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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如海,作家如帆

徐則臣的寫作之路

知道徐則臣的名字比較早,但那時候他在我眼中是如過江之鯽的年輕作家之一。而認認真真地想認識徐則臣,是2004年他的中篇小說《跑步穿過中關村》發表。那個小說以在中關村賣盜版碟的年輕人為主角,寫他們在當時的「矽谷」,在這個匯聚了無數「夢」的地方,為生活而奔跑,寫他們「漂」在北京的韌勁兒和挫敗感。他們身處底層,但他們蓬勃無懼。這種充滿了青春氣息的生命力澎湃在小說的字裡行間,很感染人。

那時候還沒有「蟻族」的說法,文學對社會階層的變動和重新排序也還沒有太多的關注。生於1978年的徐則臣那時也很年輕,對他而言,用文學捕捉現實和時代的「新苗頭」,預言社會的新變化,更多的也是一種「寫作無意識」。觀察一個作家的寫作履歷,我們經常會體會到所謂「直覺世界」和「概念世界」的此消彼長——前者佔上風的時候,作品常能直擊內心;而後者發達的時候,作品常能碰撞出思考。

《跑步穿過中關村》

徐則臣/著

當時的他,從南京來到北京,來到北大讀書,對環境和城市的感受異常強烈,寫了一系列反映「新北漂」生活的小說——這些「新北漂」不再是以王剛的《月亮背面》、邱華棟的《城市中的馬群》為代表的60后,那一代人攜帶著社會轉型、意識形態轉型、經濟意識轉型的痕迹,充滿了理想主義的野心和自我實現的願望。

徐則臣筆下的70后北漂,大多是來北京讀書的學生,渴望成功的「狼性」色彩黯淡了很多。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大學已經不能帶給他們身份意識和安全感,而知識又讓他們能夠從更高的角度認清這種命運。於是,這一批「北漂」變成了身為螻蟻而有困獸之志,塵土衣冠而有江湖心量的一批人。他們行動上循規蹈矩,精神上也四處碰壁。跟尋求成功相比,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我確認和自我打量上。徐則臣用《啊,北京》、《三人行》、《西夏》等好多中短篇,寫了這樣的群體,從而也記錄了一個階段的北京。

時至今日,《跑步穿過中關村》已經成了徐則臣的代表作,也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標誌性作品。這個小說發表的第二年,他獲得第四屆「春天文學獎」,得到王蒙等文壇前輩的扶掖點撥。之後,他開始扎紮實實在寫作的路上精耕細作,逐漸長出了大氣象。至今已經出版了兩部很有影響力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當然,他也一路邊耕耘邊收穫,變成了純文學接力棒中的佼佼者,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都被他收入囊中,還入圍了最新一屆的茅盾文學獎。因為在寫作上的影響力,他還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青年領袖」。

《耶路撒冷》:到世界去

讀徐則臣的小說,紮實和精細是最直觀的感受。他追求意蘊,更追求貼切和準確。文學天分,加上學院訓練,以及從南方到北方、從鄉村到城市的生活體驗等等,都使得他願意在寫作中加入思考的含量,這讓他的小說從最開始的時候就顯得有些「少年老成」。讀小說的人大多有過這樣的體驗:有時候,是單純到極致動人心魄;有時候,又是複雜到一言難盡讓人慾罷不能。而擅長理性思考的作者,往往追求后一種。

這在他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里體現得比較充分。這部小說他醞釀了很多年,作為見證者,我知道他在故鄉和城市之間的細節調配,知道他對結構和人物的推敲和選擇,也知道他對敘事節奏的掌控,更知道,他在寫作之中,會思考如今小說閱讀環境的新變化,思考純文學的變化。他想用小切口書寫大時代,想寫70后這代人的精神史,想寫一部戳得住的大作品。

《耶路撒冷》

徐則臣/文

從最後的效果看,他做到了。《耶路撒冷》在文學界已經變成了展現70后精神履歷的代表作。無論生存環境如何變化,70后都註定了是都市化進程中承上啟下的一代,是從鄉村到城市流動漂泊的一代。先天的種種要素決定了,他們無法做到如80后、90后那樣「與大時代脫節,在小時代逍遙」。他們有地理上的故鄉,但精神上已難依附;他們身在城市,但心理上沒有歸屬感;他們的物質生活有了改善,但又清楚地知道,人不能靠著物質支撐自我的價值。

