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火車車廂是個小社會，他用鏡頭記錄他所看到的中國

大哥大、燙髮、印有電影明星照片的T恤、便攜電視機等等，勾起令人難忘的記憶。

攝影師在混亂中尋找趣味，用幽默化解現實壓力，一個眼神、一個小動作看似平常，實則令人回味無窮。

• 作者：王福春

•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出版公司

• 出版時間：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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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春乘坐火車上千次，行程十多萬公里，拍攝萬餘張底片。《火車上的人》精選其中114張，包括37張以往畫冊中都未出現的作品。這些黑白紀實攝影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人旅途生活的真實瞬間，有些場景在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打麻將、集體做廣播體操、帶寵物上車；有些場景似乎從來不曾改變：孩子送別親人時的哭鬧、站台上小販的叫賣、情侶間的含情脈脈、車廂里的擁擠不堪……來自天南海北的人迅速熟絡起來，生活臨時交織在一起。豐富的影像呈現一種久違的濃烈的人際關係，展示一個流動的。

王福春： 1963年考入哈爾濱鐵路局綏化鐵路機車司機學校， 20 世紀80年代就讀哈爾濱師範大學攝影專業，曾任哈爾濱鐵路局科研所攝影師、編輯。 2002年遷居北京，現為自由攝影人。拍攝有《火車上的人》《蒸汽機車》《黑土地》《東北人家》《東北人》《東北虎》《捷運里的人》《天路藏人》《人影像30年》等攝影專題。第十七屆全國影展金牌獲得者，第三屆攝影金像獎得主，被攝影家協會授予德藝雙馨優秀會員。被《攝影家》雜誌評為2008—2009年度「最具有影響力攝影家」。2010年在西安參加《見證：紀實攝影20人》展覽並被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報道。2010年被《文明》雜誌評為「文明經典傑出攝影家」和「文明傑出攝影家」。2014年被IPA（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評為全亞洲最具影響力的30位攝影師之一。2015年《火車上的人》參加北京國際攝影周展覽，攝影作品被典藏。2016年《火車上的人》獲美國洛杉磯攝影節社會紀實攝影傑出貢獻獎。

自序

我是鐵路運輸系統的一名自由攝影人。早年畢業於鐵路機車司機學校。參加工作后，曾在列車上做過檢車員工作，對鐵路有著特殊的感情。從事攝影工作后，我的鏡頭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關注人們的旅途生活狀態，十幾年來，我北上漠河，南下廣州，西奔格爾木，東至上海……乘坐列車上千次，行程十幾萬公里，拍攝近萬張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記。

生活就是這樣，時間與空間在交織交錯，在列車啟動時，窗外還飄著鵝毛大雪，一覺醒來，又發現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當我的鏡頭聚焦莘莘學子苦讀時，身後還響著搓麻將的雜訊，另一車廂里有小女孩望著車窗外默默地發獃。那麼，迎面駛來的列車裡又會發生些什麼呢？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在開往南寧的列車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滿身汗泥，倚在車門頭，站著就睡著了。我看著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鐘，我不能給她幫助，心裡十分難受和自責。就在快門釋放的一瞬間，我的心被刺痛了，憶起了自己苦難的童年……

我躺在卧鋪上怎麼也睡不著，孩子滿臉流淚的可憐相不時浮現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喚媽媽的聲音，一直響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歲那年失去母親，五歲那年失去父親。那時還沒有記憶，想象中比她哭得還厲害。到現在我也記不清母親父親長得什麼樣子。打我記事起，是嫂子帶著我，她像對自己孩子一樣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還是母親之愛？我說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這種愛，彌補了我心中的傷痕。

1987 年 5 月，那場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我和新華社記者王建民、解放軍坦克四師作訓參謀王永剛在河灣林場和軍民奮戰了四天四夜。臨回來我登上了漠河—齊齊哈爾的列車。我一上車，就發現車廂里擠滿了投親的災民，大包小裹，滿臉愁雲，不時地聽到小孩子的哭叫聲和老年人的呻吟聲，那情景真好像發生過一場戰爭似的，心裡很沉重。我在列車上採訪了列車員為災民發送麵包和菜湯、哈爾濱急救中心的大夫為災民送醫送葯的情景。在採訪中，我發現了一對年輕夫婦和老太太抱著一個在大火中降生的嬰兒，他們什麼都沒有從家裡搶出來，唯一將孩子抱了出來。我馬上找到車長彙報了這一情況。車長和餐車主任很快為產婦送來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外加兩個荷包蛋，感動得一家人握著車長的手不知說啥好。列車長將孩子抱在懷裡，親如一家人……這些感人的鏡頭被我一一記錄下來。我看他們一家人穿得很單薄，順手將我穿的一件新軍大衣送上去說：「留在路上防寒用吧。」這是我從部隊複員回來唯一的一件紀念品。在我從家裡出來時，我愛人就對我說：「你看誰困難，就把大衣送給誰吧。」沒想到，軍大衣終於派上用場了。

