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人民幣升貶問題未必在於美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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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全球經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經濟何時能超越美國？人民幣如何成為世界貨幣？我們該換點兒美元嗎？都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

在新出版的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和日本前財政官行天豐雄聯合回憶錄《時運變遷》（中信出版社出版）中，透露了國外專業人士的思考與推測。

比如就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行天豐雄認為：「在國際貨幣體系上的理解和政策都非常現實，且諸事皆在按照的路線圖推進。美國對的匯率政策一直頗有微詞，但美國不得不承認，自己並沒有太多談判籌碼。」而保羅·沃爾克則表示：「渴望在各類國際論壇中，尤其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強大的話語權是自然的，同時也很合理。人民幣的儲備貨幣身份，似乎對政府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但它的實際作用仍有很多疑問。」

在認同與猜疑間，孕育著怎樣的機會？我們該怎樣去把握？《時運變遷》一書的譯者於傑為您解答。

我們課本到底講的是什麼

我不是專業翻譯，在本書的語言把握上，可能有不足。

為什麼想把《時運變遷》這本書介紹給大家？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內各種說法非常多，我十年前就跟很多朋友說過應該出版這本書，我在華爾街的一位朋友說：「我看了以後才明白原來我們課本到底講的是什麼。」這是他的原話。我看過這本書後，也感到非常震撼。

大家說你去找版權吧，我就真的去找版權了，找了很多次，沃爾克老先生估計也是不勝其煩，後來找了他的學生，在跟我見面。我也跟另一位作者行天豐雄先生聯繫過。

沃爾克是里根時代的美聯儲主席，曾把美元霸權重新推到世界最高位，老先生身高1米90多，常年抽5塊錢一根的雪茄。

2013年時他來過一次北京，2015年最後一次來。他喜歡打籃球，性格非常好。美元在他手裡面變成了一個重新讓全世界都能夠認知的貨幣，當時全世界對美元都已喪失信心了，他又重新把美元推起來。

沃爾克可能是到現在為止唯一的這麼一個人，經歷獨特。格林斯潘還有伯南克、耶倫他們更立足於國內，因為美聯儲的職責也是這樣規定的。沃爾克有過財政部的經歷，因此有著世界範圍的影響。相對後面幾個人講，他是一個世界貨幣體系的操盤手，所以沃爾克被稱為巨人。他後面幾位都在通過美聯儲的政策維護這個盤子，維護美元體系。

日元當年為何不國際化

今天的全球貨幣體系可以說是沃爾克一手建立起來的。

二戰以後，全球金融經歷了兩個體系，一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個是1973年以後以浮動匯率為主的美元本位體系。

1971年8月15日，在沃爾克的建議下，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終結了布雷頓森領體系。沃爾克本人講，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他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少研究人員以本書為藍本，分析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其實我們可以看看日本的經歷。行天豐雄提道，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元有機會國際化，可他們並不積極。為什麼？行天豐雄說：你如果要做一個國際貨幣的話，必須要承擔很多的責任，資金的進出會對你國內的政策形成很大的衝擊，目前來說，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忍受這種衝擊，那就是美國，忍受的同時還承擔著全世界的指責，經常被喊話「你作為全世界的央行不能隨意的發鈔」，或者是「你加息的話要考慮其他國家、其他央行的感受」，因為美元一加息，對其他貨幣都有壓力。

國際化貨幣可以轉嫁風險

沃爾克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有致命的內在缺陷，無法支持大的經濟體間的貿易和金融往來。但是小範圍、局部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可以的，當下的歐洲貨幣體系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前段時間寫了一篇文章，「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也提到這個問題。人民幣同美元之間，實質上也是一個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安排。是否要儘力去維護這個體系，美國決策層的爭議非常大，美國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非常多，所有這些研究都避不開一個人——沃爾克。他進美國財政部做副部長時就組織了一個跨部門的小組，研究這個問題，不過美國最後決定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跟兩年半的小組研究關係不大。沃爾克是實用主義者，他不斷地嘗試各種政策組合。

