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 | 翰墨因緣念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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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先生現在已是享譽中外的著名學者，在大陸和台灣歷史學界都享有極高聲望。但時間倒回到50年前，他也曾是一名對於時局充滿憤怒和困惑的青年學子。這種憤慨與寂寥，今天許多關心國家命運的青年想必也能深切體會。

但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真正能「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殷海光。殷海光是台灣自由主義開山人物，其弟子遍布華語學術界，包括林毓生、張灝、王曉波、李敖......在《翰墨因緣念殷師》中，林先生如此回憶青年的求學時光：

在大學時代跟隨殷先生那幾年的讀書生活，現在回憶起來，卻仍歷歷如在目前。當時雖然對於身邊所見之種種，深致憤慨，然而，精神卻是無比昂揚與奮發的。主要是因為：在思想上，受到了殷先生的啟蒙，看到如何進展的遠景；而在精神上，受到了殷先生那種特有的道德力量與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懷持著一種使命感，深深地覺得應該為苦難的盡一己之力。因此，青年人所易有的憂鬱與寂寥的情懷，雖然有時也曾來襲，卻從未佔據自己的心靈。

看到這些感人至深的文字，不禁令人感慨，在求學時代遇上這樣的老師是多麼可遇不可求的幸運。

1960年林毓生赴美留學，羈旅異邦，殷先生給他的信是其「在羈旅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鼓勵與支持。」兩人在這些跨越大洲的信件中無所不談，從留學瑣事到家庭碎務，從推薦書單到討論重要學術問題……時移世易，但師生情誼從未改變，其中蘊含的現代理性和道德自覺令人動容。

師生二人的通信，起自1957年，終於1969年殷先生去世，其間六十餘封通信現收錄在《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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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重校增補本）

殷海光 / 林毓生 著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除了六十餘封書信，《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中還收錄了林毓生紀念先師、追憶求學歷程的四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寫於1980年的《翰墨因緣念殷師》。

全文 3659 字，閱讀大約需要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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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因緣念殷師

文/ 林毓生

選自《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

在《殷海光書信集》出版以後，我就輾轉接到殷師母夏君璐女士在先師海光先生逝世后不久，託人帶至香港友人處存放的，歷年來我寫給殷先生的書信。當時看到了這些信，真是百感交集。最初一封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在獅頭山上海會禪寺中讀書時寫給他的。竟然經殷先生生前妥為保存，又經殷師母費心與殷先生的其他來往函件一起送到香港。我對此信早已忘卻，現在原件居然又寄回我這裡。二十多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殷先生逝世已經十年有餘，世事與國事也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而我自己也早已進入中年；但，在大學時代跟隨殷先生那幾年的讀書生活，現在回憶起來，卻仍歷歷如在目前。當時雖然對於身邊所見之種種，深致憤慨，然而，精神卻是無比昂揚與奮發的。主要是因為：在思想上，受到了殷先生的啟蒙，看到如何進展的遠景；而在精神上，受到了殷先生那種特有的道德力量與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懷持著一種使命感，深深地覺得應該為苦難的盡一己之力。因此，青年人所易有的憂鬱與寂寥的情懷，雖然有時也曾來襲，卻從未佔據自己的心靈。

林毓生

一九六〇年我離台來美，轉瞬已二十年。羈旅異邦，心情是寂寞的。從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殷先生給我的信可說是在羈旅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鼓勵與支持。殷先生的信都是挂號寄達的，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有時中午或下午從外邊回到宿舍，看到來自台灣的挂號信通知單，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中立刻感到無比的高興。馬上放下別的事，騎腳踏車到郵局簽字把信取出。先在郵局中打開匆匆看一遍，然後騎車回到校園中，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再看一遍，晚上吃過飯，往往會看第三遍以後才開始讀書或寫作。

