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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不分科,一考改多考,新高考能打破「唯分數論」嗎?|特別報道

浙滬兩地的新聯考實驗,力圖去除「唯分數論」,讓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並打破以往文理科割裂的局面,但隨著學生的選擇權被放大,組織考試的複雜程度提高,隨之也激發了一些「機會主義」行為。

(圖/視覺)

《財經》記者 相惠蓮 特約撰稿 徐馭堯/文 朱弢/編輯

浙江高三學生張添朗剛剛度過了一個「史上最輕鬆的高三」。他選的物理、化學、歷史三門考試被分攤至兩年內逐門攻克,在高三最後兩個月,他只剩下語數外三門功課需要複習。由於選考科目橫跨文理,在即將到來的志願填報中,一直以「理科生」自居的他也可以填報許多文科專業。

與張添朗類似,今年6月,浙江和上海新聯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即將畢業,他們經歷了「3+3」自由選擇加試學科、一門科目多考、按等級賦分等新制度。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們將按新的「院校專業組」來填報志願,而非像過去那樣按大學來填報。

本輪聯考改革始自2010年由國務院頒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力圖去除「唯分數論」,讓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避開「軟肋」,並打破以往文理科割裂的局面。

「聯考向來被視為教育的牛鼻子,往下看,不希望將分數競賽一直傳導到低齡階段,往上看,希望能培養學生的全面素質,而非在文理分科後集訓某幾門科目。」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說。

按照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時間表,2017年是全面推進的時點。

此前,近30個省份公布了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均參照了浙滬兩地取消文理分科,實行「必考科+選考科」,在英語等科目上實行一年多考等做法。

作為已實施三年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試點,浙滬兩地的新聯考實驗將為全國改革提供經驗。

一考變多考

按照滬浙新聯考整體思路,學生的聯考成績由兩部分組成,包括統一聯考的語文、數學、外語三個科目成績;以及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三個科目的成績,后三個科目允許考生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選擇。

這與過去的聯考明顯不同。

上海考生將會在聯考前的5月進行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考試科目為上述自選六門考試中的任意三門,2017屆聯考生在高二時就有一次選考地理的機會,同時有兩次機會參與英語科目的考試。

浙江同樣允許學生在七個科目(較上海多出「技術」科目)中作出選擇,不過政策更為寬鬆。自高二起,學生在每年的4月和10月都可參加浙江省統一組織的學業水平考試,至多參與兩次。

由於可以自由選科,原先文理分開的學科格局被打破,學生的選擇更加多元,選考純理科或純文科者會成為少數派。

一位上海市重點高中的教師告訴《財經》記者,約有5萬名考生參加了今年的上海高三第二次模擬考試,其中選擇「物理+化學+生物」純理科組合的僅有約300人。

由於開放多次考試,浙江的大多數考生會將聯考應試科目的學習分散到高二和高三的兩年時間中,聯考的壓力大大減輕。一些高三考生稱,聯考前確認了三門科目的考試成績,「心裡有了底」。

(2016年5月7日,上海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地理科目開考,這是新聯考試點后,上海第一次舉行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圖/視覺)

此次改革中被採納的另一個工具是在「+3」學科中按等級賦分,以解決不同科目難度不同、僅按原始分計算不公平的問題,並且試圖淡化學生對純分數的競逐。

例如,浙江的操作方式是,卷面成績全省前1%的學生最終成績記為100分,1%-3%的學生記為97分,以此類推,劃出21個等級,將學生的卷面成績劃分等級排名,再計入聯考成績。

不過,等級賦分存在「規整難」等技術缺陷,很少有一個原始分能正好處於某個累計百分比的位置上。比如說,某個科目規定拿A等(最終記100分)的學生比例為4%,但獲95分及以上的人數為3%,而94分及以上的人數為5%,這使得等級難以劃分。

在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中鋒看來,等級賦分想解決各科分數簡單相加所帶來的不公平,但催生了新的問題,參加不同科目考試的學生不同,即使是同一門科目,每次參加考試的學生也不同,無法進行比較。

