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滕威：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相遇——也談翻譯中的「文化轉向」

編者按

本文從追溯「翻譯研究」的歷史入手，通過勾勒「翻譯研究」的理論脈絡，指出其最重要的兩位思想家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所倡導的「文化轉向」實際特指轉向文化研究。同時，文章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相遇帶有某種必然性。由於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為文化研究理論敞開了參與實踐的空間，因此這種相遇為翻譯研究帶來的不應該僅僅是學院內部的知識生產，而是以翻譯展開文化游擊戰，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可能。本文認為這才是「文化轉向」的意義所在。

感謝作者滕威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滕威

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相遇

——也談翻譯中的「文化轉向」

近年來，經常看到一些討論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的文章，一時間「文化轉向」成為一個很時尚的話題。但是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對以后結構主義為代表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歐洲人文思想發展的了解，沒有對「翻譯研究」來龍去脈的掌握，很難清晰闡明翻譯研究發生文化轉向的語境，以及所謂「轉向文化」究竟意指為何。因此，本文試圖在這些方面做些補充論述。

01

一、翻譯研究的發展

福柯

首先要指出的是「翻譯研究」，並不是泛指對翻譯的研究，而是特指20世紀70年代開始學科化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理論與實踐。[i]翻譯研究從一開始就不再圍繞「翻譯如何更忠實於原著」做絕望的探尋，而是轉向以譯文為中心，討論翻譯文學如何影響目標文化（target culture）。這直接受了來自歐陸的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傳統翻譯理論始終建立在對「原文」、「譯文」的本質化定義之上，原文和譯文之間的等值關係（equivalence）被認為是顛撲不破的。那些關於翻譯的討論經常是經驗主義的，總在探究如何使譯文與原文等值。但在後結構主義者那裡，什麼是原文，這首先是應該被質疑的問題。福柯在《什麼是作者》中提示要將作者視為一系列的主體位置而不是一個實際的個體，因此作者並不擁有什麼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只是履行話語賦予它的功能。換句話說，誰是作者並不重要，重要在於話語是如何形成和運作的。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則徹底消解了作者對於文本的絕對所有權。如果文本自身沒有意義，它的意義都是閱讀中重構出來的，那麼「原文的意義」又從何談起？如果原文的權威性變得可疑的話，那麼傳統翻譯理論關於原文與譯文關係——譯文被視作次之於原文，只能是原文在另一種語言中的複製，而且多數時候是背叛和誹謗——的界定，也立刻會呈現出叢生的裂隙。[ii]解構主義借用本雅明的「來生」（afterlife）概念，[iii]提出原文依賴翻譯而生，沒有翻譯，就沒有原文；每一次翻譯都是對原文的重寫。德里達說，翻譯產生於原文的內在法則，原文的結構中存在著被翻譯的要求和慾望——對本雅明所說的「生存」的（survival）渴望，[iv]因此原文一開始就呈現匱乏，就請求翻譯，負債於翻譯。[v]可以看出，語言學轉向之後，翻譯被從原文的陰影中逐步拯救出來，對翻譯的研究也逐漸擺脫以價值判斷為主的經驗主義討論。日後創立的翻譯研究作為一個新興的人文學科，不斷汲取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理論資源，開始成為生產批判思想的生機勃勃的領域。

本雅明

早期翻譯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描述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簡稱DTS）[vi]的個案分析，而其理論貢獻則來自埃文－佐哈爾（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vii]作為一種理論模型，多元系統理論顯得有些「粗陋」，[viii]但它將翻譯視為目標文化變遷的主要形塑力量，這為翻譯研究打開了許多面向。正是在它的啟迪下，翻譯研究開始關注翻譯文學在目標文化中的建構作用。「多元系統理論」使翻譯研究超越形式主義階段，開始將更廣泛的歷史語境納入視野。既然本土文化的改變越來越依賴翻譯，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越來越通過翻譯來建構，了解翻譯的過程如何進行以及哪種翻譯被生產出來也就越來越重要。為什麼是這些文本被翻譯了而不是其他的？翻譯背後的動機是什麼？翻譯技巧是如何被用來服務於某種特定動機的？在這些動機的控制之下譯者是如何被利用的？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使得翻譯過程中原來被遮蔽或被視作透明的因素一一現身，比如譯者、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制度、市場……。正如勒菲弗爾所說，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ix]「翻譯中的每一步驟——從外國文本的選擇到翻譯策略的執行，對譯本的編輯、評論以及閱讀——都是由目標語言中流通的不同文化價值造成的，而且總是處於階級的秩序之中。」[x]因此，無論是在源文化還是目標文化中，翻譯總是陷入權力關係網中。於是，翻譯研究所要關注的就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它必須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展開自己的討論。這就是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所呼喚的「文化轉向」。[xi]

