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軟肋：印度真能扛得起農民的債務嗎？

近日，鄰國印度和可謂風波不斷，劍拔弩張。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印度軍方的高級官員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出了「印度軍隊已經做好了戰爭準備」之類的挑釁話語，無限刷低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

除了軍事對峙，印度近期一系列「廢鈔」、「稅改」大手筆的經濟改革舉措，也賺足了全球眼球。似乎一眨眼，「廢鈔」、「稅改」變成了印度經濟即將崛起的重要標誌。

事實呢？

新加坡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曾說：「自工業革命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成為工業強國之前就變成了經濟大國」。那些對印度廢鈔令抱過高期望的人們，永遠不要忘記印度首先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那裡80%的人口以農業為生。

提起印度，IT軟體外包、世界醫藥工廠、歡歌艷舞的寶萊塢似乎已經成為印度的新時代名片，但是，歷史和現狀告訴我們，無論印度在服務業里伸出多少觸角，也無法改變它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的現狀。

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印度製造」工業化的國家戰略，重點把資源投向了工業領域，而在經歷了2016年的廢鈔、2017年的稅改之後，印度政府不得不直面來自底層的改革後遺症：印度農民。

一、

首先，上數據。

說實話，印度農村的經濟數據實在讓人費解。一方面，2017年上半年印度農村農民(僱農)出現工資上升、失業率下降的趨勢，但另一方面，消費者信心卻單邊下降，主要體現在食物(糧食)售價下降等其他指標。

(紅線：農村人口失業率；虛線：名義工資增長率；黑線：實際工資增長率)

在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將印度農村人口分成兩類——無地農民(家庭擁地< 1公頃)以及有地農民(家庭擁地>1公頃)。前者佔印度農民人口超過70%，一般通過給人打工種別人的地拿工資為生，又被稱為「僱農」。印度在過去2014、2015年的經歷了旱災，終於在2016迎來了充足的雨量。由於印度基礎設施落後，天氣以及降水量對傳統種植業有著深刻的影響，據統計，印度約有70%的農業用地嚴重依賴印度洋季風(Monsoon)維持生產，2016下半年以來充沛的降雨量使得種植業需求變大，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雇民能拿到更好的工資，以及僱農失業率得以持續改善。

但另一方面，那些更在意糧食價格的有地農民(簡稱有地農)受到了糧價下行的不利影響。相對而言，有地農比較富裕，如果在舊社會，他們就是「富農」或是「地主」了。但事實上，在印度，其實他們也是負債更多的一批人(下文會解釋)。這是比較符合邏輯的，有產，銀行和機構也更願意借錢給他們。換句話說，在印度的農民群體中，他們更有資格負債。

但是現在，這批「富農」出了問題，他們對政府說：「老子現在不還錢了，沒錢！」，要求國家給予還款豁免(farm loan wavier).

雄心勃勃的印度政府，被一瞬間拉回了殘酷的現實。

事情的前因後果究竟是怎樣的呢？

二、

印度，是世界上農民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筆者也從來沒料到，印度農民的自殺問題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維基百科—— 「印度農民自殺問題」都是一個詞條。

毫無疑問，不經歷走投無路的絕望，人是不會自殺的，印度農民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印度農業投資不足、抗風險能力低下、農民信貸困難、農村社會落後等綜合因素造成的「印度版三農問題」。

在傳統的印度社會，農業自給自足，農民所需的材料基本可以就地獲得，維持生產並不是大問題。而隨著市場化和商品化農業的推進，許多農民改種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比如棉花和甘蔗。為了適應商品化農業的需要，他們不得不額外花錢購買化肥、農藥、良種以維持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每年農民僅僅是為了維持現有生產規模就需要一筆數額不小的資金，因此對很多農民來說農業生產甚至成了一種「資本密集」型行業。如果農業生產足夠穩定，農民可以把第一年的產出作為下一年的投入，「資本密集」問題並不突出。可是，當印度農業的不穩定性和「資本密集」的屬性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農民很容易因為偶然的自然災害就傾家蕩產。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種植高度商品化經濟作物的農民——比如棉農——常常也有最高的自殺率。此外，經濟作物往往有大宗商品屬性，因此印度小農也極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影響，即使豐收也不一定能最終盈利。

另外不得不科普一下印度的社會階層現狀和信貸政策。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四個不同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即僧侶，為第一種姓，地位最高，依次往下，社會地位越來越低。實際上，印度的有地農並非社會底層，他們屬於「吠舍」，是有田有產有尊嚴的農業平民階層；而僱農則屬於首陀羅，是不可接觸的賤民。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擁有土地。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農業信貸的問題並不突出，因為當時印度以國有銀行為主，農業貸款發放過程中往往不以經濟利益為主導，很多貸款帶有福利救濟意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銀行壞賬極多，常常面臨虧損，但是農民卻可以維持生計，農民自殺情況並不嚴重。