我在一九六四年，因先嚴的身體不佳，而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也可在台灣進行，剛巧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師所推薦的獎學金可由我自由運用，並未限制要待在芝大，遂返台住了半年。因此，得以與殷先生重聚。在台期間，殷先生時常邀我到他府上吃飯，每次只有我們師生二人，師母與師妹並不上桌。師母在廚房忙，師妹則負責端菜。每次我跟殷先生說，請師母與師妹一起來，他總是笑著答道：「她們忙，讓我們先吃。」我提了幾次，但毫無動靜，以後也只好不說了。殷府的菜肴，鮮美而不奢，沒有酒。往往我們剛開始吃了不久，就大講起學問與世事來；每次我講到他讚許或會心的地方，他就用筷子夾一塊好吃的菜放在我的盤子中，以示獎勵。這使我憶起大學二年級最初跟隨殷先生讀書的時候，因為有許多問題要請教，問他是否有時間詳談，他約我在寒假期間每禮拜四下午兩點鐘到他家去。那時他與師母住在公家配給《自由》雜誌社的宿舍內，與另外一家人合住一幢房子。他與師母的房間是一進門往右走，大約只有七八個榻榻米大，白天是書房兼客廳，晚上把被褥從壁櫥中拿出，鋪下來就睡在地板上。他的家雖然很小，但收拾得窗明几淨，令人覺得甚為舒適。那時，師母正懷著尚未出世的文麗，每次我來，她把紅茶或者咖啡沖好以後，就出去散步，我們師生便開始對談。當時我問到或講到他讚許或開心的地方，他便把放在桌上從「美而廉」買來的小點心拿一塊給我吃，我只得一邊吃一邊講。那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學年度寒假裡的事情；當時大家都非常清苦，很少吃到如此精美的點心。這樣的師生論學之樂，雖然事隔二十多年，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能清楚地記得。

殷海光及其妻女

和殷先生談話是人生難得的境遇。他那低沉而富磁性的聲音說起話來，雋語如珠，靈光閃閃，偶雜含意深邃的幽默突梯（但從未為說笑話而幽默），在辭鋒犀利的分析中夾帶著道德的熱情與對和世界的關懷。他與學生相處，一向坦誠相見，和藹若朋友然；但，與殷先生接觸，無論過從如何親密，彼此之間總有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離感。殷先生是屬於五四時代的傑出人物，他為的思想革命貢獻了一生，與師友學生交往也是站在這一個「公」的前提之下進行的。他欣賞或憎惡一個人，是與他覺得這個人對的前途是否已經或可能有所貢獻有關。殷先生生活格調高，道德想象深遠，感情真摯而豐富，和他相處，自然會感到濃郁的人情味和「奇理斯瑪的」（charismatic）震撼。不過，這一切皆因彼此志同道合之故，極少有個人「私」的成分。相反的，當他發現某人言行並不是根據他的了解所想象的那樣，他便不能不視情況之嚴重性而與之疏遠或斷絕往來了。殷先生一生絕不是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他於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顯示的光風霽月的道德境界，是令人景仰的。

殷先生逝世至今已經十多年了。現在每次想到再也見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一起討論學問、品評人物，再也不能接到他的論學感懷的長信，內心深處所感到的空虛與悲哀仍與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夜裡於麻省劍橋聽到他逝世噩耗時一樣的強烈。像殷先生這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很難再找到了！

殷海光

自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接到我寫給殷先生的許多封書信以後，心中不時浮起把我們的通信編輯出版的念頭。但，由於我的工作甚為忙碌，以及其他種種思慮，這樁事竟然拖延至今，一晃兒，已經是四年多了。去年，台灣出版界熱心人士出版了印刷精美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上下兩冊。我為紀念他逝世十周年，也曾在八月中旬寫就《在轉型的時代中一個知識分子的沉思與建議》（后經《時報·人間副刊》在十一月廿四與廿五兩日連載發表，現已收入拙著《思想與人物》），就殷先生一生關懷的自由、民主、法治與文化的前途，提出了我目前的看法，希望能在思想內容或論式轉折上，推進一步。現在為了追念過去跟隨殷先生讀書與論學的生活，以及其他的一些意義，決定把我們之間歷年來的通信編輯發表。

