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改革進行到底》第四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雕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價值坐標。它是共產黨帶領人民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積澱傳承的精神基因，是今天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一貫主張。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平正義是人民群眾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在一個現代文明國家裡，司法就是守護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在老百姓的心裡，法就是天。

如果這道防線失守，受傷的將不只是公正。

曾經，在一些司法案件中，錢與法的交易，權與法的尋租，使個別司法裁判異化為正義污點。

公平正義如同空氣與水。它不能缺席、不應遲到。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改革蹄疾步穩。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司法改革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面對億萬雙期盼公正的眼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人民作出了莊嚴承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正行進在改革路上，也行進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

2014年2月，早春的北京迎來了又一個吐綠的時節，萬物復甦中萌發出的每一顆新芽，都會給人帶來一絲小小的欣喜。

就在這個早春二月，新一輪司法改革按下了啟動鍵。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指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保證公正司法、加強政法隊伍、維護人民權益、提高司法公信，四個有力的動詞，托起了改革的核心目標。

改革的鼓聲敲響。

讓人眼前一亮的是，新一輪司法改革的統籌部署被提高到了中央層級。

2014年12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強姦殺人案再審宣判，沉冤18年的呼格吉勒圖被宣判無罪，公檢法27名辦案人員被追責。

然而，這份追責名單上的人員，沒有一個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是行政化的，辦案子的法官、檢察官對案件沒有決定權，而是要報上級領導層層審批、集體決定。

2015年3月24日下午，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給出了推進司法改革的關鍵一招——「要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

司法責任制，短短五個字，直指要害。針對「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頑疾，司法責任制改革對症下藥，明確要求法官、檢察官要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落實司法責任制，就是要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司法責任制落實后，辦案法官、檢察官將獨立判案，獨立簽發法律文書。也就是說，法官自己辦理的案件，怎麼判，自己就能說了算。誰辦案、誰有權；誰用權、誰負責。案子判得對不對，是否公正，考驗的就是法官個人或合議庭本身。

放權不等於放任。那麼，誰能夠經受這樣的考驗，擔當這樣的責任呢？

林立和他的三位同事曾經都是汕頭中院的法官，但一場員額制改革，改變了他們的職業發展道路。如今，只有林立一個人進入了員額，其他人已經不具有法官的身份。

員額制改革，就是要分類定崗，擇優入額。按照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入額法官、檢察官不能超過中央政法專項編製的39%。這也意味著一大批法官、檢察官在改革后不能入額，必須調整到其它崗位。

一句話——減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實現法官、檢察官隊伍的正規化、專業化和職業化。

汕頭中院的員額競爭非常激烈，每四個法官中，只有一個能入額。

員額考試過後，40歲的黃曉忠名落孫山，他選擇去執行局成為了一名執行員。32歲的曾曼由於年齡原因，審判經驗不足，沒有資格參加入額考試，她選擇做一名法官助理。曾經穿著法袍坐在審判台上，而如今卻坐在台下的助理席位上，曾曼用了很長時間，才慢慢調整好了自己的心態。

201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上，用五個「過硬」概括了司法人員應具備的素質：政治過硬、業務過硬、責任過硬、紀律過硬、作風過硬。

員額制就是要選出符合這五個「過硬」的司法人員。只有有了過硬的隊伍，司法責任制才能落地生根。

員額制改革完成後，林立成為了這支隊伍中的一員，責任也落在了他的身上。如今，林立自己獨立簽發法律文書，不需要再報庭長、院長審批。這樣一個簽字看上去簡單，但落筆之後的責任和壓力是他人體會不到的。

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把司法責任制稱作「牛鼻子」，是因為它牽一髮而動全身。司法責任制落實后，有些地方的司法機關發現，以前困擾多年的難題，隨著司法責任制的推進也迎來了排難解困的機遇。

以公訴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之上，對於檢察官孫權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出庭支持公訴是他幹了十多年的老本行，陌生是因為他曾離開檢察官一線工作已經三年。

幾年前，孫權從一名檢察官被提拔成辦公室主任，從而離開了辦案一線。在吉林檢察系統，曾經「官多兵少」。孫權所在的公主嶺市檢察院在改革前共有78人在職，其中，真正在一線直接辦案的只有18人。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推進，給內設機構改革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辦案不需要再進行層層審批，很多機構自然沒有了存在的必要。2015年5月，吉林省檢察院從以前的34個牌子變成了現在的10個。

改革改掉了冗餘的機構，清掃著人浮於事的作風。

哪裡有病灶，哪裡就是改革下刀子的切口。人情案、金錢案、關係案，這曾是司法機關內部的頑疾，破壞公平正義的「殺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對司法腐敗，要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

2015年2月，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通過《關於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這是防止以權力干預司法的「高壓線」，也是保障法官、檢察官獨立運行司法權力的「防火牆」。

有責先有權，用權必擔責。

司法責任制落實后，權力到位，責任到人，牽住「牛鼻子」的目的是以責任倒逼公正、保障公平。2016年，全國法院一審服判息訴率創紀錄地達到了89.2%。

案子判出公道，正義自在人心。

為了使司法擺脫地方行政權力的干擾，新一輪司法改革還推動了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確保基層法院、檢察院超然立身於地方利益之外。

