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與中國經濟40年

6月7日，2017年聯考正式啟幕，而這也是1977年恢復聯考制度以來舉辦的第40次全國聯考。作為遴選人才的基礎制度，被稱為「第一大考」的聯考不僅見證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成長，更與經濟的發展與變遷過程緊密相連。放眼過去的這些年，與聯考制度一起發生巨變的，還有人口紅利褪去后，的經濟戰略、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

世界第一大考的煉成

如果提起這幾十年來對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制度，聯考絕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上世紀70年代，與改革開放「不謀而合」，聯考制度重啟。1977年，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當年起，對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製度，積壓了整整10年的考生湧進考場。這一年，全國有570萬人報考，全國高等學校錄取新生27.3萬人，錄取率不到5%。幾乎在同一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8年後，教育部出台規定，可以從參加統一聯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數國家計劃外的自費生。一向由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同年，從美國引進標準化考試，首先在廣東省進行了英語、數學兩科的試點。

1999年，聯考制度經歷了又一次重要轉折，黨中央、國務院做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重大決策。當年，參加聯考人數和錄取人數分別為288萬人和160萬人，錄取率史無前例地達到了56%的水平。高等教育開始向著「普及化」的方向邁進。此後，的高校擴招每年都以幾十萬人的速度遞增。大學招生人數從擴招前1998年的108萬人，激升至去年的700萬人左右，錄取率最高曾在2013年達到76%。

時至今日，聯考的不斷普及使得這項考試被稱為全國甚至世界第一大考也並不為過。2009年，英國就有媒體曾用「、世界最大規模的考試」為題來報道當年的聯考。《紐約時報》則用的一句俗語「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聯考參與規模的龐大以及競爭的激烈。

40年後，當我們回顧改革發展的成就，毫無疑問，參加聯考，走進大學的人已成為主要的推動力量，他們給社會帶來了新思想，新技術，新價值，新共識，他們其中有相當比例已經成為現在各行業的中流砥柱。

「而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擴大，則有力地促進了人力資源開發水平的提升，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及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快速提高，也使我們國家在未來的國際科技和人才競爭中搶佔了先機。」教育部去年曾這樣評價1999年的高校擴招決策。

在被稱為「聯考擴招之父」的經濟學家湯敏眼中，1998年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啟動擴大內需策略，鼓勵買車、買房，「當時我發現，和一些人均GDP不如的發展家相比，的高等教育水平仍存明顯差距。在當時的背景下，高校擴招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勞動力供求2.0時代

人口紅利消失之後，勞動力無限供給不再是經濟發展的特點，人們越發意識到，經濟增長的不竭源泉是生產率的提高。在這一過程中，聯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用高等教育人才的大量儲備來替代逐漸弱化的廉價勞動力優勢，才能帶來新的知識紅利。

在北京大學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鑫海看來，的經濟發展從勞動密集型開始，但勢必不能長期停留在這一階段，不能永遠做「世界工廠」，而聯考的重啟和擴招正式與經濟發展需求，尤其社會和市場對於勞動力的新需求吻合的。

「我們勞動力供求關係變了，而且是根本性的變化，不是周期性的變化。這個關係變了之後必然延伸出很多可能性，其中有一條是產業結構加速調整。未來產業結構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來調整，調整就需要人力資本的提高。勞動者從勞動密集型的二產轉向勞動密集型的三產、轉向技術密集型的三產，需要受教育年限兩年甚至到四年、五年的情況，目前的技術水平下需要這麼高的人力資本要求。從2000年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普查結果來看，這10年間，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只提高了1.3年，所以教育一刻不能停，不能延誤。」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高校擴招的附帶效應之一就是拉動了高中入學率的提高，兩者共同增加了新成長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哈里·科斯曾公開表示，缺少的是思想的市場、創意的市場。「創意的市場從哪兒來？不可能到立交橋下的勞務市場得來，不可能從保姆市場得來，只有在大學校園裡面才可能形成思想的市場。」蔡昉表示，將來不僅產業結構要調整，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都需要變化，需要一批有思想、有現代意識的青年人，從這個意義上，高等教育也要大發展。」

近兩年，創新愈發成為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新動能中的重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大量高等教育人才儲備做鋪墊，一切就只是空中樓閣。」王鑫海表示。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和美國高等教育的差距在擴大，而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在不斷加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不可否認，因為到了高收入階段，每往前增長一步都得靠創新，都得靠生產要素的進步，如果人力資本不足以支撐這個水平的創新，那麼面臨一個國家和經濟體的命運就只有相對的『退步』。」業內專家表示。

高等教育過剩的風險仍存

40年間，聯考在爭議中不斷改革，在改革中不斷前進，在前進中不斷完善。

業內有觀點稱，高等教育成本分擔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過快速度引發的。「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應該是平穩的，是在分析各種教育經費來源和變化趨勢的基礎上科學規劃的結果。」專家稱，高等教育必需以教育質量為先導，當生均教育經費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或下降時，教育質量就可能出現問題，而這也是現階段在發展高等教育過程中必須正視的問題。

而王鑫海也表示，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度越來越高，高知識人才的供應與市場需求的脫節也愈發明顯，再加上勞動力成本與日俱增，以及人工智慧的興起對於各行業人才替代度越來越高，目前高校畢業生已經出現了約為10%左右的人才過剩，致使越來越多的領域出現就業難與招工難並存的局面。

牛津經濟研究院最新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去年的勞動力成本預計僅比美國低4%，而早在2012年時，的勞動力成本就已經接近美國。

「在革新和完善中，聯考制度可能還會面臨更多的變化，但同時也會變的更趨完善、更理性，聯考的生命力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蓬勃旺盛著，釋放著更明確的存在必要性和重要性。」專家表示。

北京商報記者 蔣夢惟