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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戲劇人曹艷、張培: 期待舞劇《北京人》

曹艷

中央戲劇學院教師

我和吳蓓導演相識多年,最初的時候是看她和我的導師曹其敬老師創作的《徽州女人》產生了深刻印象,那個劇中,吳蓓的舞蹈設計把舞的形體語言和戲劇人物豐富的內心結合的很恰當,我的印象非常深。

前幾年我還看過她的舞劇《半生緣》,作品的完整性、立意視角以及她所追求的意境,在劇場裡面的效果非常強烈。現在聽說她又創作了新的舞劇,我覺得特別的期待。當聽說她選擇的題材是《北京人》,我感覺很欽佩!《北京人》這個題材我覺得是一個創作上的重要課題。怎樣把話劇的頂級作品,以舞劇的形式,在今天的語境下進行展現,它不僅是一部作品,也是當代對舞劇發展的一種探索。

對於我們從事戲劇創作的人來說,會經常拿契科夫的《櫻桃園》和《北京人》來做比較,因為這些作品既是當時時代的前沿,同時又有今天新的解讀。」

—— 曹艷

Q:曹禺《北京人》塑造了許許多多經典的人物形象,您對哪個人物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觸?

曹艷:曹禺的劇作里,我們經常會講到對歷史人物的塑造,他是非常善於塑造這些歷史社會環境里典型性、代表性的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

在《北京人》裡面,我們很明確的知道作者在愫芳這個角色上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但是整個《北京人》的人物形象系統的構成是很豐富的,是由一個大家族中形形色色的形象,不同層面的形象,立體構成了《北京人》這樣的人物系統。

愫芳這個人物爭議還是挺多的,爭議主要在於她的結局,就是這個人物會不會出走。在曹禺的原著里她終於脫離開了曾家,認清楚了她和文清之間的感情,走出了這個活死人墓一樣的家庭。可是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愫芳可能走不出去。她長久以來所形成的,我們認為傳統女性身上的那些美德既讓她犧牲,又讓她忍耐,當承載著她愛情和生活理想的曾文清最終退縮后,愫芳是否能夠真正的走出去呢?

Q:您是如何理解曹禺《北京人》這部劇作的,給您最大的啟示是什麼?您覺得《北京人》是悲劇還是喜劇?

曹艷:對於曹禺的《北京人》來說,可以相比他的《雷雨》來談。《雷雨》更多的是一種命運的悲劇,而《北京人》呢,大家就會認同是文化的悲劇,這也是曹禺對大家族的文化命運的發展從《雷雨》向《北京人》的一個轉變。《北京人》寫出了人的生活,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悲劇,描寫的是一群士大夫文化困境下的普通人,主要是一群年輕人的命運。

所以,從我的角度理解,它更多還是悲劇,但是這裡面是不乏著光明的因素,也不乏著喜劇的因素。我認為《北京人》是文化困境的悲劇,但仍然有它光明的那一面,也就是說我們跟作者曹禺一樣,希望賦予年輕人未來的希望。

Q:我們知道根據曹禺《北京人》改編的作品有很多,比如2006年人藝的話劇《北京人》,呂麗萍、程前的電影《北京人》,現在又有了舞劇《北京人》,您覺得當代來編創《北京人》最應該把握的核心是什麼?是曹禺的原著精神?還是導演的看法?

曹艷:無論任何形式的對曹禺《北京人》的改編都不能逃開《北京人》本身的文學內蘊,也就說如果失掉了《北京人》本身劇作的文學內蘊,也就失去了改編《北京人》的意義。

曹禺《北京人》的戲劇語言的特點是很抒情的,是他的文學組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一旦用舞劇去展現的時候,沒有了台詞語言的特色,就倚重於肢體的表現。也許倚重於肢體的表現,就會對人物的深層情感和深層心理的外化,又有一些被發掘得更深入的直觀形式,顯得更生動。

Q:曹禺關於《北京人》創作的訪談錄中提到,他是受到契科夫影響的,但是他認為學習外國好的東西,是不知不覺的,是經過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結合,化出自己的風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風格,總之是引出新的創造來。

您是中戲的優秀教師,也是一位優秀的戲劇導演,並且在美國有過訪學的經歷,想請您聊聊國外舞台藝術的發展,當我們在吸收借鑒國外的藝術形式時,如何能夠發揮舞台藝術的優勢和傳遞文化?

曹艷: 我是13年一整年到美國去做的訪問學者,上半年在耶魯大學,下半年在紐約大學。在這個過程中,藉助地理的優勢觀看了很多劇。

如果結合我在國外的觀劇感受來說,在國外看演出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沒有逾定之規,它是完全開放式的心態。國外的舞台藝術,非常強調創作者以我為主,我覺得什麼樣的表達方式對我的作品表達更有益我就拿來用,可以強調綜合手段在劇場里的作用,也更注重調動對觀眾全方位的刺激。

不同的時代在藝術上是有它不同的特色的,不同時代的觀眾,也有他審美上接受的一種習慣。任何當代的作品都在嘗試和碰觸現代觀眾的審美習慣,不管什麼樣的表達目的,作品的審美、語彙應該具有當代性。

Q:舞劇《北京人》是吳蓓導演從女性視角出發,以愫芳為第一人物進行敘事的,主要是以表現愫芳、曾文清、曾思懿的情感為主線,以愫芳和瑞貞出走迎接新生為結局的,您對舞劇《北京人》有著怎樣的期待?

