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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晏:我是「崩潰型導演」

文晏和小演員周美君在威尼斯。

我覺得社會留給女性的選擇,還是相對少;對女性的要求,還是相對多。

的電影工業不太完善,它做不到那麼細、那麼規範。

威尼斯主競賽的唯一華語片《嘉年華》輸了,一個獎項也沒得到。來自國內的媒體記者難免失望,畢竟這部片大膽聚焦未成年少女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惡意和困境,儘管題材殘酷,導演文晏卻用冷靜但不乏力量的敘事、寫實但依然保有暖意和美感的方式,把影片高質量地端到大家面前。

雖然與獎項擦肩而過,但威尼斯讓它以備受尊重的方式在國際藝術片舞台上展示,與主人公成長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國內媒體記者都知道它的難能可貴。那麼問題來了:曾為《白日焰火》擔任製片人的文晏———一位溫柔而堅定的女電影人———為何想要做這麼一個寫實而殘酷的故事?她又是如何調教和調度他們的?而文晏自己又有什麼來頭,對國內電影工業有怎樣的觀察?南都記者第一時間和她聊過。她說,在《嘉年華》4年的籌備里,劇本就打磨了足足一年。據透露,《嘉年華》計劃於台灣電影金馬獎頒獎前在內地公映。

A

特寫

半路出家學電影,當製片人積累經驗和人脈

文晏不是電影科班出身,美術設計才是她的專業。她的成長軌跡大致可概括為:自我充電學習電影,畢業后再入組實踐、創作劇本,最後再通過製片人的角色來熟悉電影製作的整個流程。她可以像說順口溜似的,和你說一串她喜愛的義大利導演;再加上條理清晰、沉穩堅定的性格,眼前的她根本不像是一位只執導了兩部片的新晉導演,相反頗有大將之風。

其實她做電影很多年了。她參與制作過《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徐靜蕾早期執導電影的製作和編劇工作,後來又稀里糊塗地干起了製片———《夜車》、《牛郎織女》、《春夢》和《白日焰火》都陸續出自她手,成績都還不錯,其中和刁亦男合作的《白日焰火》還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獎和銀熊獎。而她自己,早在2013年,處女長片《水印街》就入圍過威尼斯電影節的非主競賽單元。從沒有明確規劃,「只是貪好玩和熟悉一下電影流程」,到業內知名的獨立電影製片人,再到現在的態度鮮明、大膽創作的華人女導演,這一路她走得穩穩噹噹。

當製片的經驗,幫助她積累人脈和拍攝經驗———《嘉年華》的美術指導彭少穎,代表作有婁燁執導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和《浮城謎事》,她和文晏曾合作過《春夢》;至於影片的聲音和配樂老師,都是和文晏做《白日焰火》的老搭檔,「我們都是在這個行業里一起成長的,所以自己沒感覺像大家說的那樣強強聯手(笑)。」

耿樂說她「摳得特別細」,

像個老電影人,慢慢拍

合作的主演們、幕後的工作人員都說文晏是「很溫和」的人,諸如嚴厲、暴戾、壞脾氣、低壓等被用來形容導演的詞語,都不適合她。但從大夥的爆料和描述中、從文晏不徐不疾的發言中,你都能看到她的嚴格,還有目的明確、不易被影響說服的堅毅性格。

以往對導演總是防備的彭靜,將文晏視為能敞開心扉聊天的「閨蜜」;王櫟鑫過往「小混混」的習性也被導演重新激發,「別像演偶像劇似的,再壞一點!」文晏敦促他說;至於耿樂,他說導演的「眼裡容不下沙子」,摳得特別細,「頭往那邊偏一點,手要怎麼樣,總之就是特別小的動作,然後就再來一遍。她就是特別細膩。」耿樂說。

「現在拍電影的節奏跟拍電視劇已經沒有太大差別———都是一天七八場地趕;以前還分攝影機、攝像機,現在機器也差不多了,所以有時根本搞不清楚在拍電影還是電視劇。」耿樂說,文晏拍電影的方式就像他剛入行的時候遇到的電影導演那樣,慢慢來。

「別看她很溫和,

她會提出很『極致』的要求!」

我們也聯繫到了影片的配樂老師文子。「別看她很溫和,但其實她更是一個精確、果斷的人,最後都會達到她想要的效果和目的的。」這位從《夜車》到《白日焰火》的合作多年的老搭檔爆料,在後期製作的音樂環節,文晏「會提出具體到哪一個音她不想要」的極致要求!文子挑眉笑了笑,表示早習慣咯。

細膩精緻、慢工出細活,大夥都說「進了文晏的劇組,才知道電影應該要這麼拍的」。但這位Straight A(全優)的電影人,卻說自己其實是「崩潰型導演」,拍戲時總是方方面面都不滿意,這除了是性格導致,對於當下的電影製作,她也有話不吐不快。「難道電影不都該這樣拍的嗎?」

B

對話

文晏:女性的幸福感很低,焦慮也太多了!

南方都市報:《嘉年華》除了有「受害者+旁觀者」的雙女主主線外,還涉及了「身份證」問題,創作時是如何考慮,將這些線索都融合起來?

