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深，你還能去哪兒？

作者：商業人物研究院

來源：商業人物（ID：biz-leaders）

看一個區域的活力，通常有很多指標，比如國際化程度，比如民眾思想的開放性。還有重要的一點，那便是商業活力指數。的商業形式自1978年改革開放后經過多次演變，到今天移動互聯網時代，又有了新的形式以及新的稱呼——獨角獸。

毋庸置疑，獨角獸公司生在哪裡，哪裡的商業活力便不會差。「商業人物」統計了130家獨角獸公司的註冊地，找到了的創業沃土。友情提醒。如果你既想逃離北上廣，又想掙大錢，請看看這個統計結果。

長期以來，人們提到的一線城市都是「北、上、廣、深」。但從全國範圍看，獨角獸聚集之地前四名卻是「北、上、深、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獨角獸數量比上海、杭州、深圳、廣州加起來還要多。而與此同時，上海的互聯網在逐步沉淪，廣州的互聯網產業地位與創業氛圍也在逐漸被邊緣化（據「商業人物」統計，廣州獨角獸企業僅2家，深圳有13家）。

本表沒有出現的省份，獨角獸企業的數量為0，看看你的家鄉是否上榜吧！（統計不包含港澳台）

130隻獨角獸，北京有63隻

130隻獨角獸，北京有63隻，緊跟其後的上海、廣東、浙江加起來都沒北京多。BAT里只有百度總部在北京，但互聯網「少壯派」的TMD可是都紮根於此。

1986年，就讀於深圳中學的馬化騰第一次賺錢。他通過花費父親四個月工資得來的天文望遠鏡看到了哈雷彗星，拍下了照片，連同一篇觀測報告一起寄往北京，他得到了觀測比賽的三等獎，以及40元獎勵。他從中學起就開始訂閱，一直到現在也沒有間斷過的雜誌《天文愛好者》，當年就是從北京郵寄給他。深圳是新興城市，是對外開放的前沿窗口，但能與當年那個天文少年產生互動的，是北京。

1989年，聯考考了739分的，高出重點線100多分的馬化騰選擇了深圳大學，深圳大學沒有天文系，於是馬化騰才學了計算機。他錯過了自己鍾愛的天文學，也與北京錯身而過。

6月12日，是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開街三周年。

1985年10月，政協委員閻維仁倡議由地方政府出面組織建立科技圖書一條街，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后，由海淀區政府承辦。七年之後竣工，江澤民、李鵬等時任中央及北京市領導到海淀圖書城視察，題詞給予鼓勵。

2007年，海淀圖書城第一次與互聯網搭上了邊兒。作為第十屆北京中關村電腦節的分會場，舉辦了「十年電腦節，百年中關村」的文化活動。

終於到了2013年，海淀區政府會議決定對圖書城經營業態進行調整，將圖書城打造成創新創業孵化街區。

海淀圖書城華麗轉身，成為了「打造創業服務聚集區、科技型企業發源地和創業文化新高地，全力加速創新創業扶持領域發展」的創業大街。

隨著創業企業的加入，科技部、海淀區、市科委、政協等各種機關單位的領導紛紛來此參觀，次數以幾十計，不光是北京，附近的秦皇島市政協領導也特意來中關村創業大街調研 。

2015年5月7日，李克強走進這條大街上其中一家咖啡館，留下了與青年創業者邊喝咖啡邊交談的照片，之後這家咖啡館的明星飲品「總理咖啡」開始暢銷，創業大街開始平均每天孵化1.7個項目。

據創業大街官網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大街及入駐機構累計孵化創業團隊1581個，其中海歸團隊和外籍團隊超過194個，655個團隊獲得融資，總融資額達到65.34億元。