曹艷:我很感興趣作為女編導的吳蓓導演,她會從什麼樣的角度去解讀《北京人》里的女性形象,這是我非常關注的。

我相信我在看演出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的共鳴,關於如何解讀,怎麼在今天的語境下去解讀那個時代那種特定環境下的典型女性。而且對於曹禺的作品來說,比如說《雷雨》中的繁漪、《日出》中的陳白露、《原野》中的花金子,到《北京人》中的愫芳,非常形形色色,寄託著他對於女性形象的許多美好的思考及性格核心的觸碰,而且都是完全不同的。

創作者對於人物命運所懷有的情感傾向,用什麼樣的情感去理解、訴說和展現?我期待著舞劇《北京人》有著更多新的發現和獨到表現。

張培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

Q:您當初是在什麼情況下接到李六乙導演的邀請出演話劇《北京人》的,您還記得當時的心情嗎?您是怎樣理解曹禺先生原著《北京人》的主題和風格的?

張培:我記得李六乙導演的話劇《北京人》應該是06年排練演出的。因為那是十年前,我才26歲,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拿到劇本時還沒有什麼理解的。

尤其剛拿到本子時,我記得前面有對曾思懿這個人物的描寫,感覺是挺反面的一個人物,這是我初次對這個人物的印象。那時,導演在排演過程中,對我們整個表演狀態的要求不是你對著我或我對著你這樣說話,而是要求心靈碰撞的東西會比較多。

這個戲我每一次演出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我第一次演明白這齣戲是在新加坡。演完整場戲下來,很多處理點我們是隨著觀眾而明白的,觀眾跟你進入到共同的故事角色里,他們理解了整個作品里導演在做什麼。這個作品是在我演過兩、三輪之後,對作品的理解力更加深入了,我才對導演的排演解釋真正達到了「我理解你」。

2006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人》劇照

張培 飾 曾思懿

張培:以前我在演出中表現這個人物跟別人的矛盾或嫉妒的感覺比較多。因為我總覺得衝突是很重要的,總是在衝突的戲上很用勁兒。演到國家話劇院那一版的時候,我就開始演「愛」了。

有一次,一個觀眾來看演出,看完后說道:「昨天看了你的戲,覺得那個思懿好可憐啊!」我當時聽了特別開心,觀眾說思懿可憐其實給出了最好的答案,思懿的內心:這個家誰都可以走,誰都可以放下,誰都可以說「我走」、「我要飛出去」、「我要找到我」……可是思懿她不管這個家滅亡也好,沒有未來也好,她是守在這兒的人,活著的人是最難受的。而且思懿是很愛文清的,所以她在情感上也是痛苦的!

當然,她也有她本身個性上的缺陷,比較刻薄,再加上自私,這點是肯定的。因為整個大家庭都需要她來管理,她的刻薄自私可能是為了她的兒子,也可能是為了她自己,但她並不是毫無邏輯的壞。

Q:您覺得《北京人》在演出中最想表達的是什麼?對《北京人》的改編和演出,對於當代年輕人的吸引力和意義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張培:2006年這版《北京人》主要表達的,我覺得就是「走不出去」。其實,這個劇於當代來說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你看劇中那個家,就像要地震了,磚頭什麼的都直接往下掉,因為它整個是要滅亡的。但是人呢?像那個鴿子給它抓到一個籠子里,它還覺得很有希望的、一切都會好的,這是待在裡面沒有覺悟的人;有覺悟的人呢?是想要飛出去,但未必人人都飛得出去,走出去也是很難的。

在任何時代的生活當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精神家園曾經崩塌,但在這種崩塌之下,每個人還得特別堅強的活著。其實《北京人》裡面那種內在的力量和人的精神需求描繪的是很棒的。名著好就好在它不怕時間的流逝,它在任何時候都能讓你進行自我的反思。

Q:您對舞劇版的《北京人》演出,有什麼期待呢?

張培:正因為它的藝術形式不同才值得期待啊,我倒想看看舞劇導演的解釋是什麼。但是舞劇肯定是會有另外的解釋,我是很想去欣賞的,看看舞劇版用肢體是怎麼去表現的。但我想,不管怎麼跳,它也是要跳出內心的感受,相比之下,怎麼編的舞反而不重要了。

其實舞劇,重點還是在「劇」上,只不過它是用肢體語言來表達。我覺得話劇也好、舞劇也好、電影也好,主要看錶達的是什麼,導演要說的是什麼,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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