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丨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樂觀與悲觀

賀麟

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黑格爾研究專家、教育家、翻譯家。20世紀40年代，賀麟建立了「新心學」思想體系，成為現代新儒家思潮中聲名卓著的重要人物。賀麟學貫中西，在哲學方面有極高造詣，是「新心學」的創建者，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主義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等。

樂觀與悲觀文/賀麟

樂觀與悲觀代表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兩種對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個人的人生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對人生是抱樂觀或是抱悲觀的態度。所以我們討論樂觀與悲觀，也就是在討論一般人所最關心的人生觀問題。 樂觀與悲觀的「觀」字，代表一種對世界和人生的總看法，也代表決定行為的方向和做人的態度的根本看法。這種看法普遍多叫做「直觀」或「洞見」。這其中當然包含有知識和見解的成分。一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以知識為主宰，以見解為指導。假如看法錯誤，行為自然也隨之錯誤。假如見解正確，則受其指導的行為，必然也趨於正軌。觀與行或知與行是永遠合一而不能分的。盲目者必冥行，無知者必妄為。真切篤實之知與明覺精察之行，永遠是合一而不分的。悲觀與樂觀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這兩種不同的看法，直接產生不同的行為，影響不同的生活。

樂與悲是人類共有的情緒。樂觀與悲觀就是以樂同悲的情緒相伴隨相輔助去觀察人生和世界，所以又包含有情緒的成分。無論悲觀或樂觀皆可叫做「情緒觀」。與純理智的抽象的科學的看法不同。抽象的理智的看法對於實際行為比較不容易發生直接迅速的影響。而包有情感作用的看法或見解，為情緒所渲染，生動、活潑、具體，容易產生直接行為，支配實際生活。 悲觀與樂觀既然都是有情緒伴隨輔助的看法，當然都是主觀的，隨個人的感觸、性情、態度、環境而變易的。因此也可以說悲觀與樂觀皆是不好的看法，我們最好是不悲觀不樂觀，實事求是，不動感情，受純理智的指導，勿陷於主觀。但在某意義下，悲觀與樂觀仍然可以說是客觀的，因為悲和樂的情緒也可以有普遍性必然性，因此也有客觀性。凡人皆有人情，一個人雖欲不樂觀亦不悲觀也不可能。而且情感之出於本心發抒得其正者曰正情、真情。基於正情真情而出發的樂觀或悲觀，於觀認外物、調理生活，亦有很大的價值。不過，基於悲樂的情緒來看人生和世界而得的知識，同基於理智來看人生和世界所得的知識，性質上有些兩樣罷了。

根據上面對於樂觀和悲觀性質的解釋，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悲觀」不是「觀悲」。對於一個人悲哀的情緒，盡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如像心理學家分析悲哀情緒的狀態，窮究悲哀心理的來源，考察悲哀事實在神經上所發生的作用。在做這種研究工作的時候，心理學家本人並不「悲觀」，他乃是在「觀悲」。又如社會學家對於勞苦大眾的貧窮愁苦，加以事實的統計，科學的調查，也是「觀悲」，而不是「悲觀」。甚至當我們於敵機轟炸、敵騎蹂躪之後，去巡視災區，慰問難胞，我們誠不免灑同情之淚，我們觀悲了，同時又有悲哀的情緒了，然而我們對抗戰的前途，復仇的決心，卻並不悲觀。

悲觀乃是對於眾人目前認為快樂的事情，於其將來的前途懷隱憂，感痛苦。乃是基於情緒的一種看法，即不僅是主觀的情緒，亦不是對於客觀事實研究的報告。根據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分辨「樂觀」不是「觀樂」。譬如，參加盛宴，進戲園，看熱鬧，都可以說是「觀樂」，但卻並不一定是「樂觀」。因為赴宴會看熱鬧的人，心中也許感得異常孤寂悲哀，或興「良辰不再」之嘆，或有「眾醉獨醒」之感。足見樂觀的人並不一定是參加快樂場合，自己享受快樂，而每每是對於眾人認為痛苦悲哀沒有辦法的狀況抱樂觀態度。所以樂觀多少包含有主觀上輕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態度，而並不是事實上否認痛苦和悲哀的客觀現象。