總理說：「互聯網+雙創+製造2025，彼此結合起來進行工業創新，將會催生一場『新工業革命』。」

那時這條街人頭攢動，有激情有夢想，也有因為激情與夢想而瘋狂的病人在這條路上被保安拖走。多年鬱郁不得志的民間發明家來了，無路可走的掮客來了，傳道的基督教信仰者也來了。這裡氛圍熱烈、開放，陌生人之間的交談顯得那樣隨意且友好，任何人來此只花30塊就可以在咖啡館的椅子上睡一晚，如果你願意，甚至可以長住，早起在咖啡館的洗手間洗漱，這一點也不落魄，同住的旅客會在鏡子前激勵完自己后友好地向你問好——又是充滿機會的一天！

這才是「北京歡迎你」應該有的樣子，不來北京，你去哪裡找這樣的創業夥伴？

「新上海人」的創業尷尬

在130家獨角獸企業中，上海市的獨角獸企業有愛屋吉屋、易果生鮮、新達達、滬江網校、返利網、陸金所、眾安保險等26家，數量不少，但比起北京市的63家，上海這個金融大都市在創業上的表現遜色了許多。

廣東有很多移民城市，沒有「新廣東人」之說，北京有大量「北漂」，也沒有「新北京人」之稱，然而在上海打拚的外地人卻常常以「新上海人」這個稱呼為榮。與老上海人注重戶口這一身份認同不同，「新上海人」取得這一稱呼還要有房產證，更高門檻還有事業成功、行為得體、有風度格調等等。

零點研究諮詢集團總裁、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袁岳說：「上海人很喜歡把外地來滬的人才叫『新上海人』，以示海納百川。這個『新』字本身就反映了『土生土長』的優越感，帶有舊人對新人的歧視。」

我們無法從袁岳的一家之言中證明這種歧視是否存在，但「新上海人」對戶籍和房產的過分關注，卻在一定程度上中傷了創業的積極性，阻礙了創業這種相對粗獷野蠻的生存方式在此地紮根。

先說房產，上海是引領房價的龍頭，是第一個因住房價格高漲出現全民炒房現象的城市。大象公會在《上海為什麼缺少創業家》一文稱，如果對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項奮鬥夢想的問卷調查，或許「上海夢」最單調實際，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夢想就要五花八門得多。

文章稱，2008年前後是一條分界線，2008年前成功買房落滬的人，是「房產紅利」的最大得利族群，2008年之後來滬的人，「落戶」一夜之間變成了「為房子而活的戰爭」。此外，與北京、廣州、深圳等創業城市不同，上海的城中村數量很少，沒有低價住房，創業者們沒有低價棲身空間。

再說戶籍，上海移民如果想要落戶需要嚴格按照《上海市居住證》打分表，這項精密、認真、透明的打分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作弊空間，但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在研究《戶籍的成本》課題時得出結論，它實際上鼓勵的是外來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創業。

《上海為什麼缺少創業家》一文舉例，受聘的薪水、崗位級別、納稅數額、社保繳納越高，得分越高，它當然是「甄別人才」的合理衡量標準，但卻會讓一個積分很高的人在面臨創業機會時，陷入選擇困境——在離居住證、上海戶籍只有一步之遙時，創業往往意味著前功盡棄，畢竟白手起家創業期間，在薪水、納稅額、社保繳納的得分都會大幅下降。

在26家獨角獸企業中，「商業人物」注意到，陸金所、萬達電商、三胞國際醫療、拍拍貸、復宏漢霖等企業將工商註冊地放在了上海市自貿區。根據《2016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至2016年末，自貿區已註冊企業21400戶。在總體風格穩健的上海，自貿區更像一股噴泉，給挖金者提供了更多嘗試的機會。

阿里巴巴與創業之都杭州

在眾多省會城市中，杭州的創業氛圍最強。有調查顯示，從2013年起，杭州創業項目以年均20.3%的增長率增加，超越北京、上海、深圳等傳統認知上的創業城市，居全國第一。在所有創業領域中，又屬「電商」領域最為突出。電子商務領域的創業項目佔全市總創業項目的19.0%，排在第二位的是企業服務領域，佔比18.1％，金融領域排名第三位。

