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電影如何抵達最大觀眾群

■本報首席記者柳青在電影單片票房「以數十億論英雄」的環境里，電影《二十二》的1.7億元票房顯得「尋常」。然而，這是一部紀錄片，一部以慰安婦倖存者為主角、主題嚴肅沉重、表達方式內斂低調的紀錄片；而1.7億元這個數字，是去年紀錄電影總票房(8292萬元)的兩倍。於是，它成了這個暑期檔《戰狼2》之外另一部值得討論的現象級影片———《二十二》創造的「票房童話」，是一個偶然的個案，還是一個讓人振奮的信號？藝術電影的春天真的來了？曾經，「能在院線中多堅持些日子」，就是對於上映的全部「野心」《二十二》的拍攝完成後，劇組捉襟見肘，完不了工，後來眾籌得了100萬元，20萬元用在後期製作，80萬元作發行費用，能在今年暑期檔進入院線，很是費了周折。公映前，主創們在若干城市跑「路演」時，導演謹慎地表達了他的「野心」：能在院線中多堅持些日子，吸引20萬觀眾，爭取票房過1000萬元。對於一部首映當天排片不到1.5%的影片而言，這的確是個「奢侈」的願望了。在《二十二》上映前不久，張楊導演的紀錄片《岡仁波齊》票房過億，被認為是紀錄片在商業院線中取得的重要突破。即便如此，回顧過去幾年裡若干紀錄電影的公映經歷，不得不承認一個客觀事實：紀錄片在電影市場面臨的境遇並不樂觀———2013年12月20日，張僑勇導演的《千錘百鍊》上映，被看作「紀錄片進院線」邁出的第一步。《千錘百鍊》記錄四川大涼山深處，拳擊運動如何滲透進一個普通中學教練的生命，並且改變了幾個年輕人的命運。影片在70個城市公映，是「歷史上最大規模公映的紀錄片」，而它最終的放映場次是383場，票房7萬元。2014年7月25日，范立欣導演的《我就是我》公映，影片以《快樂男聲》為背景，記錄一群少年在選秀過程中經歷的內心衝突和迷惘。「快男」冬粉並沒有為影片創造預期的票房，《我就是我》上映3天後就下線了，累計票房490萬元。2015年6月，《我的詩篇》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紀錄片金爵獎，但是影片延遲到2017年才有機會公映，票房止步於315萬元。在商業電影的壓力和夾縫裡，它們的放映空間仍然有限紀錄電影的票房能到千萬級別的，少而又少，2015年10月上映的《喜馬拉雅天梯》是難得的一部。在商業電影的壓力和夾縫中尋找有限的觀眾，這是紀錄電影面臨的現狀。因為《岡仁波齊》和《二十二》的票房成績，認定「紀錄片將是大銀幕票房的增長點」，很可能是一個過於樂觀的誤判。《二十二》的「逆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時勢」造就的。影片上映當天，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第二天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紀念日。由此輻射出的情感能量，直接成為人們走進影院的動力。何況，「22」這個數字本身構成一個具有強大感染力的故事：從1938年到1942年，日軍在徵召的「慰安婦」總計在20萬以上，到了2012年，全國公開身份的倖存「慰安婦」老人僅剩32位。導演郭柯有感於那些受盡磨難的老人們生命相繼凋零，拍攝了43分鐘的短片《三十二》。2014年，32位老人中有10人陸續離世，數字變成了「22」，郭柯開始拍攝長片《二十二》。電影上映2天前，影片中的黃有良老人去世，到8月14日那天，片中的22位老奶奶，只剩下8位了。論藝術手法，《二十二》不能算是一部「高明」的作品，它的視聽語言是淳樸單一的，甚至欠缺一個足夠自洽的內在邏輯，但它勝在真誠，導演以「真誠」贏得老人的信任，影片以「真誠」換來口耳相傳的口碑。《二十二》和不久前的《岡仁波齊》有個共同點，都是靠人際傳播的口碑提升上座率，換來更多的排片，在迅速翻篇的商業院線里「頑強」地爭取到放映空間。「過億」並非常態，健全的放映環境仍需努力隨著電影市場容量增加，觀眾對作品多樣性的需求增加，這是《岡仁波齊》和《二十二》獲得超常收益的大前提。在藝術院線和長線放映機制都不甚完善的當下，紀錄片和文藝片的排片仍然處在弱勢地位，只能靠上映后短時間裡的口碑作為賭注，排片率和放映時間是「博」出來、「賭」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作品的質量是硬道理，但是也要看到，觀眾的「自來水」是個不確定因素，會有相當數量的觀眾「誤入」，而這些「誤入」的觀眾很可能是留不住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遭遇的冰火兩重天是現成的例子。兩部電影的導演都是張楊，雖然一部紀錄片，一部劇情片，但背景類似，論影片的完成度和藝術水準，差別不大。《岡仁波齊》在一個相對平淡的檔期上映，主創的預期票房是2000萬-3000萬元之間，沒想到這部品相不同於尋常商業片的電影掀起觀影熱潮，最後票房過億。在票房利好消息頻傳時，學者石川發了條微博潑冷水，談到「影院里很多刷微博、打瞌睡的」。時隔兩個月，《皮繩上的魂》上映，檢驗觀眾的時刻來了———結果《皮繩上的魂》的票房勉強剛過300萬元，大大地低於預期，幾乎是慘淡的。《岡仁波齊》和《二十二》的票房固然振奮人心，《皮繩上的魂》遭遇的挫敗也讓人看清，健全的藝術影片放映環境仍需努力，「過億」並非這一類影片的放映常態，穩定的觀眾群、良好的放映渠道和長線放映的機制仍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二十二》的票房成績讓資本蠢蠢欲動時，我們也別忘了，這是一部差點進不了院線的電影，別忘了，每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和各類電影節之後，有太多無法得到更多與觀眾見面機會的電影。此類電影在影展之外，如何抵達更寬闊的空間？能不能讓文藝青年之外的觀眾看到這些電影？能不能讓影院接受產品的差異性？比起一部兩部「過億」的個案，讓儘可能多的「小小佳片」釋放它們的能量，這才談得上「藝術電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