但在印度市場化改革開始之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紛紛私有化，福利性質的農業信貸難以為繼，貸款開始重視風險控制，銀行開始青睞回報較高且穩定的工商業，農業貸款利率水漲船高。此前，農民可以從國有銀行獲得一部分低息貸款，而現在他們只能選擇利息極高的私人銀行，甚至高利貸者、地下錢莊，融資成本極為高昂。

吠舍農民作為較高等種姓一個核心因素就是他們的土地，而破產又無法贖回土地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意味著經濟地位下降，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的下降。印度地下錢莊一個很常見的做法，就是在公共場所展示債務人的名字，通過侮辱來強迫債務人清償債務。很多農民無奈只好把家族傳承作為社會地位象徵的土地抵給高利貸者。然而，在脫離土地之後，農民也很難通過進城務工就業來償還貸款，贖回土地，因此破產對於他們來說是一條絕路。

正是這種由債務負擔帶來的精神和經濟的雙重負擔，導致印度農民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絕望的生活。

2014至2015年，印度經歷了長時間的乾旱，因為乾旱，造成了兩年之間共有13657名印度農民自殺，其中2014年，印度全國有5650名農民自殺，到了2015年，則有8007名農民自殺，一年之間上漲42%。

推行「印度製造」工業化的莫迪，也由此背負了來自「三農」的巨大壓力：市場化改革使得效益低下的農業缺乏投資，農業基礎設施缺乏使得農民缺乏抗災能力，在災害面前不堪一擊；徵集農民的土地作為工業用地，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工業產能雇傭青黃不接的失地農民；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使政府財政捉襟見肘，而體量龐大但是效率低下的農業補貼(化肥、農藥、柴油)就成了開刀對象；工業化推進使得經濟作物的需求大大提高，但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負擔加重，風險也大大提高。

回到重點。農村經濟另一個不景氣的表現就是先前說的——越來越多的農民要求還款豁免。以我們所受到的傳統教育和腦洞規模而言，只會覺得農民們的無理要求不會得到任何一個政府的同意，但事實呢？

真的有四個邦宣布豁免邦內農民的貸款。

經計算，這筆貸款佔去年印度全國GDP的0.5%。根據筆者看到的最新消息，另外有四個邦已經打算也豁免農民的貸款。那麼屆時豁免貸款佔全國GDP的佔比將會顯著提升——至少上升至0.75%。根據美林最新的研究報告表明，若以這個節奏，2019年印度政府在豁免農民貸款上將佔全國GDP的2%：

三、

文章開篇也提過：印度有地的農民佔30%，無地農民佔70%。經過分析，我們也知道，欠銀行的錢的農民是前者，畢竟後者連借錢的資格可能都沒有。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扭曲的信貸結構：向政府喊沒錢，但有資格貸款的是有地的「富農」，而工資不斷變高卻沒有資格貸款的卻是無地的「貧農」。以這個邏輯延伸下去，那這兩種農民之間的差距必然是不斷縮減的。

我們可以通過分析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之差來看以上提出的結論是否成立。

如果收入和消費之差是正的，就證明消費者存在進一步寬鬆消費的空間。數據表明：無地農民的收入和消費之差是負值，換句話說，就是儘管工資看似提高，但是還是入不敷出。而有地農的收入和消費之差是正數。雖然他們拒絕還錢，但可以有錢消費。

這個矛盾的數據實在是詭異。因為前面的文章筆者已經說明：現階段「哭窮」的農民是有地農，原因是因為糧食價格下跌，他們的收成賣不出好價格。而數據看起來變好的是幫人種地的僱農，因為他們的工資(無論是名義還是實際)都漲了。正常來說，這兩類農民的消費趨嚮應該會被拉近。再不濟，也至少也會像同一方向改變。

可事實卻相反。

那麼現在「哭窮」的有地農為什麼在消費上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呢？根據下圖，能看出食品CPI和CPI同步在下降。所以減少通脹率從某種程度而言，也保護了這批農民的消費能力。但是對於一個家庭而言，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是需要剛性支出的——消費和債務的償還。我們也許可以認為降低通脹率能保護農民的消費能力(雖然到手的錢也少了)，但收入減少導致對債務的剛性償還壓力增大。

四、

長期以來，印度經濟的發展邏輯與西方國家主流發展模式大相徑庭，非正規就業人口一直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去年11月，印度突然宣布廢除500和1000盧比的大額鈔票，廢鈔令在打擊地下經濟的同時，也傷害到這批非正規就業人口。

印度政府規定，如果居民將價值25萬盧比(約合2.5萬人民幣)以下的舊幣存到銀行時，政府不會予以追問。但超過這個限額后，如果居民的存儲與合理收入範圍不符，則將面臨高達60%的懲罰性稅收。

