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與私情——論秦始皇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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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書寫」載體有不同的種類。雖然在出土文物中，石器最為古老，然而長篇的碑刻卻要等到很晚才出現。傳說夏商周都有長銘石刻，但後人多認為是偽作。根據唐蘭的《文字學》，從戰國初年的雍邑刻石起，鍥刻文字的主要對象從銅器轉移到碑刻，而後才有《詛楚文》和秦始皇的刻石。秦朝的碑刻最為有名的當屬秦始皇刻石，其中流傳至今的只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與此有關的記載要追溯到司馬遷在《史記·始皇本紀》里的描述。始皇二十八年，秦國兼并天下的第三年，嬴政東巡。「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琅琊台刻石拓本

秦國發端於西陲，而終究能將疆域擴展至東海。作為歷史上第一次實現統一全國的豐功偉業的皇帝，巡遊天下有獨特的意義。通俗地想來這是至高權力的彰顯，略微理想化地來說，是要把帝國的文明美德播撒遍及每一寸土地的意思。當是時，始皇從陽坡登上泰山的頂峰，積土成壇，祭祀上天，報天之功，這叫「封」；從陰坡下泰山，到梁父山上，闢地為基，禪祭大地，報地之功，這叫「禪」。這也不是秦始皇的發明，根據司馬遷引《尚書》的記載，早在舜的時候就有巡狩的傳統，二月祭祀岱宗，就是祭祀泰山的意思；五月巡視南嶽衡山；八月巡視西嶽華山；十一月巡察到北嶽恆山；中嶽嵩山五載一巡狩。巡狩不僅僅包括會見當地的諸侯，還要「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意思是，正時令，統一聲律與度量衡，修飭五禮以及各等級的贄見禮。

封禪這種儀式具有政治和宗教的雙重屬性，它不僅僅要表達帝王對於天地山川的敬畏，也是帝國禮儀的一種展現。帝王通過禮樂來展現自己對於諸神的禮敬，這對於他治下的子民來說是至高的典範。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引用：「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禮樂不是空洞抽象的形式，而是需要通過活生生的人去踐行，才能夠存留在歷史之中，與時代精神相激蕩，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對於秦始皇來說，嶄新的激情不僅僅在於疆域的遼闊，更是設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車軌，統一度量衡，重農抑商，申明法令，整飭民風，從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帝國森嚴的禮法，試圖把每一個臣民通過這樣明確的等級制度和嚴峻的法令牢牢捆定在一起。這種心情完全體現在了泰山刻石上：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想必登上琅邪東臨大海的始皇帝非常迷醉於自己的成就，「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嬴政命令三萬戶百姓遷移到琅邪台下，免除他們的稅賦十二載，修築琅邪台，立碑刻祠，歌頌秦的功德。這次碑文非常長，與之相比的是比較簡短扼要的泰山刻石。

琅邪台刻石首先挺像泰山刻石的續集，因為其中提到皇帝東巡已經基本結束才來到海上，看起來已經與嚴肅的宗教儀式沒有多大的聯繫，但碑刻仍舊據傳是丞相李斯所寫的小篆，作為文字書寫的典範豎立在帝國的邊陲；其次，琅邪台刻石的內容像是泰山刻石的擴充，對於秦始皇勤政愛民的渲染更為充分，對於秦朝禮法的記敘也更為具體；值得注意的是，琅邪台刻石更加強調了秦朝禮法所波及的疆域之廣大：

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儘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庄。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這大概算是完整意義上的「天下」了。只要太陽與月亮的光芒所能照耀到的地方，只要是車船所能達及的所在，帝國的法令都能得以實現，沒有不符合它的意志的。始皇的意志通過綿密的法令與郡縣制的配合，能夠滲入天底下任何一寸土地。似乎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理解，並不是法令遍及天下，而是始皇帝的意志所能達及的地方，猶如日月光輝所能照亮的地方，秦朝的法度與自然、與天地可以等量齊觀。並不是一個地方等待被光芒照亮，而是光明照耀之處才真正存在。「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六合之內，皇帝之土。」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似乎秦始皇在泰山立碑祭祀之時的激情在琅邪台刻石上得到了完整的表達，祭祀時還保有的敬畏之心隨著渤海的浪濤聲轟鳴至整個天地。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泰山刻石上更多地是強調時間上的永恆，然而在琅邪台刻石上卻沒有時間的維度，只是強調空間上的無限。我們並不想不嚴謹地做出泰山與時間性、渤海與空間性這樣粗糙的關聯，但是從碑文上來看，似乎呈現出了這種狀況。

然而，渤海所激發的只是對於無限空間的想象么？這需要我們聯繫當時（直到現在也赫赫有名）的一件大事，就是在這一次出現了民間故事「徐福東渡」的原型：「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就在秦始皇立琅邪台碑之後，齊地的人徐市，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徐福，給始皇帝上書表示要去海上仙山尋訪仙人。雖然沒有明確說是求長生不死之葯，但是和其他方士求不死葯的事迹並提，其實是一樣的性質。所以，在琅邪台刻石上沒有公開表達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永生的渴望，反而通過徐福東渡這樣處於禮法之外的事件體現了出來。

我們也可以看出公理與私情的區隔。哪怕貴為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天下的皇帝，當他要公開地（也就是帶有政治意味地）表達自己對於無限長的時間的渴望的時候，他只能但願自己所確立的法度教化能夠延續到無窮無盡的子孫後代，不僅不敢說求自己永生不死、長命百歲，甚至不敢直接說但願秦朝的統治能夠持續千秋萬代。雖然秦朝以苛政被後世所詬病，但是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文字，卻並不敢赤裸地表達對於權力的慾望和迷戀。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參考的是伊佩霞對於帝王立刻碑的心態揣摩：「刻碑不像書本或者手稿那樣便於攜帶。儘管人們也能從刻碑上拓下文本……但是大部人閱讀碑文的時候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停留駐足。石碑總是，在這個意義上，開放的，它們的文本總是準備著被任何從它跟前經過的人閱讀。相對而言，書本總是需要從書櫃裡面拿出來被打開才能被閱讀。就傳達信息而言，石碑更有侵略性。」（ Ebrey, Patricia Buckl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237.）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考慮，那麼秦始皇刻石呈現出來的樣貌就更為複雜。一方面，在內容上，這不是任何帝王自戀式的私情表達，而是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大一統的帝國對於自身制度與法令的彰顯；另一方面，在材質上，又有著不可拒絕的強制性，每一個經過刻石的人都已經站在了它想要傳達的信息面前。

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審查秦刻石所想表達出的內涵，就不會認為這是秦始皇一己私慾實體化的結果，而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表達。強制讓秦帝國的法制公共地曝露於眾，而法度本身猶如巨大的岩石聳立在與天地同壽的海岸邊、山崖上，這所體現的恰恰是古代政治史上反覆出現的一種常見的理想形態——對於規範與永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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