文晏:因為社會的快速發展導致很多家庭會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裡、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現在也有很多小孩年紀輕輕就出社會打拚,可能很小就會去犯罪。我把「小米」設定成很自以為是的「小大人」,她離家出走,獨立生活了一段時間,自以為很懂得成年人的規則。

其實創作這兩個女孩,是有一定映照的。一方面,受害者和旁觀者是可以互換的;另一方面,這些孩子,哪怕他們犯罪,也是受害者。因為小孩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所謂的「成年人」教的,比如成年人告訴他們任何東西都是可以交易的、甚至有很多交易是不公平的、社會沒有免費的午餐……小孩其實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其實如果「小文」離家出走沒有找到爸爸、或者被爸爸拒絕拋棄,那她很可能就會變成「小米」;「小米」最終如果沒有逃走,那她就會成為坐台小姐「麗麗」。這些女性形象,都是互相映照的。我覺得社會留給女性的選擇,還是相對少;對女性的要求,還是相對多。女性生活的幸福感很低、焦慮很多。二十幾歲就說自己老了擔心嫁不出去,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不能免俗。這讓我非常困惑,我也希望在影片里去嘗試探討。

南都:您刻意把故事敘述得盡量溫柔,也加了不少純真的東西。

文晏:並不是要展現暴力才能鞭撻暴力。現實中無形隱晦的暴力更可怕。我隱去了犯罪人的形象、連側臉都沒有,就是因為我對他不感興趣。我更想探討其他人是不是盡到了責任?社會又給予他們什麼保護了?

南都:劇本創作打磨了一年,籌備花了四年,時間挺長的。是做了不少社會調查嗎?創作過程中有比較卡殼的時候嗎?

文晏:其實最先是去看景,當時沒確定故事要放在哪裡講。我到南方的一些城市轉了轉,從地點、海邊的氛圍找靈感,也讀了很多社會新聞,跟一些心理諮詢師做過交談,設計過一些類似的劇情。這些都對我的劇本有幫助。其實最困難的還是找到和融合那兩個線索,還有瑪麗蓮·夢露的雕像。

南都:雕像是當地原本就有的,還是自己做的?

文晏:自己做的。但是考慮到安全和時間問題,我們只做了半個雕像,它的腿部是實景。另一半則用特效後期製作的(笑)。

南都:是怎麼想到用夢露這個意象的?

文晏:剛開始寫劇本,我看到一則新聞。廣西有座小城,建了一個號稱世界最高的夢露像。但由於裙子飛得太高,雕像立了六個月後就給拆了。網上有些照片,還有居民貼了橫幅說「夢露不要走」……我好奇,在這個很多人都沒怎麼聽說過的城市,他們會對夢露有什麼了解?為什麼這麼留戀這個雕像?我覺得這個故事歸根結底說的是愛的缺失,小文需要父母的愛。小米是個流浪兒童,也沒有家庭關愛,麗麗則是想要得到男朋友的愛。耿樂的父親角色,則缺失夫妻的愛……

南都:您之前都給獨立電影做製片人,怎麼想要當導演?

文晏:其實剛開始當製片人,也是誤打誤撞、幫朋友忙。第一部做刁亦男的《夜車》,他花了兩年都沒找到投資。我看了劇本覺得挺好,但找了幾家電影公司,他們都說看不懂(笑),最後是找了幾個朋友湊錢,後來也申請到了一些國際電影節的基金。當製片人後就越來越熟悉電影的製作過程,也意識到導演應該避免犯的錯誤,加上也有表達欲,覺得可行,就沉澱下來想想自己具體要說什麼。

南都:「知道導演應該避免犯的錯誤」,比如呢?

文晏:首先意識到錢不是萬能的。創作和製作是矛盾體,但並不矛盾,很多時候限制會刺激你用更巧妙、聰明的方式完成拍攝。當然還有具體拍攝的問題。另外,電影其實是感性和理性結合的「工程」,它不是你突發奇想寫了兩句詩歌就可以的,所以除了保護感性,你也要理性地去執行處理。很多人覺得導演就要瘋狂,但其實大多數情況是只有瘋狂,沒有才華,這問題很大啊(笑)。

南都:那從《水印街》到《嘉年華》,您覺得自己在執導方面,有什麼具體的轉變和成長嗎?

文晏:反正都處理不好(笑)。(《水印街)是什麼狀態和情況?)成本更低,拍攝期更短,不到一個月,很抓狂。我覺得還是需要準備得更充分吧,每次我總是計劃著要準備得特別充分,但最後都會時間不夠,可能是演員、拍攝地的檔期等等各種因素,很倉促就上馬,所以總是覺得不滿意。這次就稍微……比較早就自暴自棄了,就這樣吧!(笑)

南都:「自暴自棄」,怎麼說?

文晏:就是我屬於崩潰型導演,基本上每天都覺得拍得很糟糕,覺得全是問題而且解決不了。其實我意識到這是我性格上的問題,但又很難克服。現在,我要逐漸學會控制自己的崩潰……嗯,就這樣吧!

但反過來說,其實也不全是這樣的。的電影工業不太完善,它做不到那麼細、那麼規範,所以拍攝現場才會出現很多問題。少做彌補的工作,更多提早的準備和充分的發揮,我覺得這才是更理想的情況啊。

我要求比較多吧,我覺得是正常要求,但工作人員可能就……有很多人和我說,她從來沒參加過導演要求這麼細膩的電影。可是難道不是每部電影都該這樣的嗎?

南都:內地公映版本和威尼斯電影節上一致嗎?

文晏:一樣的,內地公映版本不會刪減。

采寫:南都記者 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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