試。

「我們根據各個國家的考試系統,設定了各國學生不同專業大學部生的入學門檻。」高靜表示,在比較各個國家學生的學術能力時,其實是沒有辦法達到絕對公平的,只有參加了學校提供的考試或者統一的國際水準考試,大家才有可能在一個公平的情況下競爭。

在高靜的話語中,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個詞便是「公平」。事實上,對於一項錄取制度而言,最受公眾關注的一點也是制度本身是否公平。

需要注意的是,申請—審核制雖然在國內高校錄取留學生工作中所用不多,但在諸如博士生招生等其他領域,這一制度已經被很多高校所採取。而在多年以前,該制度首次在博士生錄取工作中被嘗試的時候,公眾所質疑最多的同樣是公平問題。只不過,當時的公平問題更多針對的是高校內部人員的徇私舞弊;而在留學生招生領域,「公平」問題更多地指向對缺乏統一考試所造成的錄取標準降低的擔憂。

對此,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向《科學報》記者坦言,申請—審核制本身並不會造成國際學生入學門檻的降低,因為國外一流大學在招收國際學生時也都實行申請—審核制。

而北京交通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劉彥青對此的表述則更加直白:「不再筆試,其實是更難了。」如果是筆試,錄取與否主要取決於考試成績,考了高分基本就可以錄取。但改成了申請—審核制,加大了學校的招生自主權,綜合考量申請者的素質與能力,進而實現提高生源質量、優化生源結構的目標。

質量VS規模

實際上,無論是規範化的考試,還是申請—審核制,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國際學生的質量。而高校之所以會如此重視國際學生的質量,是因為要建設成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開展常規的留學生教育是必然選擇。

「評價世界一流大學通常會有一個指標,那就是攻讀學位的國際學生比例,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學,這一比例達到了20%。」熊丙奇指出,這一方面體現了學校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是學校生源多元化的要求。如果一所大學只招本國學生,是很難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

近年來,內地高校的確非常重視留學生工作,「但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內地高校雖然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排名逐年提高,但大多並沒有轉化為招生吸引力。」熊丙奇說。

有數據為證——哈佛、劍橋、牛津等國外一流大學的留學生比例都已超過20%,不少已達到30%,但國內高校基本連10%都達不到。

由與全球化智庫研究編著、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人才藍皮書《留學發展報告(2016)》指出,2015年,在海外留學的學生達到126萬人,位列留學生輸出國首位;同年,來華留學的外國學生總數還不到40萬人。歐美同學會理事、《留學生》雜誌編委艾曙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傳統的公費留學生大多是去讀研,現在已有很多學生自費出國進行大學部乃至中學階段的學習。

面對這一情況,高校是堅持招生標準以保證留學生質量,還是降低招生標準以增加留學生規模?

在熊丙奇看來,目前大多數內地高校選擇的是先增加留學生規模,這勢必會引來質疑,給內地學生帶來強烈的不公平感,同時也會影響留學事業的聲譽,使其陷入惡性循環——生源質量低、培養質量低、留學生素質低、令其他學生不願意選擇留學。

對於熊丙奇的觀點,劉彥青也深以為然。

「從眼前來看,留學生規模增長過快,社會服務、管理水平跟不上,就會產生很多隱患,比如醫療、生活服務、學業指導、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問題;從長遠來看,還會砸學校的牌子。」劉彥青說,「只有循序漸進,逐漸發展,才能避免這些問題。」

競爭力VS吸引力

那麼,怎樣才能提高內地高校對留學生的吸引力,在確保質量的同時也能擴大規模呢?

劉彥青認為,高校應積极參加國際教育認證體系,打造英文授課品牌課程,提升學校國際競爭力。

與劉彥青的觀點類似,高靜的想法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就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根據留學生的需求,量身定製教育服務項目。並且,包括她所在的江蘇大學在內的一些高校也切實做出了探索,通過打造留學品牌,提高入學門檻,大力推進預科教育,切實提高自費生生源質量。

2016年2月,哈工大、西北工大、華東師大等28所高校與上海漢聲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共同發起成立「留學預科教育聯盟」(以下簡稱CCN),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打造標準化自費預科項目,成員現已增至38所高校。CCN成員高校通過互補性合作,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海內外預科項目,提升各成員院校的留學招生數量、留學生源質量與社會聲譽,實現成員院校在來華留學教育方面的提質增效。

「由於人力、物力不足等原因,以一個高校的力量去吸引留學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構建了CCN這個平台。」高靜說,大家資源共享、相互抱團,這也是內地高校提高生源質量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劉彥青和高靜的觀點偏重於技術層面,那麼,熊丙奇的看法則更有些改革的意味。

「內地高校要做好留學生工作,關鍵在於提高學校本身的國際競爭力,吸引優秀學生選擇內地高校。」熊丙奇說,但是與國外一流大學高度重視大學部教學不同,正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校更重視學術研究而輕視教學。

「說到底,留學生招生、培養中的問題,是學校功利辦學在留學生教育中的體現。」熊丙奇說。

如今,已經正式啟動「雙一流」建設,而對於大學和學科是否具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熊丙奇認為,只有申請進入內地高校與申請進入哈佛、牛津等高校一樣難時,我們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而且,這也是所有高校在建設世界一流過程中必須直面的問題。

記者手記

在留學生錄取工作中,對於「公平性」的擔憂並不是學界所獨有的。甚至可以說,普通公眾對此的關注度要大得多。這並不奇怪,在國內,無論是聯考、考研還是公務員的選拔,只要是與人才選拔有關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公平」與「效率」的抉擇之中,難以脫身。留學生錄取當然也不能免俗。

必須承認,公眾對於各種招生制度公平性的擔憂是有道理的,畢竟在國內的每項考試,其競爭的激烈程度都是國外類似考試所不能比的。在此情況下,任何一點在公平性上的疏忽,都會導致更多的人受害。

然而,正是這些「有道理」的公平性擔憂,卻在客觀上導致了很多在國外可以很好執行的政策,在國內卻寸步難行,至少也是爭議多多。比如已經實行了十多年的自主招生制度,再比如去年曾引起國人關注的江蘇聯考減招引家長抗議事件。

於是,我們似乎不得不面對一個頗有些尷尬的現實——公眾焦慮與制度本身都有足以堅持自己立場的理由,但卻因此導致了兩者之間的隊里,最終損害的還是高等教育本身。

當前,的高等教育已經完成了在規模上的擴張,進入了內涵式發展的新階段。此時也正是各種改革制度頻繁出台的時期,如何處理好這一對矛盾,應該引起相關人士的思考。

《科學報》 (2017-02-28 第5版 大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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