樂觀和悲觀既然是主觀的態度，所以一個人之抱樂觀或抱悲觀並不一定為客觀事實所決定，而是隨個人痛苦或快樂的經驗為轉移。許多聰明的年輕人，家境甚好，涉世甚淺，然而每每稍受挫折，便容易陷於悲觀。而飽經憂患、備嘗艱苦的人，對於人生倒反而取樂觀的態度。又如自抗戰以來，許多安處在後方，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痛苦的人，或是住在租界上當寓公的人，往往對於抗戰前途，深抱悲觀。而在前線作戰的將士，在醫院治療的傷兵，從作戰的痛苦經驗中，對於抗戰的前途，反而養成樂觀的展望。由此足見真正樂觀的人並不一定志得意滿，快樂舒服，生活上毫無痛苦。

同樣，悲觀的人也不一定垂頭喪氣，自苦自殺。當曹操以一世之雄，破荊州下江陵，橫槊賦詩的時候，他所發出來的詩歌，卻是「憂思難忘」「杜康解憂」的悲觀情調。叔本華是著名的悲觀主義的哲學家，然而他最怕死，最反對自殺。抱悲觀主義的人不僅不自殺，有時愈悲觀愈享樂，愈縱情肆欲，酣歌宴飲，以求目前一時的快感。在相反的方面，樂觀的人往往能夠不怕死、肯犧牲。歷史上許多忠臣烈士、先知先覺，到了生死關頭，慷慨就義，然而他們精神上仍是樂觀的。耶穌上十字架，仍然禱告上帝，寬恕世人。蘇格拉底始終相信善人快樂，惡人痛苦，當他被群眾判處死刑時，他還說「我去死，你們去活。究竟誰好，只有上帝知道。」其實許多聖賢豪傑在動心忍性困心衡慮的艱苦生活中，仍不減少其奮鬥的勇氣，大抵都由於他們精神上修養達到了一種樂觀的態度，在那裡支持著、鼓舞著他們的大無畏精神。

大概講來，除非到了頹唐衰亂、人心已死、生機毫無的末世，世界上的人最大多數都是樂觀者。不過多數人的樂觀，只是天真素樸不知人世艱險的樂觀，而不是真正的批評的理想的基於學養的樂觀。悲觀論可以說是恰好對於天真素樸的樂觀論加以否定。悲觀論者提出問題，指出困難，揭出艱險，顯出人世猙獰面目的真相，使膚淺輕易的樂觀論者，遭受嚴重的打擊，因而趨於深刻化。因為膚淺輕易的樂觀論者，往往忽視現實，把人世看得太單純，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每致陷於懶惰懈怠，喜苟安，不緊張，不知盤根錯節，艱難困苦，甚至處於覆巢積薪之下，做了釜底游魚，猶恬然自嬉，不知危懼。對於這種最壞意義的樂觀和對於這種素樸的樂觀的流弊，悲觀論確有補偏救弊的好處。悲觀論在這種意義下乃是盛世的危言，能給恬嬉自滿者以警惕和忠告。不過我們須知警惕世人，向盛世貢獻危言和忠告，乃出於聖賢淑世的苦心，並不能算作悲觀主義。如果，警惕和忠告可算作悲觀論，那麼也只有這種具苦心有深意的悲觀論，才是比較健康無弊，可以為我們所承認的悲觀論。同時，我們又須知道，膚淺輕易恬嬉苟安的樂觀乃是出於愚昧無知，不能說是真正的「觀」，更說不上是「樂觀」。 真正的樂觀，根據上文所說，應是基於真純的快樂的情緒的看法。人類最高尚、最純潔、最普遍、且與快樂最不可分的情緒，就是「愛」或「仁愛」，也可以說是同情心或惻隱之心。人生最真純的快樂，既出於仁愛，則在此意義下，人生真正的樂觀應是「仁愛觀」或「同情觀」。一個人用同情的了解、仁愛的態度，來觀察人生、欣賞事物，就是真正的樂觀者。諺語常說，「為善最樂」，其實亦可說是仁者最樂，仁愛為快樂之本。因為仁者能夠本仁愛的態度來觀察宇宙人生，他自然可以發現「堂前春草，生意一般」，並體驗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境界。《論語》又說：「仁者不憂不懼。」所謂不憂不懼，就多少含有不悲觀的意思。

