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邏輯下的帝國意志 以及一個民族的血性

胡賽萌/文

我們的民族曾是一個有血性的民族，我們的祖先曾是一群尚義任俠的血氣男兒，我們的國家曾是一個遠誅強敵的極盛之國。

是的。曾是！曾經是！

血性的民族，血性的男兒，強盛的國家，都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

現在的我們，在討論自己受到凌辱的母親該不該得到捍衛和保護。這可真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是，我不得不問為什麼，為什麼曾經有如此血性的我們會到今天這步田地？

「父之仇，弗於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禮記》里話不僅寫在出土的竹簡之上，更刻在了伍子胥的心裡。當父親和哥哥被楚平王冤殺之後，死裡逃生的伍子胥就暗自發誓，不為父兄報此血仇，枉為一世之人。

僅僅16年之後，身負血海深仇的伍子胥便率領吳國大軍殺到楚國，長驅直入攻破楚國都城。當時楚平王已經去世，伍子胥未能手刃仇人，便命士兵掘開楚平王的墳墓，挖出屍體，用鞭子抽打了三百下才算解氣。

伍子胥當年在楚國的好朋友申包胥逃到深山之中，並讓人對伍子胥說：「你報仇的手段，太過分了吧！你曾是平王的臣子，親自拱手稱臣地侍奉他，今天竟然污辱已經去世的君王，這難道不是違背天理到了極點了嗎？」

伍子胥對來人說：「替我謝謝申包胥，說我就像太陽快落山了，但路途還很遙遠，所以我要倒行逆施。」

好一個伍子胥。為了報仇，當真是一往無前，就算倒行逆施也無所謂。先秦時代，這便是我們祖先的血性！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這是《少年行》中關於報仇最直觀的表述。當然，還有「重義輕生一劍知，白虹貫日報仇歸」，以及《俠客行》中的「報仇向何處，堂堂九衢路」。

這就是我們祖先對於復仇以及復仇者的態度。然而，自秦漢乃至隋唐以後，伴隨著中央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皇權的無遠弗屆，曾經尚武善戰的民族開始沉淪，那份尚義任俠的血氣開始消散。

從秦漢到隋唐，不僅是朝代的更迭，更是帝國的成熟。成熟的大一統帝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集草民之權於地方，集地方之權於中央，集中央之權於皇帝，所以帝國的成熟過程就是一個不斷中央集權的過程。

這一點，從宰相一職的變遷便可窺探一二。

漢朝的宰相由三公組成，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不但統領帝國的日常行政，而且還有自己的相府，可以開府治事，跟皇權所在的宮廷簡直劃地而治，分庭抗禮。

後來，皇權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壓相權。到隋唐，廢除了三公九卿制，取而代之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從一人變成了多人；再到獨夫朱元璋稱帝，借口丞相胡惟庸謀反，直接廢除了中書門下兩省，宰相從此退出了帝國的政治舞台。

從獨相到群相，再到無相，這不僅僅是皇權對相權的削弱和侵奪，更是我們民族精神被一步步閹割和戕害的過程。皇權登峰造極的背面，是民權的喪失殆盡。一得一失，貫穿整個帝國的始終。

所以，春秋時代有伍子胥，而盛唐盛世只能有張瑝張綉。

張瑝張綉倆兄弟，是嵩州都督張審素的兒子。由於被部下誣陷，張審素被監察御史楊汪逮捕下獄。張審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禮護主心切，擅自發兵包圍了楊汪，脅迫楊汪為張審素雪冤。

楊汪脫身後心懷仇恨，乾脆上奏唐玄宗說張審素謀反。於是，張審素本人被處斬，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免除一死被流放嶺南。

幾年後，一心想報殺父之仇的張瑝張綉兄弟偷偷潛回洛陽，默默等待著復仇的機會。

在摸清了楊汪的行蹤之後，張瑝張琇趁夜在街上截殺了楊汪，之後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楊汪的原因寫成表狀掛在斧頭上，逃亡江南，后被官府捉獲。

