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不傳之秘」

欲細」，藥量峻猛稱奇非為「秘傳」，琴心劍膽絕技是英雄，方葯合證仁術為真知。

治療疾病的關鍵在於辨證施治

我們知道，中醫治療疾病的關鍵之一在於辨證施治，要根據人體疾病的不同的表現，人體疾病發作的不同時間，人體的不同體質進行相應的調整。這樣才能起到良好的療效。在治療時，除了用藥合適以外，還需要根據疾病的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藥量。藥量的多少也對治療的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藥的量和種類的應用都得在疾病這個基本前提下才能進行。

用藥如用兵，藥量但為辨證施

如在傷寒論中，有些藥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決定一個方劑的名稱，這就是說如果方中的某一種葯的量增多或者減少的話，這個方劑的治療作用就會有所不同了。

如在《傷寒論》中，以治療表虛症為主的「桂枝湯」，如果將其中的芍藥量加倍，再加一味飴糖之後，就變成補虛止痛的「小建中湯」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湯」的「頭痛，發汗，汗出，惡風」變成了「小建中湯」的「虛勞里急，悸，衄，夢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煩熱……」。

◎藥量的變化決定藥方的主治

可見量的變化，可以決定藥方的主治情況。在這裡的藥量的變化應用，是根據疾病的不同的癥狀來辨證決定的。有什麼樣的證候才能用什麼樣的藥量，藥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需要隨疾病的不同表現變化。

◎藥量亦憑醫生膽略，應用還需順勢而為

藥量的應用也取決於每一個醫生的膽略。不能用一種簡單的機械模式來治病，也不能單靠書本上說的葯的量來衡量一個病人該用的量，因為每一個患者的具體情況是不同的。應該憑病人的體質及疾病情況，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該用多時用得少，那麼將會杯水車薪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從而延誤病情，古代醫家說用藥如用兵，要根據疾病的情勢來應用，很多藥物，不能機械地依據某一種固定量，這也是中醫學辨證施治的一個具體體現。

醫林大家方葯軼事

自古及今，醫林中有不少用藥獨特的實例，其藥量之大，之奇，遠遠超出常規。但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辨證后才使用的。

◎範文甫先生，用藥峻猛

如：寧波名醫範文甫先生以擅長使用猛葯峻劑著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醫之運用古方，如將之使用重兵，用藥得當其效立見。」

他辨證準確，用藥果斷，

如用越婢湯治風水，麻黃常用到18克，治小兒麻疹閉證竟一次用到了24克；

用急救回陽湯時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讓人聽到都會感覺吃驚。

熱性藥物的這種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讓人感覺藥量不輕，而范先生行醫的地方是江南熱帶地區，如此大劑應用麻黃、附子等熱性葯更屬非常少見之舉。

◎張錫純先生，「石膏」達人

張錫純先生是民國時期的中西醫結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稱，有「張石膏」之美譽。他認為石膏系陽明實熱之「聖葯」，遇實熱熾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兩或七八兩。頑症亦往往因他用藥而豁然而愈。他初次重用石膏是從7歲兒子開始的：

第一次用30g熱稍退，加至60g熱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晝夜間共用石膏180g。

◎陸仲安先生，重量「黃芪」愈胡適

民國年間的名醫陸仲安先生則因為擅用黃芪著稱，並且用量很大，每至8～10兩，有「陸黃芪」之稱，曾為孫中山及汪精衛治過病。1920年11月，胡適患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久治不愈，判為「無法挽救，速備後事。」胡適在當時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並且主張反對中醫。病重無奈，胡適才請來陸仲安診治。陸診斷完畢以後說：「此事易耳，飲我此葯如不愈，惟我是問。」處方中：黃芪用至300g，党參用至180g，普通葯壺裝不下，只好用砂鍋來煎，由於劑量之大，「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胡適語）。但胡適的病竟由此治癒，協和醫院的專家會診確認無疑。

◎南陽張翰先生，峻猛「黃芪」藥到病除

有醫家善用黃芪則較陸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河南南陽張翰，字駿聲，光緒甲午舉人，精通醫術，袁世凱的兄長袁清泉有病，聽到張的聲名急迎來診。開藥不過四五味，而有黃芪2斤。袁世凱之子袁寒雲懷疑是寫錯了，持方詢問張氏。張舉筆改為32兩（老式計量單位是一斤等於十六兩），仍然是二斤，袁寒雲私改為半斤。次日複診，張指出他們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藥量，起身就要離開，寒雲道歉之後請他重新開方。張說：「不用換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貼痊癒矣。」服藥完畢后，疾病果然也痊癒了。

◎郭彭年先生，大劑「柴胡」愈鼻衄

晚清福建壽寧名醫郭彭年，在一次用藥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緒年間懸壺台江，有一舉子溫冠春，因日夜苦讀而成鼻衄，有時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時間很長才能停止，多方求醫治療能顯效。請郭先生診病後，先生給開一處方：柴胡250g，水煎當茶頻飲。有的醫生看了該方后吃驚地說：「柴胡性升發而動肝陰，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別的方法都已經試過了，權服一劑再說。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產生了，服了這個藥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吳佩衡先生，重量「附子」起死回生

吳佩衡，原雲南中醫學院院長，著名經方大家，擅用附子，有「吳附子」之稱。其用大劑附子治療垂危重症多例，令人驚心動魄，他在治療一例小兒危症時，根據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達到400g，且晝夜連進2劑，加起來一晝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當然，用藥獨特不是用來炫耀神奇，也不是一味蠻幹，必須膽識兼備。分析上述醫案，用藥者都是學驗俱豐的醫學名家，他們在辨證準確的前提下，方能胸有成竹，有膽有識。範文甫先生說過：

「臨證處方膽欲其大，而辨證審因，務須細心。」

吳佩衡先生擅用大劑附子總結了辨識陰證的16字訣：身重惡寒，目瞑嗜卧，聲低息短，少氣懶言。

善用石膏的張錫純先生說：「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試驗加多，以盡石膏之能力乎。」

善用峻葯亦從親身嘗試得來，首先「驗之於己，而後施之於人。」張翰先生善用黃芪，也是因為：「虛弱老病，非黃芪不能補，理甚易明，惟分量須有把握耳。」

所以認證準確，胸有定見，才能放膽投用峻葯，這就是在用藥過程中所說的「藝高才能膽大」。中醫用藥的所謂「不傳之秘」，並不是藥物本身決定的，而是由於如何根據疾病的特點及藥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證施治，藥量無論大小，都是以此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