美國詩人蘭利爾有一首寓言詩，題目叫做「仁愛如何尋求地獄？」詩里的大意是說：有一個王子名叫「仁愛」。他有兩個臣子，一個名叫「感覺」，一個名叫「理智」。有一天王子聽見人講述地獄可怕的情形。他想知道到底地獄是怎樣的狀況。他先派臣子「感覺」去調查。「感覺」回來說，在人類社會間四處都布滿了陰霾，地獄就在人類的行為里。王子不十分相信，又派臣子「理智」去察看。「理智」回來報告道，地獄即在人類的內心中，即在罪犯的靈魂里。這王子「仁愛」仍然不大相信，決定親自去視察。結果他看見世人盡皆滿面春風，和睦可親，罪犯也從懺悔里得解救，心安理得，復有生機。他尋來尋去終於尋不著地獄。

這詩最足以代表美國人的樂觀態度。因為美國人得天獨厚，只知人之可愛，世界之可欣賞。從這詩的含義看來，有仁愛的人必然抱樂觀。單憑理智或感覺來看人生，便難免不陷於悲觀了。仁愛就好像光明，光明一到，黑暗消散，仁愛所至，悲苦絕跡。俗話常有「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說法，這也許道出了普遍的愛情心理。一個人有了愛情，有時可以化丑為美，把他愛的對象認作美的對象。同樣，一個人有了仁愛，他就可以化惡為善，化險為夷；看得見人性中最光明的一面，因而養成樂觀的心境。所以樂觀實與仁愛不可分。至聖至仁就是至樂觀之人，未有不仁的人而會成為真正的樂觀論者。

樂觀又可以叫做「信心觀」。所謂信心包含三方面，就是對自己有信心，對別人有信心，對天道或宇宙法則有信心。凡對自己有信心的人必然是樂觀的人。他俯仰無愧，內省不疚。自覺足跟站得穩實，根本沒有動搖，無論在如何艱險困苦的境地中，他不會失掉自信力。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有轉敗為勝，轉惡為善，轉不幸為幸的權衡。所謂對他人有信心就是相信人性本來是善的，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有公道的。相信不善的人終是可以感化轉變的。還有，對人有信心，也就是勿猜疑、勿懷疑別人的動機，勿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他人行為的動機，這也就是古人所謂「不逆詐，不臆不信」。所謂相信天道，就是相信天道是公正的，相信在全宇宙的法則里，善人終必戰勝惡人，理性終必戰勝無理性，公理終必戰勝強權。有了這種由體驗、由學養而達到的信心，就是樂觀態度的出發點。 「信心觀」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希望觀」。一個人對於自己和別人的前途乃至世界的將來有信心，也就是說他具有希望。對於將來的無窮的信心與希望，自然會形成對於世界與人生的樂觀的看法。譬如，即就青年生活而論，假如我們只從表面部分去看見青年所表現的囂張、頹廢、懶惰、浮囂、幼稚、狂妄種種弱點，自然不免悲觀，因而會減少我們對於教育效能的信心。然而當我們想到青年的迷途是一時的，是可以改善的，並想到青年將是社會的柱石，國家的主人翁，一切實業、政治、學術界領袖的候補人，換言之，用「後生可畏」的眼光來看青年，以希望、信心來看青年，那就自然會趨於樂觀，因而可以相信教育的效能，增加教育的興趣了。