正如著名的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西美爾說的:「金錢是通向幸福的橋樑,但人不能棲居在橋上。」但棲居在哪兒呢?西美爾沒有答案。70后也是如此,在時代迅疾變化不斷給人造成緊張感和無力感的狀態下,70后似乎變成了最「擰巴」的一代,變成了現實和自我期待落差最大的一代。精神上的無所依傍,使得他們尋求自我救贖的願望更為迫切。

在《耶路撒冷》中,徐則臣寫道,主人公初平陽要去耶路撒冷留學,留學之前先返鄉賣房子。從北京回到故鄉,從都市到縣城,童年的夥伴都已到而立之年,故事一大把,命運各不同,但每一個故事和命運背後實際上都牽扯著時代的神經末梢。

在《圍城》里,方鴻漸說:我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時髦,鄉氣的都市化。實際上,作為返鄉者的方鴻漸,恨的又豈止是摩登姑娘,父親、兄長、鄉情倫理、繁文縟節,總之,穿大褂的故鄉所代表的一切,都在穿西裝的他鄙薄的範圍內。儘管在外面一事無成,但長了一肚子的見識;雖心中知道拿的是買來的文憑,算不得衣錦還鄉,但終究也是新學的代表,故鄉的「他者」。

從這個角度說,初平陽有點像新時代的方鴻漸,只是沒有那麼多的刻薄,也沒有那麼多的自我嫌棄。初平陽骨子裡是個老實本分的青年,面對故鄉、面對自己這一群人的人生,他沒有嬉笑怒罵,只有心思細密、眉頭緊鎖的思考。在書中,徐則臣都為這種思考專門設置了副結構,那就是初平陽的專欄,每一篇思考一個話題。

而因為這種思考,小說充滿了象徵意味,或者叫可闡釋的空間。「耶路撒冷」這個書名自不必說。真實中的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聖地,是「和平之城」,象徵意義不言自明。而另一部跟它有關的,比較有名的是南非的電影《耶路撒冷》。在那部電影里,導演說:「有金錢的地方,總是難免伴隨著貪婪與罪惡。」所指也非常明確。到了徐則臣筆下,它還是飽含著這種象徵意蘊。

作為縣城的故鄉某種程度上就是整個城鎮化進程的縮影,而花街上的兩代人,則正好見證了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價值觀的崩毀和重建艱難。費孝通在《鄉土》中說,熟人社會是鄉土的倫理根基可謂切中肯綮,然時隔近百年之後,鄉土依然是熟人社會,但既有倫理秩序卻被市場經濟、人口流動、城鄉融合所打亂。舊的崩毀,新的尚未建立的時候,花街人在尋求這種熟人社會的新的立足點,在重建秩序——無論對個體還是對群體,徐則臣不止在焦慮一代人的精神沒有著落,他還從未忘記焦慮倫理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消失。他守著一種屬於文學的道德感:一個文本,怎麼可以不觸及社會問題,不面對社會真實呢?

《王城如海》:回來

最近,徐則臣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王城如海》。書名源自蘇東坡《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的詩句「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看詩名即可知,這是一首灰色調、感時傷世的詩。楊絳也曾有文《隱身衣》,讚賞蘇東坡的這一句,也讚賞莊子所說的「陸沉者」。這樣的詩句,總是和讀書人有關「窮達」的理想,有關「隱逸」的渴慕分不開。不能兼濟天下的時候,要追求獨善其身,這是讀書人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所謂人在社會中,就是在社會角色中、社會關係中,「悠然見南山」總歸是一種理想境界,能做到的寥寥。蘇東坡更是在「仕隱」之間身不由己了一輩子。《王城如海》的主角余松坡也是讀書人,是一個人到中年的海歸,一個先鋒戲劇導演。在《耶路撒冷》里,徐則臣不停地寫到,所有人,尤其是身處基層的人,「到世界去」的願望,寫他們對城鎮化、都市化,乃至國際化的嚮往;而這一部,他筆鋒一轉,寫那些看盡世界繁華的人「回來」的迫切。他們之去國歸國,不是落葉歸根,也不是鄉情難忘,而是文化尋根,是個人價值尋根。當然了,對余松坡而言,還另有隱情。

