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學一定大有作為？楊振寧談中美教育差別

只有遇到好的題目，我才安排學生做這個課題。

國內跟國外大學的教授、導師之間的交流情況相比，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美國不同的學校，導學關係是不一樣的。不同的教授對與學生交流所持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可以說，美國的教授博導們相較之於的教授導師來說，並不存在更為普遍明顯地與學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傾向和動機。

哈佛大學有一位30歲左右的理論物理學家，年輕有為鋒芒畢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辦公室，很少去跟學生交流的導師——學生想要跟他交流還得排隊。但是因為他的名氣大，哈佛的名氣也大，很多優秀的研究所都往他那裡跑，而且他回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時間裡給你最準確的指出問題根源。總的來說，美國的導學關係大多取決於導師自身，學校不會刻意插手管這些。

過去在西南聯大的時代，學生交流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我們可能隨時隨地會展開討論——比如吃飯、喝茶的時候。儘管討論的大多是課程問題，但像世界大事、歷史、文學、藝術等內容我們也有涉及。如今物質生活大大豐富了，也誕生了很多像調查、實踐、走訪等交流形式，這在我們那個時候是難以想象的。可以說以往的學術交流比較單純直接，而現在則呈現一種多元化的趨勢。很難講二者孰優孰劣，但它們對於每個人學術認知產生的啟發作用，我想是一樣的。

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經帶了有六七十個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輩子才帶過十幾個博士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因為我們帶博士生的立場不同。我的態度就是：只有遇到好的題目，我才安排學生做這個課題。當我沒有題目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會輕易接受博士生。而那位帶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沒有題目的時候，也會讓新同學嘗試一些可能擁有研究前景的課題方向。他們的研究邏輯就是：藉助學生在不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網探索，發現有價值的課題方向，自己再與學生共同研究進步，得到學術上的提高。

如今導師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課題，而對學生的興趣點並沒有太多的在意。我並不佩服很多有名氣的美國教授，因為他們做研究帶學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別是那些指導實驗的課題組——導師接了很大的科研項目，藉助組內研究所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這些項目。儘管做好這些項目工程也很有價值與意義，但是我認為這個過程跟真正意義上做學術的方法邏輯相比還有不少距離。這種環境下，你去跟導師溝通你的興趣點，他不一定感興趣，他也不一定對這些方向有了解認識，所以還是得靠你自己。

在國內有普遍的觀念認為到美國留學的同學就能大有所為，這是絕對的誤解。只能說國內外的大學對學生產生的影響是不同導向的，但絕不能說美國大學大學部教育比清華強。不過至於研究所教育，美國可能就有些優勢了。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通常擁有更多在學科前沿做得風生水起的導師。而在，這類學者的數量比例相對較少。

目前的發展狀況還不能提供像美國頂級名校一般的高密集的學術大師資源。不過現在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前沿學者交流訪問，也是一種很好的形式。

關於中美教育邏輯異同，的教育哲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有一個很紮實的底子——我們的學生到美國考試都比同輩的其他國家同學成績要好。這當然也有壞處，你會養成一種思維定勢，去等待老師給予你建議：這個能做，你就去做；這個不能做，你就不會去做。慢慢地你會缺乏探索的熱情與勇氣。凡是堪稱偉大的研究成果，很少是通過別人的指導和啟發而做成的，更大可能是由研究者自己獨立思考探索做出來的，靠的是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這也是做研究所最難的一點——學會如何獨立思考問題。

如今全世界研究所得到博士學位所需要學習的時間越來越長。曾經，搞理論的兩年三年就能拿到學位，做實驗的可能需要三到四年。而現在很多博士七年八年的時間才能畢業。美國這種情況更甚於，我們的研究所比同時代的美國人、還有過去的研究所都有更大的壓力。

這是歷史進程的必然。北大有一個研究物理的教授，已經退休了，他從小業餘興趣就是收集郵票。當在學術進度受阻礙的時候，他為了分擔壓力，維持自己的興趣，轉向專門搜集跟物理相關的郵票——印著愛因斯坦、牛頓等人的郵票。就這樣堅持到了七八年前，他出了一本書，記述了關於他收集這些郵票的故事。這本書也讓它在量子力學誕生八十年慶祝大會上獲獎，成為了他一生中最為光彩的時刻。

學術志趣很重要，但同時你也要想辦法維持自己的志趣之火不滅，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