幾年前，美圖秀秀董事長蔡文勝在i黑馬的一場演講中說，杭州創業氛圍之所以超越其他省會城市，是因為這裡有馬雲和阿里巴巴。阿里系在杭州創業者中佔有很大比重，另外一個創業群體則是以浙江大學為依託的「學生幫」。這個趨勢可以從「商業人物」所做的獨角獸工商地址註冊地分佈調查中得以佐證，在130家境內獨角獸企業中，位於杭州的獨角獸企業在阿里系旗下的有螞蟻金服、阿里雲、淘票票、釘釘4家，其他為口碑、美麗聯合、微醫集團、微貸網、車貓二手車、51信用卡、貝貝網7家。

阿里巴巴為杭州的創業企業培育了一批能力突出的互聯網從業人員。美麗聯合董事長陳琪和貝貝網創始人張良倫創業之前都曾在阿里巴巴工作過，張良倫研究所畢業后在阿里巴巴做過產品規劃師，除了搜索業務，阿里的核心業務線他都接觸過，還曾負責過阿里「旺鋪」這一核心業務線。美麗聯合的陳琪在阿里巴巴工作過6年，創業團隊中還有其他不少員工都是前阿里人。

創業氛圍濃厚離不開政府的支持。2016年初，杭州市正式出台《關於支持大眾創業促進就業的意見》，在創業資金、經營場所、稅收政策、行政審批等問題上，給予了創業者諸多支持。根據《2016年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杭州市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515家，累計達3035家。

北京有創業福地中關村創業大街，這些促進創業的硬體標配，杭州也不缺少，官方數據顯示，在杭州，科技企業孵化器105家、其家級30家，孵化總面積289.00萬平方米，納入國家科技孵化器體系的眾創空間達到35家。

進擊的深圳和落後的廣州

時代造就英雄，也造就城市。

從1978年起，深圳就是發展的先鋒。數十年的積累，讓深圳各產業鏈趨於成熟。正是在這樣的優勢之下，無數的創業者湧入深圳，中小企業遍地開花，並誕生了諸如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等一大批頂尖高科技企業。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當年的制度窪地給深圳帶來了投資窪地，而投資窪地帶來了創新企業。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很多年輕人都來到深圳創業。深圳出現了最早的電視機廠、錄音機廠，同時，出現了一批具有創新思維的人。」

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特別報道《深圳已成為創新溫室》，稱深圳已經徹底埋葬「山寨」的過時神話，成為創新皇冠上的明珠，並給深圳起了一個比矽谷更為傳神的美名「硅洲」。

深圳何以成為世界"硅洲"？首先從政府支持層面來看。曹和平說，深圳在公共管理方面有3個優勢：一是深圳從高層領導到基層官員形成了共識，一定要幫助企業成功。因此政府領導變化打斷支持創新政策的可能性比別的地方小得多。二是，深圳的政府部門之間協調得好，溝通順暢。不會讓企業發生，在財政部門一切順利，而在工信部門、環境保護部門遇到阻礙的問題。三是，深圳的人力資源更年輕化，更願意接受新事物。

其次，從科技發展來看。據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深圳在研發上的支出超過800億元，佔GDP的4.1%，是平均水平的兩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9年居全國首位，2016年佔全國一半，已超過法國或英國。

深圳的獨角獸近半為技術驅動型。包括大疆創新、碳雲智能、優必選科技、騰訊雲、大疆創新和柔宇科技，它們分佈在大健康、人工智慧、雲服務和智能硬體四個行業中。這些技術型企業總估值 183 億美元，占深圳市獨角獸企業總估值的 47%。深圳市的創新創業文化催生了技術密集型獨角獸企業，預計技術驅動型獨角獸將繼續湧現。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們這個創業團隊到全球別的地方肯定活不到現在。」大疆創新公關總監王帆曾向媒體透露：這個行業特別仰仗於隨時把任何點子、任何電模做成實體產品。在美國，要等好幾個月才能找當地供應商把你的想法變成產品模型，而在深圳兩三個小時就能做到。在他看來，深圳的「獨門武器」就是供應鏈體系。「它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其他地方難以匹敵。」