02

二、何謂「文化轉向」？

其實，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所提倡的「文化轉向」特指轉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巴斯內特曾經將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發展脈絡進行對比，指出它們都經歷了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的路線，但卻一直是平行發展，從不發生關聯。[i]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它們的相遇卻含有某種必然性。畢竟，文化全球化意味著我們都生活在「翻譯」的世界里。[ii]雪萊·西蒙說，文化轉向將翻譯界定為一個傳介過程（mediatation），它不是超越意識形態之上，而是穿行於其中。[iii]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在呼籲翻譯研究轉向文化時，明確提出所謂「轉向文化」就是要去研究翻譯過程中複雜的文本操控是如何發生的。[iv]勒菲弗爾就此提出一種「操控理論」（Manipulation Theory）[v]：意識形態、贊助人（patronage）、詩學（poetics）、文化體系（universe of discourse）、翻譯與語言發展和教育、翻譯策略、中心文本與中心文化（central text and central cultures）等七個方面的因素參與操控翻譯過程，並制約著翻譯文本的生產。[vi]他還借用布迪厄「文化資本」的概念，指出包括翻譯、文學批評、出版等在內的文化工業共同構造了外國文學的形象，而這些成為精英階層的文化資本。[vii]

勒菲弗爾在此凸現了翻譯中的權力問題，他和巴斯內特等操控學派的學者將翻譯文本作為編碼、解碼的批評實踐的場所，試圖從中發現權力的隱蔽結構。其實，從勒菲弗爾的操控理論中，可以發現它同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之間的關聯。對阿爾都塞來說，「沒有不利用某種意識形態和不在某種意識形態之內的實踐」，因此，無論寫作還是翻譯都必然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實踐。但是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一樣，操控學派雖然在揭露翻譯中的權力結構方面極富闡釋力和顛覆力，但它將權力視作本質化的存在，似乎譯者只能被動地為其意識形態所利用，而完全喪失主體性。同時，它將操控翻譯的權力僅僅歸結為皇權、政府、宗教等特權階層所有，而忽視了可能存在的各種合謀現象。為了從阿爾都塞式的結構主義範式帶來的僵化中拯救自己，文化研究轉向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戴錦華教授說，葛蘭西理論對於文化研究最大的啟示不在於他指出社會中存在著文化霸權結構，統治階級實際上是藉助這種結構才得以維護統治；也不僅在於他揭示了一個阿爾都塞其實以另一種方式已經揭示過的事實：赤裸裸的暴力的國家機器是很難真正進行統治的，必須配合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才能夠運行；而在於他指明文化霸權結構要想成為霸權就必須吸收並內在地包容被統治階級的文化於其中，即必須包含那些它試圖放逐的文化，否則它將不能成功地統治。[viii]於是，文化變成協商和鬥爭之所；與權力的共謀及對權力的抵抗可能同時存在。在每一個可能的文化領域中，隨時可以展開「文化游擊戰」，也隨時可能被招安。從權力到霸權的認識轉變，其實我們要反抗的對象並未改變，但是反抗的現實可能性和力量卻因此被釋放出來，人的主體性被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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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L SEVICE STAMP