而同步推行的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又解決了法官、檢察官的晉陞和待遇問題，保證了最優秀的辦案人員能夠安心留在辦案一線，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駕護航。

滾石上山、立柱架梁。

以員額製為抓手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四項基礎性、制度性改革措施，在司法責任制這塊基石之上，為法治夯築起了更加符合司法規律的體制框架。

30年前，的西南邊陲小鎮，15歲的少年盧榮新，在自己的卧室門上寫下了幾個字——「吉祥紅（鴻）運」。然而，40歲那年，命運卻把他拖入了深淵。

2012年9月，盧榮新被關進看守所，被迫承認自己是一起強姦殺人案的兇手。之後，等待他的判決結果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判決書上寫明：根據盧榮新的有罪供述和DNA鑒定等物證，足以認定盧榮新就是兇手。

一般來說，DNA鑒定就是鐵證。盧榮新要想洗清罪名，難如登天。2014年6月，拿到判決書後，盧榮新提出上訴，但內心充滿絕望。

當時的他並不知道，幾千里之外的北京，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推動的一場深刻變革，將會改寫他的命運。

2014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說明，明確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推出之後，法院對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能直接採信，而是要把證據拿到法庭上通過質證的方式，來確定它的合法性與客觀性。程序上不合法或來源不明的證據，一律被列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2016年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這標誌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全面啟動。

可以說，這場變革推動的速度，就是和生命賽跑的速度。幸運的是，已經關押在看守所四年之久的盧榮新趕上了這一場變革。

2016年，盧榮新的一紙上訴狀擺到了雲南高院法官湯寧的面前。

湯寧發現，盧榮新案存在諸多疑點。作為一起強姦殺人案，警方在被害人身上沒有提取到盧榮新的任何生物痕迹，認定盧榮新有罪的主要證據是遺留在現場的一把鋤頭。這把鋤頭被認定是兇手掩埋屍體的工具，有鑒定書證明在這把鋤頭上檢驗出了盧榮新的DNA。

這份給盧榮新定罪的最為關鍵的證據，放到法律的準繩下，卻經不起推敲。

鑒定書上提供的鋤頭擦拭物基因圖譜，與盧榮新的基因圖譜幾乎是嚴絲合縫。鑒定專家認為，在河水浸泡過的鋤頭上不可能提取到這樣清晰的DNA圖譜。

法官湯寧要求對鋤頭重新進行鑒定。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結果是，這把鋤頭上沒有盧榮新的DNA。

那麼當時的DNA鑒定結果是怎樣得出的呢？

由於警方一直沒有給出合理解釋，盧榮新案中的DNA證據，最終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

隨後，盧榮新案的定罪證據只剩下了口供。八份口供中，只有一份是有罪供述。然而，這份口供對應的同步錄音錄像，卻只有畫面，沒有聲音。這樣的證據，按照規定，也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

對於45歲的盧榮新來說，這一次蒙受冤屈讓他失去了四年自由。「以審判為中心」，讓他最終找回了清白，重歸無罪之身。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司法系統依法糾正重大冤假錯案34件，涉及54名當事人。

而司法改革環環相扣，在不斷向縱深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對審判環節提出了要求，更促進了公安執法的規範化。今天，公安機關取證過程必須規範，這樣才能在庭審時經得起檢驗。

2014年7月，浙江樂清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詐騙案件過程中，被告人尹貴當庭翻供，聲稱自己身上有傷，是受到了刑訊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

對此，主審法官要求辦案民警陳曉慶出庭作證，說明情況。

根據法院審理需要，偵查人員出庭證明結果真實性與過程合法性，這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抓捕錄像表明，尹貴身上的傷，是在逃跑過程中，抗拒抓捕導致。法庭對尹貴所稱遭到刑訊逼供的辯解不予採信。

這件事讓陳曉慶和同事們認識到執法記錄儀的重要性，執法記錄儀，對他們的執法行為，既是約束，又是保護。

2016年6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機關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明確了公安民警6類執法現場應全程記錄音視頻，全國一線民警普遍配備了執法記錄儀。

埋藏在這些記錄儀攝像頭背後的，就是兩個字——公開。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司法公開成為了訴訟制度改革中又一個重大舉措。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司法系統大力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截止到今年2月，裁判文書網訪問量突破62億人次，成為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網。

以公開促公正，有力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圍繞「審判」這個中心，錨定訴訟制度的短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完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約機制、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訴調對接，一系列改革措施從頂層陸續推向了基層。

法庭，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上的最後一個關口，正在改革的「破」與「立」中，成為守護公正的一扇鐵壁。

2015年3月25日，人們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樣一條消息，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中提出，「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如何，說一千道一萬，要由人民來評判」。

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司法改革「為誰改」和「往哪兒改」，給出的定盤星。

早在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就提出建設法治浙江，他把法治浙江的核心價值追求定位為四個字——「法治為民」，老百姓關心什麼，法治就要在哪裡落腳。

