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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企混改應先去行政化,才能真正實現騰飛!

自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改革的目標以來,國企的市場化改革就始終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從朱鎔基時代的國企大規模破產重組、引入外資收購或者管理層收購,到現代的做大、做強國企,其間雖有反覆,但總體還是在向著市場化改革方向發展。

聯通混改(圖源:VCG)

請近日公布的聯通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打響了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槍,無疑是國企市場化改革的又一次嘗試,試圖引進民營資本以激活國企僵化的體制、機制。此前,石油也曾拿出部分資產混改,但因資產質量不高,並未引起市場的積極反應。此次聯通集團拿出的是核心資產,國內資本以相對於港股60%的溢價參與聯通混改也就不難理解,相信也可以為國企改革探出一條路。不過,對於這次聯通的混改,還是有兩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需要注意。

首先,國企去行政化應先於混改,或者說作為混改的前提條件。

國企的行政化問題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國企體制、機制僵化的源頭之一,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中共也一再提出要去行政化,但這一問題在國企基層已經開始鬆動的同時,越到高層反而有強化的趨勢。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對經濟幹部的需求,使國企幹部受到重用。

國企從高層的正部級、副部級到基層的處級、科級,國企員工同時具備黨員領導幹部與企業職工的雙重身份。他們既享受著企業身份、壟斷效應帶來的遠高於同級別官員的經濟收入,又作為官僚體系的一員,享受著政治上的特權,從董事長到封疆大吏只有一步之遙,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並非沒有先例。就算企業經營不善,只要幹部職級在,換一家單位仍是領導,權責並不統一。

這種官僚體制與企業機制、市場機制的錯配正是許多國企僵化、經營困難的原因之一。如果不先去行政化,在官僚體制的國企內部,混改引進的資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國企僵化的體制存疑,股東也沒有辦法監督行政任命的這些高官。不但混改目的達不到,反而使所謂混改可能淪為「交黨費」。

此外,本次混改聯通還是提出了員工激勵計劃,將以3.79元人民幣(約合0.57合美元)每股的價格授予核心員工8.5億股股份,該價格約為同時期聯通A股股價的一半。在市場化的企業里,股權激勵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國企卻並不容易,風險極大,這也是迄今聯通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原因。

風險之一,所謂的核心官員必然少不了各級具備行政級別的各級管理者,這樣所謂的股權激勵就是將股權低價授予具備行政級別的高級管理者——黨員領導幹部。並且,這些高層管理者完全掌握企業話語權,很容易發生自肥的行為。將全民所有的國企資產分給黨員領導幹部,使黨員領導幹部變成了「資本家」。

不先去行政化,就很難避免這樣的陷阱。

此外,國企長期以來是中共幹部選拔、培養的途徑之一,在公務員逢進必考的大背景下,國企是唯一的漏洞。由於國企幹部任用的社會關注度比國家機關要低很多,國企級別也並不低,可操作空間大,由國企入仕途,到一定級別調入國家機關,可以說是一條捷徑。國企的去行政化也可以堵塞這一漏洞,當然公務員的企業鍛煉並非不可以。

風險之二,即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這是一個在極為敏感的話題,一旦被扣上這頂帽子,幾乎是人人喊打絕無僥倖。由此也就引出另一個問題——法制。

國企改革應該法制先行。從近30多年的歷史來看,倒在國有資產流失上的風雲人物很多。1988年萬科股改,王石曾經之所以放棄萬科的股份,也在於國有資產流失的緊箍咒,如果他拿了股份,也許早已遭遇牢獄之災。

目前,央企混改唯一的依仗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及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關於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兩份文件,都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紅頭文件在雖效力可能比法律更大,但從法治的角度、立足未來來看,文件並不足以保障國資安全,也不足以保障參與者的利益。

從國企的性質來看,作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其改革從程序正義來看也需要通過全國人大的立法確認,通過立法確認改革的原則、參與者的權利與義務,以法律將改革置於陽光下,杜絕暗箱操作、內幕交易,保障國有資產與參與混改的民營資本的利益,既保護好國有資產不流失,也解除懸在參與者頭頂的國有資產流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國企改革激活民間資本,推動經濟再上路。

本文由星火記者聯盟(微信ID:cctv11227)莫言主筆,於無聲處聽驚雷,敢講話、講真話,是財經愛好者不可多得的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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