但是在翻譯領域中，強調翻譯必須與原文對等有著久遠的歷史；因此，譯者是不可見也不能現身的。果戈里說，「理想的譯者應成為一塊玻璃，透明得讓讀者感覺不到他的存在」。譯者隱身得越成功，譯文與原文的對等度就越高。如果從譯文中完全感覺不到譯者的存在，翻譯就會象科學一樣值得「信任」。較早對主體性問題進行思考的是法國學者貝爾曼（Berman）。貝爾曼認為，譯者絕不是一個消極地接受文化規則複製出來的中轉站，譯者的主體性必須被理解為傳介活動的複雜過程的一部分，這種活動為積極的和批判性的干預留下了空間。[ix]20世紀90年代，韋努蒂藉助后結構主義的思想資源，通過重新定義翻譯並恢復譯者的在場，從而顛覆了以往的翻譯史寫作。在《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中，韋努蒂為翻譯下的定義是：翻譯是譯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語中的能指鏈來代替源語文本中的能指鏈的過程。可見，譯者主導著翻譯的過程，決定著採取怎樣的策略進行翻譯。而透明僅僅是翻譯策略中的一種——歸化。相對於歸化而言，韋努蒂更提倡異化的翻譯。而且，他將選擇異化策略視作自覺的抵抗實踐。他說，「反對英美傳統的歸化，主張異化的翻譯，其目的是要發展一種抵抗以目標文化價值觀佔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x]在後殖民的語境中，韋努蒂的抵抗還意味著反抗翻譯中的「我族中心主義的暴力」。[xi]而對很多女性知識分子而言，不可缺少的鬥爭面向是如何在翻譯中放置女性主義的立場，從而反抗男權文化的暴力。芭芭拉·戈達爾（Barbara Godard）主張女性主義譯者應該炫耀她對文本的控制，她的女性的翻譯策略。[xii]而雪萊·西蒙則從質疑「翻譯是女性的」[xiii]這樣的傳統翻譯思想入手，主張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必須研究翻譯如何被女性化這一過程，以此動搖支持這一聯繫的權威結構。[xiv]既是理論家又親身參與翻譯實踐的斯皮瓦克強調，女性主義譯者的任務是把語言看作揭示性別化能動機制之運作的線索；因此使自己處於譯者的位置，使自己成為中介的主體，這樣才能在翻譯中實踐女性主義的批判立場。[xv]同時，作為來自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斯皮瓦克「翻譯的政治」的規劃中不僅包括女性主義的視野同時納入了后殖民主義的思考。也就是說，種族/階級/性別三個向度之中的身份認同問題成為全球化語境中的翻譯研究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也發生了「翻譯轉向」——翻譯成為文化研究必須予以關注的領域。[xvi]

03

結語

從上文論述中可以看出，在「翻譯研究」的語境中，文化轉向特指翻譯研究吸收當代西方批判理論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發生的研究重點的變化，即開始關注翻譯的媒介本質，[i]翻譯過程中的權力運作機制，翻譯中的種族/階級/性別議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指超越語言學層面，轉向文化視野；翻譯不僅是語言交際，進行文化交流才是翻譯的根本任務。另有學者把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理解為從文字翻譯到文化翻譯的轉變。這些其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文化研究，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實踐理論，而不是對文化的學院式研究——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因此，翻譯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的實踐意義。這種轉向絕不僅僅意味著大量的知識生產，而是如何在翻譯實踐中進行文化抵抗和鬥爭。這正是韋努蒂、斯皮瓦克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反覆強調的「翻譯的政治」。在他們看來，翻譯恰恰是一個爭奪文化霸權的場域，因此譯者的主體性、翻譯策略的選擇都是文化抵抗的重要因素。比如一個第三世界的譯者究竟應該如何翻譯西方文本？一個女性譯者在翻譯中突顯自己的女性身份意味著什麼？因此，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更關鍵的是轉向葛蘭西——它為翻譯研究打開了一種面對現實的文化實踐可能，而不僅僅是又一片學院內知識生產的處女地。

奧克塔維奧·帕斯

奧克塔維奧·帕斯認為，世界在我們面前呈現為日益堆積的文本，而翻譯是我們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儘管每一個文本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同時它又是另一文本的翻譯：翻譯的翻譯的翻譯。[ii]帕斯的意思似乎也可以被理解為德里達的「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在全球化時代里的延伸，即「翻譯之外一無所有」。沒有翻譯，我們如何想像自我與他者，如何接近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說，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相遇，將帶來一個廣闊的理論與實踐的空間，尤其是對第三世界的知識界而言。

註釋

「翻譯研究」，指1976年在比利時魯文天主教大學召開的「文學與翻譯」研討會中成立的一個新的專門學科。其創始人之一霍姆斯（James Holmes）於1972年丹麥哥本哈根的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研討會上發表《翻譯研究的名稱及性質》的論文，後來這被視作是該學科的奠基文字。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在1976年的研討會上發表了《翻譯研究：學科的目標》的宣言，他被視為翻譯研究真正的創始人。

解構主義者對翻譯史的研究表明，中世紀的譯者並沒有原文高人一等的觀念；那是啟蒙主義的產物。（Susan Bassnett , Introduction, Susan Bassnett& Harish Trivedi (e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1-6；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Susan Bassnett& André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原版影印本，2001年: 123.）

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說，譯文標誌著作品生命的延續，它是原著的來生。本雅明「來生」的概念的意義在於，他賦予了翻譯獨立於原著的價值。他說「如果翻譯的本質在於求得和原著相似，那麼任何翻譯都是不可能的。」原著在翻譯中發生了質變，否則不能稱之為來生。翻譯經歷了原著語言的更新和自身語言的降生。因此本雅明說，正是翻譯點燃了作品永恆生命和語言無休止更新的火焰。參見《本雅明：作品與畫像》，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pp115-135。