《王城如海》

徐則臣/文

導演余松坡有隱衷,有病痛,當然更有揮之難去的心結。小說從他一系列古怪的舉動開始寫,寫他偶爾半夜發瘋,需要二胡曲《二泉映月》方能恢復平靜;寫他在霧霾天去看天橋上的瘋子,讓人難以捉摸;寫他在導演的話劇觸及「蟻族」問題時面對壓力,卻頂著壓力堅持不改等等。好多情形,都是通過家裡小保姆羅冬雨的眼睛觀察到的,情節的一步步推進,余松坡的秘密抽絲剝繭式的呈現,也是通過小保姆的社會關係——她的男朋友,快遞員韓山;她弟弟,準備考研的大學生羅龍河;她弟弟的女朋友,想要在余松坡話劇中扮演角色的表演系學生。

有意思的是,海歸導演的社會關係網是以他的保姆為中心織就的。在《耶路撒冷》里,徐則臣反覆在寫,無論主人公想去哪裡,他的社會關係網還是以故鄉為中心的,父母家人,同學朋友。對一個出身鄉土的人而言,故鄉是永遠的底色,是深入土壤深處斷難拔出的根基,是千絲萬縷的情感牽絆。

而這一部,海歸導演的故鄉除了承載著他舊日的苦痛,代表著他的噩夢,也掩蓋著他為個人前途而在那個特殊的夏天告密的人格污點之外,已經毫無可戀。除了普通話中夾雜的鄉音難改,余松坡欲斬斷與家鄉的所有聯繫而後快。然而,家鄉,或者說鄉土,還是以網狀向他罩來,回到幾乎就意味著回到這個網中。

所以,徐則臣在書中才會說:無論北京有多少繁華,有多少風光,有多少光鮮時尚,有多少國際化,它始終都有「一個鄉土的基座」。通過這樣的方式,徐則臣在洞悉一種現實,同時更是在表達自己的階層觀、城市觀和時代觀,當然這也是這部小說某一方面的深意和價值所在。雖王城如海,然一身之藏卻難於青天!

值得思考的是,《王城如海》無意中還觸及到了更大的問題,或者說,它作為文學作品,「源於生活」的那部分更可堪關注。近年來,尤其是大學生村官制度設立、讓很多青年直接深入基層之後,包括一些社會調查學者開始關注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問題,也包括以《在梁庄》為代表的一批書寫農村現狀的作品出版之後,甚至還包括春節期間廣受關注的博士返鄉話題的討論等等發酵之後,知識分子階層對鄉土現狀的了解和書寫,也成了頗為重要的話題。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來的鄉村破敗和新的鄉村建設問題擺上了社會日程。對書寫者而言,故鄉,到底是我們該閉著眼睛抒情的對象,還是該睜開眼睛直面的問題;到底該是情懷癌的集散地,還是該成為知識理性的試驗場。如何書寫鄉村,甚至都變成了衡量寫作道德的尺度。無論如何,一個作家,唯有眼皮貼近地皮,才可能見到真草根,也才可能觸及真問題。

小說中,余松坡雖沒有返鄉,但他返回了故國,所以他的話劇《城市啟示錄》,直接就遇到了「蟻族」的真問題,還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看大學生和媒體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很有意思,與網路上各種觀點的交鋒如出一轍,也極好地拓展了這個十萬字左右的文本的社會容量。

小說中觸及到的,又豈止是這個問題:霧霾之城、偶像崇拜、階層隔閡等等,也都在統攝範圍之內。總之,問題意識和時代意識,而不是情節意識和情感意識,在徐則臣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成了主導。因而他設置了話劇和主敘述的雙結構,設置了面具、二胡曲等等象徵性元素,他儘可能地讓文本既可閱讀,又可闡釋;既可感,又可想。甚至某些時候,為了濃縮度和深度,他都放棄了故事空間。