最關鍵一點,等級分並沒有改變一個事實,高校錄取時考察的仍是學生各科目的總分,聯考依然是一場「排位賽」,很多成績優秀的學生選擇反覆「刷分」,不放棄任何一次考試,即使已經獲得高分,也會出於壓制其他考生的目的繼續考試。

古義是浙江一所知名中學的語文老師,據他說,自己的學生們自我要求高,一般都會把兩次考試機會用滿。「有些學生第一次已經考到了97分,但周圍有同學考到100分,他就會不平衡,會再衝刺一把。」

讓古義擔憂的是,原先聯考結束后,學生們沒有時間相互比較,考試結果不理想的學生可獨自「舔舐傷口」,現在一些科目的考試結束后,學生還需要繼續上課,彼此知曉成績,使得學校氛圍十分緊張。

執教於上海一所市重點高中的楊力有類似感觸。他觀察到,不同科目的考試被分散到兩年內進行,學生每次考前「壓力山大」,考後則「心有戚戚焉」,不像原本壓力打包,只需「一腳臨門」。他的語文教學經常被打斷,要給其他科目的複習迎考讓路。

據古義說,曾有學生家長反映,自己的孩子因為前一次選考成績不如意,在學校門口大哭,不願意踏入校門。這一現象並非孤例,「新聯考」推行后,古義班上發生過多次學生因考試壓力過重而拒絕來學校上課的情況。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認為,多次考試使學生從進入高中后就長時間地處於迎考狀態,對學生、學校、考試部門都意味著沉重的壓力。

成績競爭拼策略

在新聯考中,學生的選擇權被放大,組織考試的複雜程度提高,隨之激發了一些「機會主義」行為,即學生在挑選選考科目時依據並非是興趣或專業意向,更多是考慮獲得高分的概率。

最為顯著的現象是物理科目受到冷落。雖然選考物理在選擇聯考專業中頗具優勢,但物理的學習難度高,選考物理的學生水平高,在等級賦分的制度下,競爭更激烈,使得高水平學生也未必能獲得好成績。

侯樂任教的高中是浙南一所以理科見長的名校,但他們在今年聯考中的發揮並不理想,下一屆選考物理的學生也迅速「縮水」。2017屆學生中,有十多個班的學生選考物理,在2018屆學生中僅有五個班左右。

「有一些學校覺得學生考物理毫無競爭優勢,於是勸學生放棄,有的物理老師無課可教,有的乾脆『轉行』去教通用技術。」侯樂無奈地說。

一名上海重點高中的物理教師也介紹,在今年聯考中,選考物理的學生是六門科目中最少的。按照這一趨勢,物理將陷入一個「死循環」:科目難,選擇人少,原始分高,但排名未必高,加劇了這門課獲得高分的難度,這將導致更多學生退出競爭,最後或許最好的學生也不敢選考物理。

這一現象體現出制度設計與實踐效果的偏差。一名浙江省教育學者指出,最初調研新制度時,由於物理能比較準確地顯示理科學生的思維能力,人們的預判是未來物理老師會供不應求,現實恰恰相反。

物理的「大科」地位淡化,伴隨著地理、生物等原本相對「邊緣」科目的上升。在上海,由於地理是唯一可以在高二考試的科目,且難度相對較小,選考地理的人數井噴。官方數據顯示,有3.4萬學生參與了2016年5月的地理等級性考試,而上海參加聯考的學生為5萬名左右。

以楊力執教的高中為例,過去的聯考一本率排名全市第十左右,2017屆共500名左右的學生中,有312人選考地理,在2019屆學生中,有意向選考地理的學生升至378人。過去主流的物理和化學學科,選考人數穩定在200多人。由於生物後來被調整為可在高二考試,選考學生從281人上升至429人。

「聯考選科的結果並不全是出於學生的興趣愛好,而是出於爭奪優質資源的目的。」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華說。