由此可以推知，與樂觀正相反的悲觀，就是一種「無情觀」「不仁觀」，以別於同情觀、仁愛觀；悲觀是一種「冷眼觀」「懷疑觀」「絕望觀」，以別於樂觀之為信心觀、希望觀。我們真可以說樂觀是精神發皇蓬蓬勃勃的「朝氣觀」，悲觀是志氣消沉衰老頹喪的「暮氣觀」。所謂悲觀幾可以說是隨處取吹毛求疵的態度以觀人論事，無論論人論事都從最壞的方面去著想。持這樣態度的人，對人對事，當然沒有同情，沒有信心，沒有希望。但須知稍有人世經驗的人，當不難體察到，或以人心的奸詐，或以環境的險惡，或以誤解與仇恨，或以忌妒與傾軋，仁愛時受創傷，信心每易動搖，希望亦常趨幻滅。要想克服悲觀，贏得樂觀，實是難事。所以真正的樂觀，必然是生活過程中再接再厲所達到的境界。它是彌補了創傷的仁愛，穩定了動搖的信心，恢復了幻滅的希望，而後堅持著的一種觀點。 樂觀也可以說是進化觀。假如一個人能夠在變動生長的過程中，看出發展的階段，進步的程序，他就會養成一種逐漸向上、日新不已的樂觀態度。近代西洋進化思想的盛行，不論是達爾文生物學上的進化論，或是黑格爾辯證法和邏輯上矛盾進展的進化論，都帶有強烈的樂觀色彩。數千年來大都在「退化觀」的思想籠罩之下，一般人大都把黃金時代放在遠古，認為歷史的演變，總是一代不如一代。所謂魏碑不如漢碑，唐碑不如魏碑，宋碑不如唐碑，這種種退化的看法，使得我們無論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學藝術上，都覺得今人不如古人，後人不如前人。甚至在個人生活上，也感覺好像是一天不如一天地在退化，有如黃山谷詩所謂：「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當不如今。」類似這種徹底普遍的退化觀，無形中養成一種極端消極的悲觀論。足見進化觀與退化觀不僅是近代精神與中古精神的分水嶺，而且是劃分樂觀論與悲觀論的最大關鍵。

當然，要抱進化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事實上的確有許多今不如古的客觀現象。特別在歷史上，無論哪一朝的帝王，除了創業的帝王英雄神武外，以後照例一代不如一代，依次遞退，直至亡國為止。這樣鐵一般的退化的事實，又怎麼能夠勉強加以樂觀進化的解釋呢？然而，歷史是長久的，文化是多方面的。受過進化論洗禮的歷史家，當不難尋出歷史發展的線索，看出逐漸進化的階段。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於文學史方面進化發展的研究解釋，似已有相當的收穫，不過似尚沒有推進到別的部門罷了。而且安知道過去歷史之總是有一代不如一代之退步的事實，不是多少由於思想為退化觀所支配，而乏超邁前修努力創進的精神有以使然呢？退化觀有使人沉滯不思上進的影響，進化觀有鼓勵人努力創進的效力，恐怕誰也不能否認吧。 根據以上的討論則樂觀與悲觀兩種看法，性質之異同，價值之高下，何去何取，顯而易明，不難決定了。不過須知悲觀論亦有其相當價值。悲觀論足以否定淺薄輕易、恬嬉自滿、不學無術的樂觀。並且須知悲觀主義每挾現實以俱來，其傳染於人有如疾病，亦非可輕易摒除。同情心稍有不豐，仁愛稍有不誠，信心稍有不堅，希望稍有不真，而為退化觀的舊說所動，則悲觀思想便乘虛而入，無能自拔。更須知樂觀亦非輕易可得，必須基於學問修養，經驗閱歷，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惡劣險阻的環境，戰勝悲觀，方可達到真正健全而無流弊的樂觀思想。

◎本文摘自賀麟《文化與人生》，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