徐則臣筆下的青春

著名的文化學者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說:「一個社會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找不到語言來表達時可悲的。」的文學讀者,在對創作現狀不滿意的同時,也的確應該看到,被超常的「速度」裹挾的一代作家,如何尋找恰切的語言和意象來書寫時代,如何典型化紛紜複雜的現象,是很大的難題。也因為這個原因,每當我們遇到《王城如海》這類文本的時候,會忽略它藝術上的不完美。因為它至少從某一個側面記錄了時代的樣貌,保存了時代的情感。尤其是如徐則臣這樣的年輕作家,從更典型的意義上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

這種青春,曾經是「京漂」系列小說中的又奮鬥又迷茫的樣子,也曾經是《耶路撒冷》里又希望又失望、又充滿朝氣又手足無措的樣子,還是《王城如海》里,如羅龍河般「長大不成人」的樣子。他奉余松坡為偶像,無條件崇拜,同時,偶像又會因一根稻草而坍塌,讓他走向幾乎致人死命的極端。

與作為小保姆的羅冬雨和作為快遞員的韓山的青春相比,作為大學生的羅龍河的青春更引人關注。並非出於社會的或者文學的歧視,而是因為,受過教育的青年,總歸是代表了階層流動的希望。而一個健康的社會,階層不應該是固化的,而應該是很多青春都被許諾充滿了自我實現的可能。

顯然,現實決定了小說中無法充溢這樣的樂觀主義。羅龍河們甚至自己都不這麼想了。他們對蟻族問題的義憤,還更多地停留在情感和自尊的層面,他們無法理智認清自己的現實和未來。

羅龍河本人也是,他對余松坡的無條件崇拜,對個人生存現狀的接受,無不在展示當下一種青年人的狀態:相比於骨感的現實,他們彷彿都沒有想過「理想」這樣的字眼,更談不上是不是豐滿了。如果不是偶然得知女友曾經去找余松坡,舉止曖昧,他會全盤接受余松坡代表的階層帶給他的一切,尤其是精神上的。至於最後他揭開余松坡的傷疤,他內心中產生的莫名的恨意,都是由感情引發的。羅龍河這樣的青年,真實存在,但作家對他們保持了一種警惕。

從更宏大的角度說,在當今社會中,底層青年「生存容易、上升困難」的現狀,資本、人脈等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對奮鬥欲的瓦解,對個人奮鬥的價值和意義的銷蝕等等,都根本上改變了「青年」的文學形象和精神形象。羅龍河無意中掀開了這個問題的一角,可惜的是,作者並未全面展開。否則,《王城如海》或許可以成為21世紀的《青春之歌》或者城市版的《平凡的世界》。青年,一直都應該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最富有活力和希望的群體。在城鎮化大致完成的,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青年的道路和命運也應該最牽動文學的神經和時代的神經。

小說的末尾,徐則臣附了一個很長的後記。後記中,他幾乎是不厭其煩地寫到了自己的種種無力和疲憊。對上有老下有小的作家而言,生活並不會因為創作需要飽滿的激情,需要理想的含量,需要思考的深度,就會對他網開一面。它還是會「公平」而無情地顯露「一地雞毛」的本色。因而,「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就面臨著更大的難度,自我突破的難度。

無數的文學案例表明,生活本身可能會給作家帶來深深的挫敗感,讓他筆下的世界蒙上一層灰灰的顏色。它也可能會轉化成一種積極的能量,讓作家日益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它越是磨損人,越是催逼著作家從灰塵中擦拭出靈魂和精神的亮度,用以照亮整個文本世界,進而再去照亮全部的生活。不僅是自己,還包括他人的。

對於已經生長出大氣象的徐則臣而言,這絕非簡單的勵志。對於以徐則臣為代表的70後作家群體而言,這也絕非簡單的感同身受。寫作之所以被稱為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其魅力和難度就在於此。它要求作家不斷地延長青春的時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惟其如此,才能面對敞開的生活之海,捕捉無窮無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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