學校也在被迫做出改變。多科目自由選考需要採取類似於大學授課的「走班制」來配套,不同學校師資配置不同,場地容量不同,如何協調學校軟硬體和學生的需求成為難題。

一種常見做法是定製「科目套餐」供學生選擇。侯樂所在的中學就選了幾種主流的選考學科搭配,組成相應的行政班級,該班級的課表相對固定,這種做法協調授課方便,但對希望做出「非主流」選課搭配的學生來說,會遭遇一些麻煩。

據《財經》記者了解,浙江的一些學校還採取了「考一門扔一門」的策略,例如在高二集中安排物理課,學生在4月參與物理考試后就放棄物理,再用一學期專攻其他科目。侯樂認為,這種教學安排或許能最大程度優化成績,但突擊考試也會造成學生的學科基礎不紮實。

新聯考並沒有改變高中希望提高升學率、培養高分學生的本質,而是激發學校想出種種辦法來應對新制度。2016年10月,浙江省教育廳下發通知,批評了部分高中存在的錯誤做法,其中就包括搶趕教學進度、擠壓選修課程、炮製「陰陽課表」、集中時間搞「學考會戰」等。

高校招生兩難

新聯考制度下,高校也面臨兩難選擇:是減少選考科目限制、獲得更大的招生空間,還是增加選考科目的要求,使學生在高中時就儲備一定的學科基礎,以利於大學階段的教學和研究。

上海和浙江的政策都要求高校提前兩年公布各專業指定選考科目,至多三門,學生只要選考其中一門,即可報考該專業。例如,只有選考了物理的上海考生才能報考清華大學建築學、土木工程、機械工程等專業,而若要報考該校的環境工程等專業時,選考物理或化學中的一門即可。

在上海高中教師石沉看來,學生在選擇考試科目時主要考慮的是能拿到高分,高分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某些專業指定了選考科目,但並沒有起到引導學生學習相關科目的作用,反而讓學生把這個專業從自己的「備選名單」里去掉。從已公布的招生選考科目表看,只有部分一流大學的一些專業敢做出嚴格限制,許多學校的策略是放寬專業限制,吸引儘可能多的學生報考。

從浙江省公布的各院校2017年招生專業與選考科目設置方案來看,在所有2.37萬餘個招生專業中,選考科目不限的專業佔54%,最嚴厲的、限考一門選考科目的專業僅佔5%。

要求學生在三門科目中選考一門的專業佔33%,但這對學生來說選擇餘地依然很大。比如南京大學的經濟學類就要求學生選考物理、政治或化學中的一門,浙江學生共有35種科目組合,其中僅有4種不能報考該專業。上海的「六選三」共包含20種科目組合,僅有1種不符合這一要求。這意味著,「三選一」的限制幾乎形同虛設。

大學顯然期待獲得更多招生自主權。同濟大學在上海的招生選考科目顯示,有21個專業或大類要求學生選考物理,其中16個被備註為「另一門化學優先」。同濟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廖宗廷指出,對工科學校和工科專業,高中階段物理和化學的學習最為重要,希望學生能夠同時學習這兩門科目。

(本輪聯考改革力圖去除「唯分數論」,讓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並打破以往文理科割裂的局面。圖/視覺)

不過,各校招生辦也意識到,大學提出的限制越多,前來報考的學生會越少,若強加限制,可能招不到優質生源,因而只能放鬆對學生的要求。

「推行新聯考後,浙江和上海選考物理的考生成倍地下降,很多學院坐不住了,一些普通高校遇到的問題更大,只能弱化對聯考選考科目的限制。」廖宗廷說。

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招錄的學生在一些科目上並不達標。如何消化這些招生政策變化后所衍生的問題,也成為高校的挑戰。

由於選考科目不同,且等級考的難度相對低,一些學生在高二時就已結束了某門科目的考試,造成不同生源地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同濟大學正在研究修改大學部生培養方案,或在學生入學后對物理等科目進行模擬考試,分為不同等級來授課,以免有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