供應鏈體系對科技企業的成長至關重要。聯想、樂視在「遷都」深圳后也曾直言，華強北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任何一個元器件。得益於深圳雄厚的硬體製造業基礎，從多年前的MP3，到如今的智能手機和無人機，深圳無時不走在硬體創新的最前沿。此外，與香港和海外的天然相近，可以為更多海外技術和資本入華提供便利。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由於過去多年快速發展，深圳出現了房價攀升問題。華爾街日報網路版曾刊文稱，深圳的房價已經逼近矽谷高端社區，但是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矽谷的十分之一。這可能會給深圳實現創新型城市的目標帶來阻礙：買不起房已經迫使優秀人才和公司離開或者考慮離開深圳，公司高管們不得不想方法留住員工，降低人員流動率。

在不可逆的高房價面前，去年華為搬離深圳的傳聞甚囂塵上。而在此之前，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河源建生產基地；比亞迪選擇了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大疆早在2013年就在東莞買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將生產線移到了鄭州，2016年又在貴州設廠。

儘管華為官方否認了「逃離深圳」的傳聞：「華為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機構和研究所，這是業務發展的需要。」但任正非的一番言仍然引發了討論：「人們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眾多大企業紛紛遷離，更不用說資金實力不怎麼雄厚的創業公司了。成本上漲，勢必帶來產業的整體外遷，「產業空心化」的危險已經逼近深圳。要知道台灣新竹2000年前後是世界上科技產業發展最好的地方，僅次於矽谷，成本上漲，大量核心產業外遷后，已陷入了空心化的經濟萎縮狀態，繁榮不再。

而最令人擔憂的問題還隱藏在深層，不願具名的深圳學者表示：「目前深圳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思維固化，聽起來不可思議。但人一旦成為某種既得利益、既有規則的享有者，之前那種不顧一切、不拘一格的銳勁就會喪失。」

說到珠三角，人們總喜歡拿廣州和深圳來做對比，兩個都是全國的一線城市，人口和經濟遠遠位居世界前列，孕育著無數淘金者的創業夢。

如果說互聯網革命浪潮可以分上下半場的話，在上半場，廣州享盡了互聯網的紅利。以互聯網世界里被公認的三種商業模式（廣告、電商、遊戲）為例，在互聯網興盛發展的初期，廣州在電信運營商的帶動下，一批提供CP和ISP業務的小企業就興盛起來，也賺得了互聯網的第一桶金。

然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和自己的兄弟城市深圳相比，無論是從A股上市公司數量、從新三板上市公司，還是從獨角獸的數量來看，廣州已經遠遠落後於深圳了，據「商業人物」統計，廣州獨角獸企業僅2家，深圳有13家。而近年來我們也看到，廣州本土的網易都開始把總部北遷、而網易研發中心更是遷到了杭州，廣州的互聯網熱度在持續降溫。

當然，這也有城市文化與背景因素，比如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外來人口占絕對主流，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創業者更容易融入城市文化。華為、騰訊、中興等IT類標杆企業紮根深圳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吸附力。加之深圳政府的政策對IT產業的支持力度與產業環的完善，製造、內容、支付等配套在同步推進，各方面的優勢因素也在推動一種集聚效應，推動深圳互聯網或IT產業的創業繁榮的同時，也在導致廣州互聯網人才流失與整體地位的邊緣化。

再看看廣州的文化，自古以來都是南國的商貿大港，傳統型與貿易型企業成為當地產業主流，長期以來也是政府政策關注與扶持的重心，導致廣州的文化中的貿易本性根深蒂固，互聯網這種新型產業被相對掩蓋掉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廣府文化的特徵就是行事作風低調，不事張揚，追逐可以快速盈利的項目，互聯網這種短時間不盈利的新型領域缺乏投資人的關注。

另外，）的張小龍、網易的丁磊、還是唯品會的CEO沈亞等，都是相對低調內斂的個性。在北京，大家有地兒高談闊論各種創業項目與機會，談理想談顛覆談改變世界，在廣州卻比較少見這種圈子文化。

