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十年祭

作者：Richard M. Ebeling

譯：禪心雲起

來源：私產經濟學與倫理學（Political_Economics）

如今我們知道，始於十年前也即2007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各種回顧性評論聚焦於經濟衰退帶來的嚴重後果，對各板塊市場和各部分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還有從中應該汲取的深刻教訓。可有一個重要教訓，特別需要謹記。那就是：危機源自於政府政策；危機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固有的產物。

貨幣擴張

2003-2008年期間，美聯儲往金融市場傾瀉大量貨幣。這個五年，美聯儲M2貨幣供應量（現金、支票賬戶和各種小額儲蓄和投資賬戶）增加近40％。美聯儲MZM貨幣供應量（M2加上各種貨幣市場賬戶扣除某些定期存款）在過去五年間擴大近50％。

聖路易斯聯儲銀行跟蹤貨幣擴張對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影響。這些年份，按通貨膨脹調整后的主要市場利率大部分時間為零甚至為負。

2002年底至2005年底之間，聯邦基金利率（銀行短期拆借給各方的利率）和一年期國債安全收益率介於0到-2%之間（按消費物價指數衡量）。

以上利率到2006年和2007年上升為正，但2008年初又緊接著回落為負。之後，除了2009年當中的短暫時期外，它們實際仍處於負利率區間，有時是-2%甚至是-4%。

利率操縱

這意味著什麼？假設我同意借給你一年期資金100美元，你承諾12個月後向我償還100美元外，還要支付2美元——一筆代表該筆本金2％的利息。但如果一年之後，你沒有如數歸還100美元借款，而只還了98美元？我非但沒有要回原來的100美元以及你承諾的2美元利息，還虧掉了原來借給你的2美元。

現在，再一次假設，我借給你100美元，你承諾從現在起，每年支付102美元。而假設12個月後，事實上你會歸還102美元。但也假設這一年，物價上漲了2%。那麼你向我借款以前，我能以100美元購買的一籃子商品，現在要花102美元才買得到。以實際購買力而言，我收到的102美元，只能買到我一年前花100美元買到的同一籃子商品；我作為貸款人，沒有得到這筆貸款的正利息收入。

但是，假設物價上漲2%以上，這樣一籃子商品成本（比如說）增至104美元。那麼你償還的102美元，還不足以購買一年前的同一籃子商品。這代表我的貸款利率為「負」。

當然，從借款人角度來看，貸款人的損失是他的收益。他還本付息，可在貸款期間，這筆錢的市場購買力發生了貶值；因此比起一般物價相對穩定的假設情況，或名義利率高於該時期物價上漲率的假設情況，他以更低成本獲得可投資資金。

房屋泡沫和崩潰

由於2003-2008年期間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銀行體系放給各類借款人的貸款達到泛濫成災的地步。為引誘人們向銀行借款，各家銀行不但降低了名義利率（因此降低了借款成本），而且降低了借款人的信用標準。

為了釋放資金，金融機構發現將抵押貸款捆綁打包，然後轉手給其他投資者的「創新」方法。這似乎最小化了所有這些次級住房貸款投放所帶來的風險，而這些貸款，實際上是住房市場版本的高風險垃圾債券。由於房屋買家用所有新創造的聯邦儲備貨幣，把房價推得愈來愈高；房價不斷攀升的這個事實，舒緩了人們的疑慮。

同時，政府創建的房屋保險機構，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用山姆大叔的「十足誠信」，為愈來愈多高風險抵押貸款提供擔保。當聯邦政府在2008-2009年全面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時，他們為全美房屋市場10萬億美元金額的半數提供了擔保。

低利率以及降低信用標準還哺育了巨大的消費支出熱潮。熱潮導致2003-2008年期間消費債務增長25％，從2萬億美元增加到2.5萬億美元以上。利率是如此之低，為來日節儉儲蓄的激勵少的可憐，而今朝借錢今朝花的刺激大到驚人。可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這五年期間，實際平均收入至多增加2%。民眾債務負擔因此急劇上漲。

美聯儲寬鬆貨幣和美國政府擔保抵押貸款「紙牌屋」從2008年開始搖搖欲墜，然後在2008-2009年，發生市場大崩盤。貨幣誘導的低利率和信用創造方式，導致資源嚴重濫用和不當分配：有太多人負擔不起太多房屋；有太多投資項目在泡沫破碎環境中不可持續；有太多消費債務，光憑蕭條縮水后的財富和收入，人們實際上根本承受不了。

后危機時代的貨幣擴張和利率操縱

美聯儲，這個造成貨幣泛濫進而引發泡沫乃至泡沫最終破滅的體系，正不停把更多新造貨幣注入金融市場。

2009-2016年，美國央行通過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和購買大量「有毒」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把等量金額也相應添加到自己的「資產」組合，從而增加了超過3萬億美元基礎貨幣（銀行系統現金和準備金）。在此期間，美聯儲M2和MZM貨幣供應量比2008年增長近85％，讓市場中可用的貨幣供應量增加近一倍。

但是，由於美聯儲購買美國國債和抵押貸款，可用於借貸的準備金大幅增加3萬億美元，有許多人預計，隨時間推移，M2和MZM大幅增長，一般物價則更猛烈上漲。可與預測相反，2008-2016年的一般物價水平只上漲約16％。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聯儲操縱銀行體系中的貨幣，玩出了新花樣。自2008年以來，中央銀行一直向銀行付息，從而讓銀行不放出貸款。比起將手上所有準備金借貸出去，開給銀行的超額（不出借的）準備金利率更有吸引力（考慮到風險、潛在借款人信用價值等）、更可能獲利。各家成員行發現這一點，把超過2萬億美元的準備金「寄放」在美聯儲賬上。