我這個人是興奮型的，一拍片，就來精神。這些年養成了壞毛病，患了神經官能症，晚上經常睡不著覺，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心裡直翻個兒，那個難受勁兒就別提了。靠吃安定睡覺，最初吃一粒，到後來四粒、五粒都不管用。說也奇怪，在火車上，一躺下，列車把我顛得左擺右晃，有時會有把五臟六腑顛出來的感覺，伴著車輪隆隆聲，很快入睡。可一回到家裡，一靜，反倒睡不著了。

很多人坐火車不習慣，睡不著覺，而我正相反。這些年總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車上百次，也許習慣了這種環境。一次，我睡在中鋪，睡到半夜正香時，被下鋪一位老太太叫醒，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一問才知道，原來我的呼嚕聲太大了，影響了大家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老太太說，她一夜沒合眼，我聽了這話，心裡這個不好意思，趕緊說：「對不起！」

1998 年4 月，我隨李振盛老師去齊齊哈爾，採訪三十多年前滿身戴著毛主席像章的解放軍戰士王國詳。在返回的列車上，我與《江城晚報》記者小車同行。上車后，一回頭看見了身著黃色袈裟的年長和尚正手持車票找鋪位，找到鋪位后我們坐到了一起。在交談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歲的老方丈，前來齊齊哈爾寺院看望他一百多歲的師父。我看小車和他談得很親熱，我拿起相機拍了起來。突然，小車說：「您老人家給我看看病唄。」老方丈說：「你有什麼病？紅光滿面的。」說完站了起來，順手從褲兜里掏出一副潔白的線手套，戴在手上，順勢將左手兩指托住小車的手腕，右手兩指按住脈穴，號起脈來。這時，看我手持相機，他順口說：「別照啊！」我聽后沒做任何反應，下意識地舉起相機，就在我迅速調焦的一瞬間，與他一雙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這一難得的鏡頭。

那明亮的眼神，那潔白的手套，那聖潔的心靈，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授不親的規矩……都融入了這一瞬間。

我沒能尊重他老人家，心裡很愧疚。有時心裡很矛盾，不知道該怎樣才對。攝影這行當是帶有侵犯性的。有些鏡頭可遇不可求，像這樣的鏡頭，恐怕今後不會再遇上了。

1999 年 5 月 23 日，我剛從澳門採訪歸來，興奮還沒有消除，又在廣州登上了九龍—上海的 100 次旅遊列車。經過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早上起來，習慣性地背上我的小徠卡相機，到車廂里轉轉。當我來到 10 號車廂時，眼睛頓時一亮，一群穿紫紅色袈裟的喇嘛興高采烈地望著窗外的景色，有說有笑，於是我拿出相機就拍。就在這時，一個臉圓圓的胖乎乎的年輕喇嘛笑著對我說：「嗨！好面熟啊！」我也覺得他眼熟，好像在哪裡見過。我隨後問：「你們是哪個寺院的？」「我們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來了，我曾四次去甘南。於是我們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議為他拍照，他高興地向我點點頭，我正要按快門時，他從懷裡掏出一條金黃色的哈達，兩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獻上。我心裡一陣激動，同時按下快門。

在列車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車晃動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車工作人員的誤解；既要忍受個別旅客的刁難，又要忍飢耐渴抗高溫不怕疲勞。 1995 年盛夏，列車通過「火爐」武漢時，車廂里溫度高達四十多度，旅客嚴重超員，人挨人，人擠人，寸步難行。熱得我渾身是汗，頭髮跟水洗過一樣， T 恤衫全部濕透，必須到餐車要鹽面沖水喝補充鹽分。紅色T 恤衫干后結成一層白花花的鹽鹼，我真想留作紀念，由於隨行衣服帶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終因流汗過多，加上一路過度疲勞而虛脫暈過去。