矮子里的將軍，湖南真會玩

譚伯牛《戰天京》里提及湖南名人曾國藩時，用了當地的土話——「出得湖」。湖，指的是洞庭湖。過了洞庭，沿長江北上，無數讀書人和野心家從此踏上功名之路。說某人「出得湖」，就意味著他有所蓄力，可以大展拳腳了。

晚清以降的歷史大人物，都與湖南有關。等到四海昇平，互聯網開始發力時，我們翻翻名人簡歷，猛然發現，唐岩、宿華越過洞庭，從稻米文化區跑到小麥文化區，做出了陌陌，快手；張小龍則是一路向南，吃著大米唱著歌，搞出了霸王微信。

當年的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立志做個針砭時弊的憤青，所以他給咸豐皇帝寫了不少諫疏，國家大事，得諫，舉止失當，得諫。建立湘軍后，咸豐有次被他惹毛了，下了諭旨：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大白話就是，你嗶嗶這麼多，就做出事情吧。

曾國藩知道，要想成為憤青，道德上不能有瑕疵。他接下來反躬自省的程度，真讓一般人汗顏。貪睡戀床，不能黎明起床，就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給官員寫信，態度親昵了些，就是「鄙極丑極」；喜歡侃大山，醉心社交，窮侃雄談，爭言語便宜，那就是「妄語」；跟朋友說黃段子過癮，那就是「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

後來，的傳媒界出了幾個憤青，鄧飛、石扉客、羅昌平這些調查記者，清一色的湖南人。不過，曾國藩雖討厭社交，但移動互聯網時代，湖南人誘惑你去侃大山的手段和能力實在太強了。

張小龍們畢竟離開了湖南，為北上廣做貢獻去了，但湖南當地還是有了兩個獨角獸，一個是碩大的，閃閃發亮的獨角獸芒果TV，一個是「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映客。話說，能社交又能娛樂不是發達省份有錢老百姓最擅長的么？啥時候輪到湖南這個中部省份了？這真是個謎。

貴州意外之喜

1506年冬，兵部武選司主事（處級幹部）王守仁因得罪宦官劉瑾，受了廷杖之苦后，被貶到貴州。挨打意義非凡，在貴州這個窮鄉僻壤，王守仁終於「格」出了心學。N年過去，王守仁的名字還在企業家圈子裡活躍。百度里至今還有人在問：為什麼日本企業家推崇王守仁？一個企業傢俱樂部組織人去貴州，說企業家心病太重，需要找王守仁的思想參悟一下。

斗轉星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應該對孕育出老乾媽和茅台酒的貴州省刮目相看了。近些年，從這個毫無平原地，全是山地和丘陵的西南邊陲走出的獨角獸老闆就有好幾個，比如高德地圖的創始人肖軍，知乎創始人周源、紛享銷客創始人羅旭，大姨嗎創始人柴可。貴州當地還有一家名叫貨車幫的獨角獸公司。

這三年來，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大佬都曾去貴州開過會，而他們談論的內容多跟大數據有關。貴州是國家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落戶地。感謝互聯網，它逐漸消弭了一些壁壘。感謝大數據，因為在這個新生事物面前，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落後的西南地區，都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誰佔了優勢，誰就有機會。

浙江人馬雲還為它做廣告。兩年前，馬雲說：「如果大家錯過了三十年前廣東、浙江的機遇，今天一定不能錯過貴州。」今年到貴州，他又說：「關於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討論感覺應該發生在矽谷，而跑到貴州來討論，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談到貴州的優勢，馬化騰去年曾特別提到，貴州有很多優勢，水電充足、電力便宜，山洞裡恆溫恆濕。騰訊正考慮在貴州建立一個大數據的災備中心。

福建驕傲幾許？

在傳統行業里，福建一共有兩張名片。一張是晉江系，在廈門，安踏、特步等幾個運動品牌的大樓面朝大海又互做鄰居。一張是名聲相對不太好的莆田系，他們在全國各地開設私立醫院，專治男科、婦科、不孕不育、整形，等賺夠了錢，就回家建廟。