一些國內的頂尖高校還開始嘗試搭建大學和中學階段之間過渡教育。2015年,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重點中學結成聯盟,推出了基於慕課的大學先修課程(MOOCAP),首批包括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六門學術志趣類課程,面向學有餘力的高中生。

招生上的另一變化來自「先選專業再選學校」政策。以西安交通大學為例,去年開始向「通識教育+寬口徑教育」轉型,原來全校的85個專業被整合成「7+7」大類,如管理類、經濟類、人文科學類,學生不用報細的專業,進校后先由大學部書院管理,等到大二再選定具體專業,分流進具體院系。

西安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陸根書指出,這一變化是趨勢,清華、上海交大等早前已經啟動,大類整合了各個專業的力量,避免一些冷門專業在學生報考時無人問津。

陸根書也擔憂,在選專業方面,高中生及其家庭的準備尚不充足,學生忙於應試,無暇顧及,而市場中的諸多大學排名、專業排名都有局限之處。他表示,專業實力通過幾個簡單的指標很難完全反映,如生師比、獲得博士學位的老師數量、招生規模等都是替代性的指標,並不充分反映質量,甚至還具有誤導性。

招考分離是解決之道?

新聯考的難點在於,總分評價模式盛行,學生只為提高分數而努力,大學無法約束學生學習哪幾門科目,也無法依據學生某些方面的特長和潛力來招生。

在廖宗廷看來,或可借鑒美國的制度設計,在聯考時考察幾門科目的水平,作為一道門檻,但最後是否錄取的權利歸屬於高校。「每個大學的要求不一致,難以用一個模式來滿足國內幾千所大學的需求。」

令很多教育界人士扼腕的是,儘管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校依法自主招生等理念體現在過去的政策文件中,但2014年啟動的這一輪聯考改革未體現出這方面動向,而是沿襲了過去20多年間的改革,僅僅圍繞考試科目做出調整。

缺乏招考分離這一步驟,學生對考試和分數一視同仁地競逐,「唯分數論」沒有被打破,而大規模應試訓練也難以培養出理想中的人才。

「許多大學老師都認為,應試教育填滿了學生的高中階段,學生們無法脫離『餵食』模式,進入大學后變得迷茫,不知道怎麼自主地安排時間以及如何與同學老師合作。」張端鴻說。

《財經》記者了解到,2010年前後,各界圍繞聯考改革討論時,招考分離的呼聲一度強烈,但也存在相當多的聲音,認為體育、藝術等素質教育是貧困人群無法接觸到的領域,唯有聯考才能讓不同家庭的孩子得到教育公平。

「在聯考改革的過程中,教育公平的價值和科學選才的價值始終處於衝突狀態,人們知道完全按照分數錄取並不科學,但認為至少表面公正,招生制度一旦靈活,人們會擔心出現貓膩和腐敗,這種擔心可以理解。」楊東平說。

在張端鴻看來,聯考恢復40年後,參與聯考的將是「00后」孩子,他們的父母為「70后」,家庭背景的差異擴大,提供教育訓練的社會機構愈加豐富,在這兩方面資源強大的孩子更可能在聯考中取得好成績,而非像恢復聯考初期那般更多取決於孩子自身。

在寒門學子的招錄上,當前的政策是行政化地向固定地區和群體投放一定的招生名額,也難保從地區和群體遴選出的孩子確實貧困,存在道德風險。

吳華認為,高校的責任是提供適應社會需要的專業和優質的教育服務,中央政府的責任則是保持全國的教育機會基本相同,雙方應各負其責。政府可通過在全國層面向高校購買服務的方式,要求其在偏遠地區選拔學生,保持高等教育平衡發展,實現全國高等教育機會相對均等。

對於其他學生,則可採用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包括考察高中階段的學業水平基礎,借鑒國外經驗、學生提交由班導和其他社會人士撰寫的推薦信等。當然,信息公開、促進聯考陽光化等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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