我個人認為，沃爾克這一生做的最不完美的一件事就是處理拉美債務危機，為遏止美國惡性通脹，他把基準利率提高到20%，對拉美債務國造成了很大的償債負擔。當時很多人說，這樣的話拉美可能要崩潰了，他說我首先要考慮美國的利益，不能為了拯救其他的國家緩加息或者是少加息。

美元也經歷過痛苦時刻

我幾次拜訪沃爾克，也向他問過的問題。老先生近70年基本上都跟錢打交道，比如匯率問題，我曾問他中美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廣場協議」，他說「看不到這種可能」。沃爾克當時還開了一句玩笑：「如果川普當選的話，沒準真會同簽個匯率的協議。」

沃爾克認為經濟的債務偏多，要想辦法來處理。他說如果經濟增長依託不斷的債務積累，這會非常麻煩。對於超越美國的問題，他說：「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全世界都在推測『日本第一』，當《時運變遷》出版了，日本的泡沫也破裂了。」他認為，「二戰」以後，全世界的發展模式都靠美國拉動，只不過誰先上車誰後上車的問題，後上車會比先上車的好一點，可以更多享受到市場和規則的紅利。

美國二戰後最痛苦的時期是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全世界開始懷疑美國，到1978年至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美元真的要崩了，很多歐洲國家都不接受美元了。當時美國人去歐洲旅遊，賓館店員會問：你有金幣嗎？如果你只有美元，你得預先付錢，我得換成里拉，因為不知道你退房時美元還值不值錢。

當時美國總統卡特非常痛苦，也不能說這個人能力不成，主要是大環境太難受，很多人說卡特下台是沃爾克搞的，利率這麼高，經濟受不了。但美聯儲有它的獨立性，法律也給了它一些特別授權。沃爾克當時的做法為後來美國經濟復興、美元地位穩固，產生了巨大作用。

廣場協議

沒大家想的那麼簡單

日本當年被「剪羊毛」，是因為廣場協議，最近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出了一本書，回顧廣場協議的教訓。當時日本駐華盛頓的副大使內海誠有一篇文章，他開篇就說，我很奇怪很多人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的陰謀，這是我們自己和美國配合來做的這個事情。

當時美日貿易逆差比較大，美國國內的爭論非常厲害，美國國會給財政部非常大的壓力。日本國內也非常緊張，自己也清楚這個狀況不能持續。日本國內有兩個對策，第一個是日元升值，另一個是減稅。

比較而言，日本的減稅難度更大，要經過國會，最後結果未知。行天豐雄這些涉外的官員非常憋屈，我們天天在外面談判，為國為民，他在跟美國談判時，一直是矮半截。

很多人講，美國人太壞了，用廣場協議把日本毀了。我說如果這個廣場協議這麼厲害而不是市場作用的話，日元不應該從1985年一直漲到1995年，美國和日本在1987年不得不進行干預，阻止日元繼續升值。

大家看這個書的價值，他中間的邏輯脈絡不是一個點，是一個鏈條，一個系統。國內不少分析拘於貿易逆差，這個過程不是那麼簡單，中間各國國內、國際的政治經濟因素很多，是一個多因素的博弈、平衡。

突破的過程

總會有痛苦

這兩年，許多學者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我相信不完全是因為貶值壓力的原因。以前順風順水，資金往裡進的時候，再怎麼困難也可以應對，短期票據、準備金都可以用。但資金外流時，應對的措施就不多了。

開放經濟體真正受到衝擊的時候，資產價值會面臨大幅度的縮水的風險，投資收益率馬上貶損。這時候定價的話，只是個國內定價，唯一方法是把門關起來，不管是發鈔還是放水，都可以，但後面的更大的問題就來了。經濟增長、國內資產定價，都得益於開放、全球化，加入美元體系。

如果想理解目前經濟的話，以這個書的框架和背景，可以在裡面找一個位置。我們需要一個大的突破，否則很難解決目前的很多問題，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人民幣升貶的問題，未必在於美元的升值，每個人可以形成自己的框架來判斷。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九四幾年、七幾年、九幾年的一些記錄和回憶錄，我覺得非常有幫助。相比專業書、課本，大家可能會明白當時各國為什麼要那樣做、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陳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