福建人敢闖敢拼，《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 100強中有31人是閩籍人士，他們的生意遍布東南亞。互聯網時代，福建人的經商能力又一次凸顯。獨角獸頭部企業里，美團的王興、今日頭條的張一鳴皆來自福建龍岩。這兩位家境都非常富裕。

只有蔡文勝出身貧寒，高中沒畢業就輟學了。等美圖上市后，他感謝一大溜的貴人，並留下一句名言：你的朋友是什麼人，你就會成什麼人。

福建當地也有一家估值800億元的獨角獸，它叫寧德時代，專做新能源電池。只有一家也無所謂，因為福建人的創業精神正在全球發芽啊。

作者：高利民

來源：大象公會（ID：idxgh2013），發佈於2014年12月31

上海是政府管理能力、效率和服務意識最好的城市，而且也是人才引進獎勵制度最完善、規範的城市，但這些優點，有時恰恰妨礙出現創業者。

你能想起幾個最近十年在上海崛起的民營企業品牌？

幾乎沒有。如果換做北京、廣東、福建、浙江，許多人都能至少說出一些。

△ 2014民營企業500強各省區市企業數量

這是令上海倍感尷尬的一點：作為一直以來內地的經濟中心，上海聚集了大量跨國企業、著名國企、民營企業的區總部，幾乎能找到所有世界知名企業。但卻極少有本土的創業企業，也很少生長著名的品牌、專利。

上海規模民營企業，大都集中在傳統製造業和商業領域，極少有高科技型企業。以專利數量論，北京專利數僅次於廣東，但每萬人擁有的有效專利數則高居全國第一，接近上海的2倍。即使刨去其家科研院所的成分，其絕對領先也不容置疑。

那麼，水面下的冰山呢？截止2013年末，各地註冊商標數排名是：廣東（112.7 萬）、浙江（86.4 萬）、北京（46.7 萬）、江蘇（45.9 萬）、福建（40 萬）、上海（36.4萬）。人口多於北京的上海卻被北京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

△ 截止2011年部分省市有效發明專利量及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情況

然而，在城市中，上海卻是公認政府管理最精細、效率最高、服務意識最好的城市，為吸引人才、鼓勵創新不遺餘力。或許，正是這種強烈反差，才會有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著名的俞氏一問：上海為什麼不出馬雲？

缺乏空間的土壤

其實，早期的上海也曾是創業家的樂園。

19世紀中期后，上海先後設立了英、法、美等國租界，逐漸形成了脫離於清政府權力，又享有國際交往的獨立空間，最早接觸到了近代化的經濟組織形式。

此後，上海逐步成為遠東的經濟、貿易中心之一，無數冒險者來到這片十里洋場，雖然當時的人們並不將此稱為「創業」，但許多工廠、商行都在此產生。

△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一景

真正的變化產生於1949年以後。由於上海出色的經濟基礎，被作為公私合營、貨幣改制等新政的重點地區。上海和工業基礎同樣雄厚的東北一樣，建立了遠比其他地區更完備的公有制體系。

這時的上海經濟到底比其他地區高出多少？

即使經歷了「三線建設」等為中西部輸血的過程，上海仍在改革開放前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它在計劃經濟中的地位，使之今日依然保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體系。

熟悉上海的外地人應該注意到一個現象：上海今天的國營商業企業依然無處不在。以超市為例，上海的社區型超市主要是聯華與華聯（現已合併為一家），兩者均為商業局下屬，比它們更小且遍布街巷的國字型大小超市還有可的、好德等。

幾乎不會有第二個城市，國營超市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與超市毗鄰的，還有很多國營飯館甚至理髮館——有些飯館嚴格堅持每天8小時勞動，午後有兩小時午休。不可思議的是，有些民營餐館會讓你覺得是國營的，裡面的服務人員不是外地小姑娘，而是一群本地阿姨。

