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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邏輯下的帝國意志 以及一個民族的血性

皇權邏輯下的帝國意志 以及一個民族的血性

胡賽萌/文

我們的民族曾是一個有血性的民族,我們的祖先曾是一群尚義任俠的血氣男兒,我們的國家曾是一個遠誅強敵的極盛之國。

是的。曾是!曾經是!

血性的民族,血性的男兒,強盛的國家,都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

現在的我們,在討論自己受到凌辱的母親該不該得到捍衛和保護。這可真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是,我不得不問為什麼,為什麼曾經有如此血性的我們會到今天這步田地?

「父之仇,弗於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禮記》里話不僅寫在出土的竹簡之上,更刻在了伍子胥的心裡。當父親和哥哥被楚平王冤殺之後,死裡逃生的伍子胥就暗自發誓,不為父兄報此血仇,枉為一世之人。

僅僅16年之後,身負血海深仇的伍子胥便率領吳國大軍殺到楚國,長驅直入攻破楚國都城。當時楚平王已經去世,伍子胥未能手刃仇人,便命士兵掘開楚平王的墳墓,挖出屍體,用鞭子抽打了三百下才算解氣。

伍子胥當年在楚國的好朋友申包胥逃到深山之中,並讓人對伍子胥說:「你報仇的手段,太過分了吧!你曾是平王的臣子,親自拱手稱臣地侍奉他,今天竟然污辱已經去世的君王,這難道不是違背天理到了極點了嗎?」

伍子胥對來人說:「替我謝謝申包胥,說我就像太陽快落山了,但路途還很遙遠,所以我要倒行逆施。」

好一個伍子胥。為了報仇,當真是一往無前,就算倒行逆施也無所謂。先秦時代,這便是我們祖先的血性!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這是《少年行》中關於報仇最直觀的表述。當然,還有「重義輕生一劍知,白虹貫日報仇歸」,以及《俠客行》中的「報仇向何處,堂堂九衢路」。

這就是我們祖先對於復仇以及復仇者的態度。然而,自秦漢乃至隋唐以後,伴隨著中央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皇權的無遠弗屆,曾經尚武善戰的民族開始沉淪,那份尚義任俠的血氣開始消散。

從秦漢到隋唐,不僅是朝代的更迭,更是帝國的成熟。成熟的大一統帝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集草民之權於地方,集地方之權於中央,集中央之權於皇帝,所以帝國的成熟過程就是一個不斷中央集權的過程。

這一點,從宰相一職的變遷便可窺探一二。

漢朝的宰相由三公組成,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不但統領帝國的日常行政,而且還有自己的相府,可以開府治事,跟皇權所在的宮廷簡直劃地而治,分庭抗禮。

後來,皇權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壓相權。到隋唐,廢除了三公九卿制,取而代之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從一人變成了多人;再到獨夫朱元璋稱帝,借口丞相胡惟庸謀反,直接廢除了中書門下兩省,宰相從此退出了帝國的政治舞台。

從獨相到群相,再到無相,這不僅僅是皇權對相權的削弱和侵奪,更是我們民族精神被一步步閹割和戕害的過程。皇權登峰造極的背面,是民權的喪失殆盡。一得一失,貫穿整個帝國的始終。

所以,春秋時代有伍子胥,而盛唐盛世只能有張瑝張綉。

張瑝張綉倆兄弟,是嵩州都督張審素的兒子。由於被部下誣陷,張審素被監察御史楊汪逮捕下獄。張審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禮護主心切,擅自發兵包圍了楊汪,脅迫楊汪為張審素雪冤。

楊汪脫身後心懷仇恨,乾脆上奏唐玄宗說張審素謀反。於是,張審素本人被處斬,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免除一死被流放嶺南。

幾年後,一心想報殺父之仇的張瑝張綉兄弟偷偷潛回洛陽,默默等待著復仇的機會。

在摸清了楊汪的行蹤之後,張瑝張琇趁夜在街上截殺了楊汪,之後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楊汪的原因寫成表狀掛在斧頭上,逃亡江南,后被官府捉獲。

