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哪個權力更大？

咸豐十年（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留守京城的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就當時的局勢進行商討，在取得一致意見之後，上了一道《章程六條折》。這道奏摺在晚晴外交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此後半個世紀清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和體制。

在此之後，大清專門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管理涉外事務，這個機構負責接收各國駐京公使呈遞的國書，也可以使咸豐這位大清皇帝避免接見外國人，他對接見外國人一向即鄙視又懼怕。

在設立總理衙門的同時，又任命了南北通商大臣，規定了通商口岸的事務由通商大臣專理，總理衙門不便遙制，這造成了外交上的分權，影響極大。下面主要就南北洋大臣作一些介紹。

通商口岸出現於19世紀40年代，中英《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上海、寧波、廈門、福州為通商口岸。清廷派欽差大臣管理通商口岸的事務，稱為「五口通商大臣」，通常是由兩江總督或兩廣總督兼理（一度由江蘇巡撫署理）。

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又被迫開放營口。煙台、台南、淡水。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天津為通商口岸，這11個口岸中，北方3個，南方8個。清廷又規定南方各通商口岸均由五口通商口岸大臣管理，因其常駐上海，所以又稱「上海通商大臣」。北方三口則設三口通商大臣，常駐天津。這就是南北洋通商大臣的來歷。

起初，南洋大臣的地位比北洋大臣的地位重要得多，因為南洋大臣管理的範圍廣，通商口岸的事務也多，但是南洋大臣的職權大小卻因人而異。

咸豐十一年（1861年）決定設立南北洋大臣后，南洋大臣由江蘇巡撫薛煥兼理，不久免去了他的巡撫職務，命他專任南洋大臣。清廷的本意是要薛煥能夠專心處理涉外事務，豈不知薛煥失去巡撫的職務后，處處感到困難。

他上奏說，他事權有限，經費困難，建議通商大臣的職務任由督撫兼任。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巡撫李鴻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這是他正式涉足外交事務，南洋大臣的地位因他而提高了。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兼任通商大臣，同治十二年以後，兩江總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成為定例。

北方三口通商大臣最初由崇厚擔任，同治九年發生天津教案后，改由直隸總督李鴻章兼任，從此，北洋大臣的地位高於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職權非常廣泛，據《光緒會典》載，「掌北洋洋務、海防之政令，凡津海、東海、山海關各關政悉統治焉」。

其實，北洋大臣的職權遠遠要超過上面所記載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還直接處理重大的涉外事務，並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人談判、簽約。

李鴻章從同治九年至光緒二十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因奔喪一度離任），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代表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再度擔任直隸總督，前後30年，參與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外約章的談判和簽訂，實際上清政府的外交大臣。

除了南北洋大臣外，其他地方督撫也經常處理涉外事務。光緒二十四年清廷諭令沿江沿海將軍督撫一律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以提高他們對外交涉的地位。

由地方督撫處理涉外事務，這是清代外交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需要。

清代承襲明代的閉關政策，盡量避免與外國人打交道，在《南京條約》簽訂前，清政府與西方世界幾乎沒有國家間的關係，所謂涉外事務，大量的是發生在沿江沿海的中外糾紛，這些事務由地方直接處理就可以了。

有時，外國人也提出到京城面見皇上，但是天朝皇帝是不肯接見「外夷」的。鴉片戰爭以後，大門洞開，中外交涉多了，國家關係開始建立起來，但是清政府仍然是被動的，它並不主動發展多外關係，也很少關心以外的事情，所謂外交，大量的是列強侵略而引起的事端和發生在國內的中外糾紛，其中又以通商和教案為多。

所以，這樣一些事務由地方督撫處理顯然也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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