這當然是50年代后公有制改造的後果，但其格局延續至今，還有賴於上海在經濟體制轉型中對就業問題的出色解決——它幾乎沒有經歷過其他相似城市那種劇烈的下崗社會鎮痛。其他地方轉軌過程中常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在上海引起的爭議也非常小。

△ 1956年，毛澤東在榮毅仁陪同下參觀上海中新紡織廠

與其鮮明相對的是重工業盛極一時的東北。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上海市政府官員卓越的管理能力。

不過，這卻日漸顯示出了另一面的效應——給新企業、新經濟勢力留出的空間太小了。

民營企業具有強大創新能力和社會活力的地區，無一例外都是國營企業不成氣候，計劃經濟體制薄弱的地方。國企比重較大的地區，國企多仰賴銀行低息貸款及國家特許政策等優惠維繫，而上海則仰賴高昂的地價，這使它們相對更理直氣壯，擁有無處不在的話事權。

為謀求穩定的市場地位，它們很容易通過政府制定各種細密的管治措施，構建維護壟斷地位的堤壩。而創業行為，本質上打破行業格局的洗牌行為，它當然為地位穩固者所不容。像「滴滴專車」最近被上海市交管局叫停這種事發生在上海，其實並不意外。

五道口與張江科技園

上海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1980年以後，上海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其經濟中心的地位受到浙江、廣東、福建的挑戰。直到九零年決定開發浦東新區，上海才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重新確立了自己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

這也給上海市應對創業問題提供了思路——典型的例子就是精心規劃設計的張江高科技園區。

為了形成像北京海淀區那樣的人才集聚效應，科技園區與新大學園區被安排得很近。這裡的馬路極為寬闊，馬路兩旁是整齊、漂亮的園區建築，但幾乎沒有生活氣息，看上去很像一塊北京的飛地。

△ 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

問題是，這塊精心設計的園區，只適合已成規模的企業入駐，而不是在這裡創業。一般的創業者很難在此找到合適的低成本住房、餐飲等條件。

如果類比北京海淀的五道口，這種精心的規劃其實是不利於創業的。

五道口之所以成為懷抱IT創業夢者心中的「宇宙中心」，除了周邊高校和IT企業雲集外，附近多為小而老舊的小區，少有大規模的高檔社區，一到晚上滿街攤販。熱鬧、擁擠而富於生活氣息的五道口，是最不像北京的地方，倒像是老上海在北京的一塊飛地，但可為夢想家們提供就近且便利廉價的棲息條件，如果實在沒錢，他們甚至可以混進學校宿舍。

如果中關村和五道口像張江高科技園區一樣，寬闊的馬路兩旁只有敞亮巨大的辦公室，街道上看不見閑雜人員，一到下班時間，大家就一鬨而散趕路回家，它斷不會像今天這樣每天誕生無數的創意和新企業。

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的街道規劃方式，也被批評為大而無當——華爾街摩天大樓之間的街道非常狹窄，臨街密布著咖啡館之類的談話場所，兩棟寫字樓里的生意人突然有想法時，可以非常便利地約談碰撞，而陸家嘴那些寫字樓里的人，要和對面大樓的人當面交流，必須橫過極為寬闊的馬路，是繞遠路，還是打計程車，頗費思量。

△ 從紐約曼哈頓東部的克萊斯勒大樓向下看，紐約的街道與上海浦東新區相比十分狹窄

好在上海市政府注意到了這個批評，於是有了一個可以不用橫過馬路的補救措施，在幾棟摩天大樓之間修了一個巨大的陸家嘴天橋。可惜遼闊的張江科技園就很難照此辦理了。

創業者需要的往往是一種寬鬆的環境，成本低廉，又在空間上充滿聯繫，容易溝通。這是規劃者最不擅長的事情——歷史上，沒有幾個創業中心是規劃出來的。

而且，也並沒有哪些人從出生起就帶著創業者的標籤。創業企業、創業者往往誕生於複雜的交匯之中，新增的城市移民、高校畢業生中創業比例都很高。

△ 陸家嘴天橋

上海自然知道這些人的重要性。它們也有著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引進位度，其積分方案、居住證福利在全國絕對屬於一流。