正如看過我的中、英文論著的讀者所知，我現在的思想內容與思想方式和殷先生的論著所顯示的，有相當的不同。（但，與殷先生為自由、民主、法治奮鬥的志業，在大方向上則完全相同。）另外，當重讀我寫給殷先生的書信以後，發現現在已經不能同意我在一些書信中的見解。例如：Clyde Kluckhohn（克萊德·克拉克洪）的文化相對論，我在大學時代接觸之後，心中頗為興奮，可說當時是經由他的著作才漸漸進入人類學理論的領域；但，現在從波拉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識論的觀點去看，發現Kluckhohn的理論相當膚淺。另外，在抵美以後最初寫給殷先生的幾封信中，對有卓著成就的西方社會科學家們，動輒冠以「大師」的頭銜，這反映了當時頗為西方社會科學所提出的種種「系統分析」所震懾的心情，而這種心情也意味著對當時國內支離破碎、迂腐而頑固的學術界的反抗。但隨著時間之流逝，心情也漸趨平靜，我同時也逐漸研讀了一些哲學、文學、神學與傾向人文的史學的典籍，發現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因受到基本假定的限制，對人間事物的了解實在是有限的。我在這裡，無意否定西方社會科學應有的地位，但要提醒大家：在攻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時，我們要特別注意不要被其術語（jargons）所眩惑，同時我們要探討它的基本假定與表面上看去頗具系統的理論之間的關係。當然，在我們研讀人文學科的著作時，也要應用這個態度。

殷海光

然而，現在在這裡既是發表過去的書信，當然要存真。唯一要求讀者的是：請注意每封信撰寫的年、月。信中內容表達的，是我當時寫信時的思想與感受，並不一定與我現在的思想與感受完全相同。我的思想內容與思想方式的改變，是在大學時代以後，近二十年來讀書與思考的結果。不過，我的思想基本取向則始終未變。二十年來，海外知識分子的思想取向，可說是在極不穩定、極為浮泛、上下翻騰的情況之中。從右至左（甚至從極右轉到極左—這兩者之間，距離可能最短）、從左至右、從中間轉到偏左、從中間轉到偏右，各式各樣的轉變都有。與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轉變相比較，我的思想取向，從大學時代受到殷先生的啟蒙，開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義以來，至今一貫未變。這一點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師在天之靈的。

自由主義在西方正面臨著許多危機，此處無法細述；而它在是否能夠逐漸實現，實在地說，一向相當渺茫。因為每個時代反自由的力量往往大過促進自由實現的力量。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是一不可化約的價值，所以不可化約為別人的工具。這種人的尊嚴，必須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有了人的自由，才能有人的尊嚴。為了保障人的自由與人的尊嚴，則必須建立民主與法治的制度。這些，只要我們根據理性與愛心確認它們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就不能說它們不是我們的理想，除非我們願意自相矛盾。不少中外知識人都會犯一種毛病：在理想屢受挫折、悲憤填膺、痛心疾首之時，便懷疑自己的理想之正確性；然後，不是找尋一大堆理論徹底毀滅自己的理想，便是變得玩世不恭，或投身至一套假理想以補內心之空虛，或變得心灰意懶、百事消沉。事實上，這些現象往往是，自己的罪惡感—因承擔不了自己的理想—而導致的精神分裂。然而，真正的理想向來是很難實現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應斥之為孤高；既然找到了終極關懷，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擇善固執。何況，維護自由的民主與法治的實現，實質地說，是一程度問題。只要真心覺得它們應該是我們奮鬥的目標，我們就應該不斷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能做多少，是多少。這不僅是為了保持自己思想的完整性，從實效的觀點來看，只有執著自己的理想，才有希望切實找到它的某種程度之實現的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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