對於貧苦的農民而言，廢鈔或許並不會直接加重其稅賦，但是，由於廢鈔導致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短期失調，而依賴基礎消費品存活的底層人群一樣要承受沉重的社會改革成本。

總體而言，印度是一個高度依賴現金的國家，根據2012年的數據，印度87%的日常交易都是用現金進行，從發工資到打車到買菜都要用現金。

首先，印度廢鈔令的初衷除了打擊地下經濟與腐敗以外，就是抑制通脹的需要。的確，在短期之內，通脹是得到了抑制，但是，別忘了，適度通脹本身就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追求的目標之一，也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印度中央銀行為自己制定的中期通脹目標是4%，可是，根據2017年6月最新出爐的通脹率僅為1.54%，自推行廢鈔以來，已連續8個月低於4%。

穀賤傷農，隨著CPI的降低，印度糧食和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行已經給有地農的收入造成了明顯傷害，對其生產積極性也勢必造成打擊。

其次，一刀切的稅改制度讓不少印度工業生活用品變為奢侈品，導致部分日用品價格大漲，奧利奧、衛生巾等剛性消費品紛紛被列為「奢侈品」，消費者不得不多付12%至28%的稅。這使得僱農的收入增長速度完全跟不上工業基礎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幅度。

為了便於理解，在這裡，我有必要對印度的CPI構成做一個解釋。

在2014年4月以前，印度政府監控通脹數據的指標並不是CPI，而是資格更老的WPI，這二者的差別主要是指數構成上，WPI和CPI的籃子成分存在顯著差異。WPI更加突出燃料價格的權重，而CPI更加突出食品價格的影響。所以，工業消費品的上漲在印度CPI指數里得不到很好的反映。例如，印度人對機車有著深沉而執著的鐘愛，由此還誕生了一個特別的衡量印經濟景氣程度的指標——機車的銷售量。今年以來，機車量價齊升，但在CPI里是無法體現出來的。

(左圖 — 紅線：機車銷售情況；黑線：耐用品銷售情況。右圖：機車近月銷售環比上升的新聞報道)

正是以上兩方面因素的結合，於是出現了前述怪現狀。

五、

「農民賴賬，政府埋單」這件事，相信任何一位有判斷能力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筆勾銷的豁免貸款是極有問題的，無異於殺雞取卵。至少有以下三個理由可以解釋這件事情的不合理之處：

(1)幫助不了最需要幫助的人。在整個農村社會而言，最弱勢的群體難道不是僱農？他們沒有自己的地，靠打工為生。雖然工資有所提高，但是數據顯示依舊入不敷出。減免貸款並不能讓這批人直接受益。

因為他們沒有抵押品，根本沒資格貸款。在孟加拉，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了格萊珉銀行，幫助當地無抵押的貧民獲得貸款，但在印度，這種嘗試幾乎沒有。

(2)毀壞了了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雖然免債出發點是好意，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從整個社會的層面而言，有人欠債不還錢(平白無故獲得利益)，肯定要有人利益要受損(甚至是成倍的受損)。如果政府任由事態發展，得過且過，要求豁免還款的農民一定越來越多。數據表明，印度農民貸款故意違約率猛增，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社會的穩定。

(3)國家經濟將會受到極大損害。在過去三年來，印度以邦政府名義的借款年均增長率為25%。在過去，邦政府債券高於國債50bp左右，但是目前，地方政府債券與國家債券利差已經上升到70bp以上。邦政府是通過向個人、海內外投資者，通過「新債抵舊債」的方式，將政府與邦內農民之間的債務關係，轉嫁至邦政府與印度本國政府、外國政府以及其他投資者的層面。外部市場的借款將增加邦政府財政的壓力。政府需要提高利率去融到更多的錢，增加政府融資的成本，形成惡性循環。一開始，影響可能僅僅停留在邦政府的層面，但等哪天邦政府扛不住了，錢還是從印度政府那來，到時候損害的將是整個國家的信用水平。

另外，如果利率上升，那麼一系列的金融活動的積極性也將會被打壓下去，如工廠借貸增加設備等活動的資金成本也會顯著變高。根據彭博的統計，印度固定投資總量，按年增長率持續下滑，到2017年第一季度，已經成負增長了，彭博甚至用了「斷崖式下跌」一次來形容。

尾聲

隨著美國以及世界各大經濟體進入加息周期，流動性趨緊的大背景下，印度是選擇與世界經濟形勢背道而馳，重啟降息周期，以防止通縮進一步嚴重，還是繼續堅持正在進行時的「政府努力扛起農民的債」，這一看似偉大而荒誕的舉動？

哪一條路，都很難受。但能夠確定的是：印度永遠無法丟棄80%的農民一路狂奔。

很顯然，廢鈔、稅改之後，印度離大國的路，並沒有比過去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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