1991 年，一趟哈爾濱—上海的列車超員兩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廁所里、過道里擠滿了人，我夾在人群里，擠也擠不過去，想出來也出不來，卡在中間一動不能動，趁列車來個緊急制動，好不容易才擠出人群。我要到另一節車廂去，只能下車走，可我還沒走到那節車廂的車廂門時，車就開了。我趕緊跑兩步，順手抓住車門欄杆把手。列車在站內運行時速度還很低，身體還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車速快了，我的身體開始傾斜飄起來了。就在這關鍵時刻，車門「咔啦」一聲打開了，列車員和幾名旅客把我拽上車，我坐在地上呼呼喘著粗氣，蒼白的臉上淌著虛汗，十多分鐘站不起來。到現在我也記不清那是什麼站，一想起這些，心裡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很多人說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車走，我說不上不行呵！我的攝影包在車上，裡面有鏡頭膠捲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攝影人生中刻苦銘心的最危險的經歷。

常有朋友問我：「你在列車上拍片，遇到過麻煩沒有？」我只是笑笑，這種笑其實是一種苦笑，其背後有一種難言的痛楚。

列車上最忌拍片，生怕我給曝光什麼。有時車長很客氣地給我讓到軟卧車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煙，到點叫我到餐車用餐，其實是把我軟禁起來。我背著相機到車裡串來串去，車長不解地說：「給你軟卧，你不休息，到車廂里串什麼？」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時為了解除車長的顧慮，我將拍好的照片和發表照片的報紙雜誌給他們看，一再解釋，我拍的是旅客生活，與車上無關。有時，我為了不打攪車長，下了這趟車，又上那趟車，在車廂里擠來擠去，拍來拍去，好多鏡頭都是這樣拍的。

常言說：「不怕賊偷，就怕賊瞅。」我在車廂里一次次串來串去，眼睛不時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覺性很高，提防我，暗地裡通報乘警，警察審查我，看我的證件，弄得我哭笑不得。還有一次，我在車上被人誤解，不由分說，被人奪走了相機，列車長、乘警都不向著我說話，弄得我有理也說不清。

我從小喜歡畫畫，夢想當畫家，憑著我這點天分，一直從事美術宣傳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進了攝影圈裡，真有一種誤入歧途和上賊船的感覺。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條道跑到黑。

我這人生來頭腦簡單，屬於真正的東北人，幾句好話下來能把心掏給人家。我覺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樣的，做不好人，同樣也做不好事。愛說實話，傷了不少人。我愛人常勸我學著會說點話，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這把年紀了，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真是江山難改，秉性難移。

朋友單一，只有攝影朋友，愛好單一，只會攝影，整天忙於攝影的事，在家裡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說話張嘴攝影，閉嘴攝影。一次同影友馮羽去外地同住一室，睡到半夜把馮羽吵醒了，馮羽說：「你說夢話還說攝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攝影令我這樣痴迷。

一晃我退休了，本想在家陪伴老伴玩一玩，可就沒這個時間，總也靜不下心來，還是往外跑，比在職時還忙。看看左右，陞官的陞官，發財的發財，再看看自己，兩手空空，一貧如洗，還住在斗室里，真對不起多年支持我的老伴。好在有一堆數也數不清的廢底片，學阿 Q 精神，打腫臉充胖子，硬充精神富有。

回想起這麼多年，風風雨雨過來了，是苦是甜我說不清楚，總覺得在攝影上感情投資太大，付出太多。我曾兩次摔成肋骨骨折，三九天掉進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車扎進興凱湖，又不小心滑倒將左腿脛骨摔成骨折，順勢掉進無底的鏡泊湖，若不是影友長江和女兒把我救上岸邊，恐怕早就沒了性命。別人說我多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的光，有福氣。但令我欣慰的是攝影回報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錢，而是攝影給我的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給我的家庭帶來了無盡的歡樂。攝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我這顆掛滿傷痕的心，得到了一絲甜甜的慰藉。

我不再為獲獎而遠行，這麼多年為了攝影創作我幾乎跑遍全國。當我站在家鄉這片黑土地上，一種久違了的鄉情湧上心頭。看到什麼都可愛，都格外親切，家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須表白自多情。就連一束冰凌、一枚雪花，以至一粒小小的北國紅豆，都讓我動情。也許，這就是我尋覓多年的兒時夢……

在的版圖上，鐵路運營里程達 6 萬多公里，然而鐵路線的人均擁有量只有一支香煙那麼長。鐵路的年人口流動量曾達 10 億多人次，買票難，乘車難的現實讓人難以承受……《火車上的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寫下了世紀末鐵路這段無法忘懷的歷史。

我很慶幸自己與鐵路結緣，拍下了火車上的時代變遷，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鐵魯夫速發展的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