但這種優秀制度反而引起了一些負面效果。

被「格式化」的上海夢

1992年，上海常住人口是1280萬，到2013年底，上海常住人口為2415萬，11年凈增了1100多萬人，新移民佔總人口數的47%。

△ 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與國際通用年齡結構的對比

但是，深圳同樣新增1000萬移民，裡面出現了任正非、馬化騰等登上世界級舞台的創業者。而上海新移民中，卻沒有同等量級的創業家。

如果對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項奮鬥夢想的問卷調查，或許「上海夢」最單調實際，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夢想就要五花八門得多。

上海是引領房價的龍頭，並且是第一個因住房價格高漲出現全民炒房現象的城市。「炒房」重塑了上海人的觀念，它不但是上海人日常交流的必談話以甚至成為衡量成就的重要標籤。

房價貴使得1980年代以前普遍有房的上海人突如其來地享受到了「存量漲停」的福利，這筆意外的財富保障使得老上海人和老北京人、老廣州人一樣不思進取。

△ 1999—2010，上海房價與人均月薪走勢圖

對上海新移民來說，2008年前後，則是一條分界線。2008年前成功買房落滬的人，是「房產紅利」的最大得利族群，他們許多人通過買房攢房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2008年之後來滬的人，「落戶」一夜之間變成了「為房子而活的戰爭」。

對新移民來說，上海住房問題的影響來得遠比廣州、深圳甚至北京嚴重。深圳、廣州有大量城中村，北京雖然較少城中村，但其市政、社區和小區物業管理遠不如上海精細，雖然近年開始學習上海整治群租以及在住宅區辦公司的現象，但死角比上海要多得多。

這讓新移民的個人發展受到極大限制——沒有低價棲身的空間。當然，人們也可以認為，沒有低價住房，篩掉的大多是素質不那麼高的人才，上海需要的是高素質人才。

△ 白石洲，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多年來成為了來深打拚人員的聚集地

為吸引外地高素質人才，上海推出了提供留居上海的各項激勵措施，按2002年相關規則，獲得居住證七年後可申請上海戶籍。相比其他城市的粗放簡單，上海人以其特有的精密、認真，拿出一套「國內人才申領《上海市居住證》打分表」，使規則變得更清晰、透明，能極大程度地消滅作弊空間。這使得只有上海的居住證才是被外地新移民積極認真對待的。

但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在承接《戶籍的成本》課題時，仔細研讀這個打分機制對人才的激勵作用，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它實際上鼓勵的是外來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創業。

譬如，受聘的薪水、崗位級別、納稅數額、社保繳納越高，得分越高，它當然是「甄別人才」的合理衡量標準，但卻會讓一個積分很高的人在面臨創業機會時，陷入選擇困境——在離居住證、上海戶籍只有一步之遙時，創業往往意味著前功盡棄，畢竟白手起家創業期間，在薪水、納稅額、社保繳納的得分都會大幅下降。

雖然《上海市居住證》打分表中，有「人才在滬投資創業附加分」，但它的打分獎勵全部是以投資額和雇傭本地人數來計算的，實際鼓勵的是外地資本在上海辦企業，而不是在上海白手起家創業。這與通常人們說的創業完全不是一回事。

△ 某上海教育機構打出的招生廣告

有趣的是，《上海市居住證積分辦法細則》中「職稱」依然佔了很大權重，除了特殊技術崗位，職稱對民營機構組織來說，沒有任何價值，但這套打分體系，會使得不在國營單位的新移民，為了居住證去浪費時間報考「經濟師」這類毫無用處的職稱。

前面提到的房子，同樣是打分項目，買房加分，它起到了與房價上漲的相同作用——有錢立即買房。

所以，我們一點不難理解，新移民的「上海夢」是高度格式化的：房子。至於創業，最好還是到北京、深圳去碰碰運氣吧。

文章來源：商業人物

微信編輯：陳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