從法治浙江到法治，公正司法、造福人民這一價值定位從未改變，一脈相承。

司法便民利民改革，與司法責任制改革、訴訟制度改革一起，構成了新一輪司法改革的「三駕馬車」。便民利民，就要毫不含糊、實實在在地對準百姓心中的難點和痛點去改。

立案難，這曾是群眾反映強烈的「頭號難題」。因為難立案，很多老百姓遇到了矛盾糾紛，最先想到的不是找法，而是上訪。

2015年，全國法院同時展開立案登記制改革。改革的要求很重要，也很簡單——「有案必立、有訴必理」。

2015年5月4日，這是立案登記制實行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律師呂中旭拖著一個拉杆箱來到北京朝陽法院立案大廳。箱子里裝的是積壓了幾年都立不上的案子，一共有208件。

法院當場全部立案受理。

目前，北京朝陽法院平均每天立案500多起，平均用時十分鐘。

如今，在上海浦東法院，通過二維碼就能自助立案。在福建、浙江，為方便群眾打官司，全省範圍內都實現了異地立案服務。

執行難，也是困擾百姓的司法「老大難」。因為執行問題，有些老百姓甚至把法院的裁判文書稱為「蓋著官印的白條」。而就在去年，一項政策的出台，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49歲的河南省三門峽市建築承包人老秦，承包了王某的建築工程。沒想到工程結算的時候，王某卻開始打起了太極。到2008年，老秦一紙訴狀將王某告上法庭，官司勝訴了，王某卻拒不執行，老秦只能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2016年，老秦在病床上接到法官的電話。難得一見的「老賴」代理人，竟然主動上門要求還款。

這讓老秦又驚又喜。

這一年的6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懲治「老賴」的37項措施一出台，就被評價為有史以來規格最高、範圍最廣、懲戒最嚴的整治「老賴」措施。

這些措施成為了執行法官的殺手鐧。法官將「老賴」王某列入了失信黑名單，限制其一切高消費活動。王某當時正在南極旅遊，因為無法購買返程機票，被困在了南極。

這一次，「老賴」希望解決問題的心情，比申請人老秦還要急迫。經過協商，雙方達成了執行和解協議，老秦終於拿到了十年前應得的177萬工程款。

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累計公布失信被執行人589萬例。一大批「老賴」被限制乘飛機、坐高鐵、住星級酒店、擔任公職等。迫於壓力，老賴們紛紛主動履行義務，執行難得到了有效緩解。

清水江是貴州省境內第二大江流，江水原本和它的名字一樣清澈透明。然而近年來由於一些化工企業違法排放污水、廢渣，清水江局部水域遭到污染。

眼看著江水一天天渾濁，住在江邊的老百姓卻束手無策。2015年，幾位檢察官的到來，給事態的發展帶來了轉機。

2015年7月1日開始推進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改革讓檢察院多了一個新身份：公益訴訟人。有了這個新身份，檢察機關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的，可以提起公益訴訟，追究其法律責任。

2015年，貴州錦屏檢察院在完成調查取證后，向錦屏縣環保局發出了督查整改的檢察建議。但兩次檢察建議發出后，縣環保局仍未履行職責。於是，檢察院一紙訴狀將環保局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決后，錦屏縣環保局立即開展了整治行動，同時也對全縣達不到環保要求、不具備生產條件的企業，全部進行停產整頓或取締。

66歲的馬仲蘭擔任陪審員工作已經多年。退休之前，馬仲蘭是一名出版社的編輯，她在這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和多年的生活經驗，曾經給法官辦案帶來了很大幫助。

人民群眾是司法改革的受益者，人民群眾也是司法改革的參與者。

為了推進司法民主、促進司法公正，中央深改領導小組先後推出了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和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通過改革選任辦法和擴大陪審案件、監督案件的範圍，充分保障了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

201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審議通過，它標誌著民法典時代正式開篇。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這一字之變，承載的是幾代人的夙願。全面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每一項合法權益，這是依法治國的時代強音莊嚴發出的百姓權利宣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改革追風踏浪，如今已經船到江心。不是小修小補，不怕傷筋動骨。這是一場廣度、深度、難度遠超以往的司法改革。

改革的成效要交給人民評判。司法改革三年來，「兩高」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贊成率不斷攀升，2017年同時獲得了91.83%的贊成率，雙雙創下了歷史新高。這折射著民意的表決器，給出的是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感受。

為什麼這場波瀾壯闊的司法體制改革能夠取得歷史足以銘記、老百姓十分有感的成效？

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司法規律，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正是這「四個堅持」，讓公平正義的陽光照進人民心田，讓老百姓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

今天的夢想，就是明天的未來。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了政法大學。在五四青年節前夕，選擇與政法大學的師生面對面交流，意味深長。

在與政法大學師生和法學專家代表座談時，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事關」論述了法治建設的時代使命，「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信仰法治、堅守法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作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開啟了法治的新時代與新高度。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正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呼喚和聲共振，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同步向前。

讓法之所向，成為民之所盼。

在當下的，司法改革的每一個步伐，正如雕刻師手中的刻刀，將「公平正義」的信仰，深深地雕刻進時光的年輪，雕刻在人民群眾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