吸引銀行擁有大量超額準備金的實際利差，從絕對值來說可能不大，但當我們談論銀行支配的數億美元時，即便利差微小，也足以多賺不少錢。

政府干涉阻礙，市場恢復平衡

2008年以後，美國經濟和美國公民無法避免一個糾錯過程。房價漲得太高，不得不安於更現實的水平。有些人供養不起他們在泡沫時期買的房子，要不是人為低利率和貸款擔保方案，讓他們起初一腳踏入房屋領域，如今也不會深陷財務困境。

過度擴張的公司必然大幅縮減規模，某些情況下甚至只能歇業。聯儲貨幣在經濟體中一時橫流，把勞動者吸引到不可持續的工作和薪酬上，而這些勞動者如今面臨著失業。

儘管有政治家承諾和凱恩斯類型的妄想，萬億美元聯邦救助和「刺激」計劃只會延長痛苦，延遲任何真正的經濟復甦。這始於布希政府任期最後幾個月，以政府強制收購銀行股的部分「國有化」形式，強行將資本注入銀行體系，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最終解脫。

布希政府任期最後一年起了個頭，歐巴馬政府在2009年接手繼續。由於成本和效果不可靠，實施起來令人不安的歐巴馬健保，讓經濟復甦更加步履維艱。（參見本人文章「對於醫療保健而言，最好的政府計劃就是沒有計劃」）。

同時，對市場的監管控制扼殺了更快恢復的能力。2016年，《聯邦紀事》中的聯邦法規已達近10萬頁之多，裡面充斥著官僚主義的條規、管制和命令，比2008年增加了20％。2008年，在布希任期最後一年，監管規則「僅僅」涵蓋8萬頁。

據估計，企業報告和滿足政府監管機構要求的合規費用約為2萬億美元；這是201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

阻滯勞動力市場

經濟復甦乏力的另一大因素，是勞動力市場參與率。2007年，勞動力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66.4％。2017年，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到勞動年齡人口的62.9％，降幅達8％以上。根據勞工統計局數據，在過去十年中，美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10％左右，而加入勞動大軍的人口僅僅增長4％。

勞動年齡人口如果不進入工作場所，那都到哪裡去呢？歐巴馬政府明顯降低了從社會保障局領取殘疾福利的資格要求，不論年齡大小。符合下調的資格標準，接下來不去上班的人數，10年來從680萬人增加到880萬人以上，增長近30％。

同時，社會保障殘疾支出從2005年的900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500億美元，增長了60％。

儘管2017年7月政府公布的正式失業率可能達到勞動力佔比4.3％的低點，但一般青年失業率為11.4％，非裔美國青年失業率為25.4％。

此外，勞工統計局估算了樂意接受全職工作的兼職勞動者，以及希望找到工作但不再嘗試的沮喪勞動者，如果加上這個官方估計，2017年7月美國失業率達到8.9％。

這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成功的就業前景，特別是某些人找不到心宜的全職工作，他們因為歐巴馬健保的「僱主支付令」而困於兼職工作當中。

政府支出和國債增長

2008-2009年經濟衰退的全面復甦，也受到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各級稅收的拖累——這些稅收目前達到美國GDP的35％左右。換言之，每3美元經濟產出當中，政府就攫取1美元以上。從絕對數字看，預計超過19萬億美元。2017年，預計各級政府將吸吮約7萬億美元用於政府開支。

但不是所有政府開支都來自於稅收。借債，特別在聯邦一級，占很大比重。這大大增加了聯邦債務總額。

當布希入主白宮時，美國聯邦債務為5萬億美元。在他管理下，債務翻了一番，達到10萬億美元。在歐巴馬執政8年中，國家債務再次翻了一番。到2017年1月歐巴馬離任時，國家債務接近20萬億美元。

由於分配性「福利權」計劃，隨著年度預算赤字持續增長，且預計未來十年勢頭不減，政府債務的持續增長也不見盡頭。

難怪美國經濟需要花十年時間才能有點起色的樣子，儘管如此，也遠遠不如自由市場既往今後之力所能及。

資本主義是解決方案，政府是絆腳石

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繁榮的強大引擎，它為工業和創新提供了利潤激勵。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工業和創新實際上幫助全球數億人脫貧。供需競爭過程使成千上萬家企業的生產活動迎合美國乃至全球消費者的需求。

縱觀歷史，沒有任何經濟制度的物質和文化貢獻，能夠企及開放、競爭的自由市場。但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機制，如果受到政府的干涉，也就無法發揮作用。繁重的政府稅收、嚴厲的政府監管、誤導的政府支出以及貨幣體系的荒謬管理，就像給一部機器撒進沙礫，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

2008-2009年經濟衰退開始后，聯邦政府和美聯儲最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就是必須承認自己先前的政策引發了經濟危機，然後任憑市場自我找回平衡，為可持續經濟增長和就業重築基礎。

可這樣做，當然也就需要扭轉現代干預福利國家的前提、假定，還有政治掠奪制度及其相應的貨幣中央計劃制度。這就要求拋棄那些繼續主導全球政府包括美國在內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視角。

這也說明，美國經濟在過去十年中所經歷的一切，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危機」，不應遭人誤解為真正自由市場制度的危機，而是政府管理和操縱的經濟控制、命令制度及伴生腐敗的危機。令人扼腕嘆息的是，我們不太可能在當前或可預見的未來，看到任何對前者的承認或對後者的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