此案轟動朝野,百姓群情激憤,一致同情張氏兄弟,認為他們年紀雖小,卻能為父報仇,堪稱孝烈。中書令張九齡也認為應寬恕,「宜貸死」,至少應該赦免張氏兄弟的死罪。

然而,帝國的皇帝唐玄宗卻不同意。他說:「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

既然皇上都說國法不容,張氏兄弟只好去死。

其實,那國法不過是唐玄宗的王法而已。至於張氏兄弟的死活,不是那王法考慮的,王法首先考慮的是帝王的安全和政權的安危。這一點,唐玄宗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殺之成復仇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殺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啟也。」

是啊。如果截殺帝國監察官員的百姓都可以不被處死,那帝國尊嚴何在?皇權至高如何體現?政權安危如何保證?

更何況,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張氏兄弟帝國尚可以承受,一旦無數個張氏兄弟起來了,帝國為之奈何?

帝國不需要血氣方剛的男兒,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子民。因為有血氣,遇到不平事會怒髮衝冠,會拔劍相向。正如春秋時期的那些士,崇文亦尚武,仗劍行天下。

他們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絕不是帝國理想的臣民。所以當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坐穩了皇位之後,首先便拿豪強開刀。於是作為帝國的最後一個俠客,就算有炙手可熱的大將軍衛青為其說情,郭解仍然逃脫不了被滅族的宿命。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說的話,卻被歷代信奉儒家學說的帝王聽進了耳朵里去。

帝國是依靠倫理治國的,但是卻不僅僅只是儒家倫理,或者說只是表面上的儒家倫理。作為帝國統治者的帝王們,真正推崇的是「外儒里法」,就算行法家之霸道,也必須披上儒家的溫情外衣。

既然帝國容不下血性男兒,那麼為父報仇鞭屍君王的伍子胥,只能走進歷史,成為典故中的人物而存在。血性的消失,伴隨的是民族精神的消亡和淪落。

在一次演講中,易中天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民族的時代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夏商時期,我們民族是用眼睛去看世界,所以商文化是絢爛多彩的;兩周春秋,我們民族是用大腦來思考世界的,所以有宗法禮樂和井田制,有了百家爭鳴;漢唐兩代,我們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所以有漢的強悍,唐的廣闊。

至兩宋以後,時代精神每況愈下。宋的時代精神不在馬上而在床上,所以只能抱著半壁江山苟延殘喘;明的時代精神則在褲襠,所以《金瓶梅》才得以洛陽紙貴;而到了清,時代精神只能在再降到膝蓋上了,三跪九叩成了天朝威儀最不可或缺的環節。於是,不通國情的洋人,只好用遠洋而來的槍炮聲來代替磕頭撞地之聲了。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的民族精神會一代不如一代?

或許,這正是皇權邏輯下帝國意志的使然。在大一統的集權帝國里,帝國的意志只能是帝王的意志,百姓存在的唯一價值便是滿足和貫徹帝王的意志。所以,作為子民的百姓,必須為君父的皇帝賣命,為了滿足皇帝的私慾和帝國的版圖而戍邊異鄉,甚至戰死沙場;但是作為子女的百姓,卻無法保護自己父母的安全,因為皇帝才是整個帝國臣民唯一的父親。

儘管帝國講究的是家國一體,帝國對孝子的表彰也拔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一旦百姓的家與皇帝的國有分歧甚至衝突的時候,身為子民的百姓卻必須舍小家為大家,而所謂的大家,不過是帝王予取予求的帝國而已。

為皇帝盡忠,就是最大的孝。既然如此,那麼百姓還要什麼血性和精神。對皇上和帝國而言,那份血性和精神才是帝國的不穩定因素,必須被不斷地弱化和淡化。

正因如此,在皇權下的帝國里,百姓都沒了血性,民族怎麼可能有精神?

如今,大清早就亡了,帝國制度也已壽終正寢,我們民族需要再次找回那份血性和精神。是的,面對侮辱我們母親的流氓,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份血性,因為這不僅僅是在保護我們的母親,更是在捍衛我們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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