此案轟動朝野，百姓群情激憤，一致同情張氏兄弟，認為他們年紀雖小，卻能為父報仇，堪稱孝烈。中書令張九齡也認為應寬恕，「宜貸死」，至少應該赦免張氏兄弟的死罪。

然而，帝國的皇帝唐玄宗卻不同意。他說：「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

既然皇上都說國法不容，張氏兄弟只好去死。

其實，那國法不過是唐玄宗的王法而已。至於張氏兄弟的死活，不是那王法考慮的，王法首先考慮的是帝王的安全和政權的安危。這一點，唐玄宗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殺之成復仇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殺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啟也。」

是啊。如果截殺帝國監察官員的百姓都可以不被處死，那帝國尊嚴何在？皇權至高如何體現？政權安危如何保證？

更何況，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張氏兄弟帝國尚可以承受，一旦無數個張氏兄弟起來了，帝國為之奈何？

帝國不需要血氣方剛的男兒，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子民。因為有血氣，遇到不平事會怒髮衝冠，會拔劍相向。正如春秋時期的那些士，崇文亦尚武，仗劍行天下。

他們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絕不是帝國理想的臣民。所以當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坐穩了皇位之後，首先便拿豪強開刀。於是作為帝國的最後一個俠客，就算有炙手可熱的大將軍衛青為其說情，郭解仍然逃脫不了被滅族的宿命。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說的話，卻被歷代信奉儒家學說的帝王聽進了耳朵里去。

帝國是依靠倫理治國的，但是卻不僅僅只是儒家倫理，或者說只是表面上的儒家倫理。作為帝國統治者的帝王們，真正推崇的是「外儒里法」，就算行法家之霸道，也必須披上儒家的溫情外衣。

既然帝國容不下血性男兒，那麼為父報仇鞭屍君王的伍子胥，只能走進歷史，成為典故中的人物而存在。血性的消失，伴隨的是民族精神的消亡和淪落。

在一次演講中，易中天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民族的時代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夏商時期，我們民族是用眼睛去看世界，所以商文化是絢爛多彩的；兩周春秋，我們民族是用大腦來思考世界的，所以有宗法禮樂和井田制，有了百家爭鳴；漢唐兩代，我們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所以有漢的強悍，唐的廣闊。

至兩宋以後，時代精神每況愈下。宋的時代精神不在馬上而在床上，所以只能抱著半壁江山苟延殘喘；明的時代精神則在褲襠，所以《金瓶梅》才得以洛陽紙貴；而到了清，時代精神只能在再降到膝蓋上了，三跪九叩成了天朝威儀最不可或缺的環節。於是，不通國情的洋人，只好用遠洋而來的槍炮聲來代替磕頭撞地之聲了。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的民族精神會一代不如一代？

或許，這正是皇權邏輯下帝國意志的使然。在大一統的集權帝國里，帝國的意志只能是帝王的意志，百姓存在的唯一價值便是滿足和貫徹帝王的意志。所以，作為子民的百姓，必須為君父的皇帝賣命，為了滿足皇帝的私慾和帝國的版圖而戍邊異鄉，甚至戰死沙場；但是作為子女的百姓，卻無法保護自己父母的安全，因為皇帝才是整個帝國臣民唯一的父親。

儘管帝國講究的是家國一體，帝國對孝子的表彰也拔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一旦百姓的家與皇帝的國有分歧甚至衝突的時候，身為子民的百姓卻必須舍小家為大家，而所謂的大家，不過是帝王予取予求的帝國而已。

為皇帝盡忠，就是最大的孝。既然如此，那麼百姓還要什麼血性和精神。對皇上和帝國而言，那份血性和精神才是帝國的不穩定因素，必須被不斷地弱化和淡化。

正因如此，在皇權下的帝國里，百姓都沒了血性，民族怎麼可能有精神？

如今，大清早就亡了，帝國制度也已壽終正寢，我們民族需要再次找回那份血性和精神。是的，面對侮辱我們母親的流氓，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份血性，因為這不僅僅是在保護我們的母親，更是在捍衛我們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