德里達不把本雅明的這個德文概念「Fortleben」翻譯為死後的生命（來生），而翻譯為「生存」。他認為原文與譯文的關係是生命與生存的關係。德里達：《巴別塔》，見郭軍、曹雷雨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吉林人民出版社。

德里達：《巴別塔》，同上。

霍姆斯將翻譯研究分工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其中純翻譯研究下的一個分支叫做描述翻譯研究。在霍姆斯之後的20年中，DTS是翻譯研究中發展最快、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以色列學者圖裡（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譯學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5）一書系統闡明了DTS的方法論。

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認為，文學是一個多元系統，翻譯在其中占的位置可以是主要的，也可以是次要的，這要看當時的文化語境。在三種情形下，翻譯文學在目標文化中佔主要位置，即積极參与建構多系統的中心；這三種情形是：1.當這個多系統尚未完成，即該文學處於「年輕」或正在建立中；2.該文學處於「邊緣」或「弱勢」階段；3.該文學正處於「危機」或轉折階段。參見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張南峰譯，北京：《翻譯》，2002年7月，pp19-25；以及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進版，2004: 106-145。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126.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進版, 2004: 1-13.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André Lefevere&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0.

巴斯內特根據安東尼·伊索普（Anthony Easthope）的《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But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認為，翻譯研究也經歷了伊索普所勾勒的文化研究的三個發展階段——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而翻譯研究三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分別有：文化主義——奈達（Eugene Nida）和紐馬克（Peter Newmark）；結構主義——埃文－佐哈爾和圖裡；后結構主義——雪萊·西蒙（Sherry Simon）和尼蘭迦納（Niranjana）。巴斯內特主張翻譯研究向文化研究靠攏，顯然包含著試圖改變翻譯研究在學院內部的邊緣地位、捍衛學科自身利益的意思於其中。（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早在1990年，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在號召翻譯研究的轉向文化時，同時提出重新劃定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的界限，認為不考慮翻譯，就沒有比較文學的研究；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把比較文學納入翻譯研究的範疇，而不是把翻譯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的範疇。（André Lefevere&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從這些主張中都可以看出兩位翻譯研究的先驅如何篳路藍縷，不斷在各種學科的疆界中劃定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和領域。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6: 134.

參見雪萊·西蒙：《翻譯理論中的性別》，吳曉黎譯，陳順馨校，見許寶強、袁偉選編的《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p317。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123.

勒菲弗爾的《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翻譯研究中較早對翻譯中的權力問題進行研究的論著；1985年赫曼斯（Theo Hermans）編輯出版了《對文學的操控：文學翻譯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集中了同勒菲弗爾一樣關注翻譯中的權力問題的學者（包括巴斯內特在內）的研究，他們因此被稱為「操控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1-13.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 Constructing Culture, 41-57.

戴錦華教授：《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2002年冬季文化研究集中課程講義」。

參見雪萊·西蒙：《翻譯理論中的性別》，見《語言與翻譯的政治》，pp350-353。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韋努蒂：《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查正賢譯，劉健芝校，見《語言與翻譯的政治》。

Bassnett,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Constructing Culture, 25.

英國16-17世紀的翻譯家弗洛里奧（John Florio）說，翻譯必然都有缺陷，因此一般被認為是女性。喬治·穆南的名言是「翻譯是不忠的美女」。將翻譯比喻為女性，在翻譯史中十分常見。

Sherry Simon, 「Taken gendered position in translation theo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1-38.

斯皮瓦克：《翻譯的政治》，許兆麟、郝田虎譯，劉健芝校，見《語言與翻譯的政治》。

其實，作為一種批判的、跨學科的理論與實踐，文化研究沒有為自己劃定特定的研究領域，性別、族裔、階級、語言、文學、傳媒、電影、大眾文化……它都涉足。我們也很難界定一個學者是不是文化研究學者，比如斯皮瓦克究竟是文化研究、翻譯研究還是性別研究、族裔研究學者？對於一個批判知識分子來說，每一種可能的批判思想資源（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也許都會被借重，每一個可能的踐行領域都不會放棄，無論它屬哪個學科，叫什麼名字。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這個命題也許並不成立。

因此，謝天振教授的翻譯研究理論著作不是命名為《翻譯學》，而是《譯介學》，強調的就是翻譯的媒介性。

Octavio Paz: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s」, see 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 (ed.)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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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希定：《腐女的文化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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